劉少奇的歷史地位

20世紀在中國這塊古老大地上掀起的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其規模之宏大、情況之複雜以及它的長期性、艱鉅性和徹底性，同世界上任何一次革命相比都毫不遜色，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正像每次偉大歷史事變都會產生偉大人物一樣，劉少奇便是中國這場偉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領袖人物。他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都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這些燦爛群星中，劉少奇又具有自己的獨特歷史地位，概括地說，那就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和領袖，中國共產黨在白區工作中正確路線的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和卓越領導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大師。

　　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和領袖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但在它誕生前，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還處在自發和零散的狀態。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一開始所做的就是兩件事：一件是宣傳馬克思主義，一件是領導工人運動。中國的工人運動，從此走上自覺地為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的道路。劉少奇的革命實際活動一開始，就是投身到工人運動中去。同其他領導人相比較，劉少奇從事工人運動有這樣兩個特點：

　　一是時間長，功績顯著。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的重大事件，劉少奇幾乎都參與了，並且做出了重要貢獻。擇其要者有：

　　1922年劉少奇參加領導聞名全國的安源大罷工。“二七慘案”後，在北洋軍閥的血腥鎮壓下，全國工人運動轉入低潮，唯獨安源工會在他領導下繼續得到發展，被譽為“碩果僅存”①。1924年劉少奇領導重振漢冶萍總工會，當選為委員長。漢冶萍總工會是當時全國最大的產業工會。1925年他主持籌備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當選為第一屆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1925年劉少奇在上海參加領導五卅運動；1926年在廣州代理全總委員長，參加領導省港大罷工；1927年兼任湖北全省總工會秘書長，領導武漢工人收回漢口英租界。1933-1934年在江西中央蘇區，劉少奇領導了中國第一批無產階級企業。1948年4月他指導召開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恢復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解放後，劉少奇仍負責指導工會工作。

　　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劉少奇就是全國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鄧中夏，評價劉少奇領導的安源工人俱樂部和漢冶萍總工會是“全國工會中組織最好的工會”，說“劉少奇同志是我們工人階級最奮發、最勇敢的一位戰士”②。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國民黨人士也公認劉少奇“乃最忠實的工人領袖”③，說“劉（少奇）同志盡瘁國事，服務勞工，五卅運動勤勞卓著，正民眾擁護之人”④。

　　中華全國總工會從1925年5月成立到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停止活動，其間共召開8次全國勞動大會或工會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過8屆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機構--執行委員會。劉少奇是第一至第四屆全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第六、第七屆的名譽主席。

　　二是有著豐富的理論建樹。劉少奇在長期從事工人運動的實踐中，系統總結工人運動的實際經驗，寫下許多造詣精深的理論著作。1988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合編了一本30多萬字的《劉少奇論工人運動》，彙集了他在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在眾多的中國工運領袖中，劉少奇論述工人運動的理論著作最多、最系統、最深刻。

　　　　　　中國共產黨在白區工作中正確路線的代表

　　1945年4月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劉少奇有一個重要評價：“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他“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範。”1953年，高崗曾私下散佈議論對這一評價提出懷疑。事實證明，《決議》中的論斷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由此開始的10年內戰時期，共產黨在兩條戰線上進行著鬥爭：一條戰線是武裝反抗國民黨，建立紅色革命根據地；另一條戰線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即白區建立秘密工作，發動群眾，配合土地革命戰爭。劉少奇在白區工作這條戰線上為中國革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他的白區鬥爭經歷分為兩段：

　　第一段是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1932年冬，劉少奇先後在天津、北平、奉天、哈爾濱、上海等白色恐怖嚴重的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眾所周知，這段時間中共黨內發生過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受到一些堅持從實際出發的同志的反對。在關於白區工作方針問題上，劉少奇強烈抵制種種“左”的做法，寫文章批評中央對白區工作的錯誤指導，提出一系列後來被證明是較為正確的鬥爭策略。但當時的中央指責這些言行是嚴重右傾，撤銷了他的中央職工部部長職務。差不多與此同時，毛澤東在蘇區軍事戰略等問題上同錯誤路線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被撤銷紅一方面軍政委等職務。可以說，在這一時期，毛澤東、劉少奇是堅持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的兩個代表人物。

　　第二段是從1936年春到抗日戰爭爆發，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領導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東北等整個北方的白區工作。他在局勢複雜、條件困難的情況下，大刀闊斧地推行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確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肅清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等統治白區多年的“左”傾路線影響，在短時間內開創了新局面：恢復和重建了各級黨組織，發展了大量新黨員，一批高級幹部被營救出獄派往各重要崗位，通過抗日團體吸納了大批群眾積極分子，華北地區出現前所未有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蓬勃開展的強勁勢頭。這些成績歸結起來是兩個方面：一是白區黨組織的思想政治路線得到撥亂反正，能齊心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二是黨的隊伍和影響迅速擴大，形成一股比較強的力量。這對迎接抗日戰爭的到來是極為重要的準備工作。因此，抗戰爆發後，隨著八路軍開進華北，來自蘇區和白區的兩支隊伍、兩股力量匯合成一體，文兼武備，使中國共產黨能得心應手地建立起一塊又一塊黨政軍民機構齊全的抗日根據地。

　　在這一期間，劉少奇還做了一件大事，就是總結中共白區鬥爭的歷史經驗。1936年前後他撰寫了多篇關於白區鬥爭的文章，提出一整套策略方針。特別是1936年4月《關於白區職工運動的提綱》，闡明瞭白區鬥爭中的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等一系列重大關係。這是中共關於白區工作的第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文件。它的提出和貫徹，標誌著中共白區工作的根本轉變，成為指導白區鬥爭的綱領性文件。1937年2月至3月，劉少奇又連續給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等四封長信，回顧中共成立以來在白區工作中的歷史教訓，旗幟鮮明地提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在白區工作的指導方針上“是一貫地犯了‘左’傾冒險主義與宗派主義的錯誤”。劉少奇的這幾封信，為後來全黨總結歷史經驗、分清路線是非開了先河。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白區工作會議。劉少奇受中央委託在會上作《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全面回顧總結黨的白區工作，提出今後的指導方針。這個報告引起一些與會者的不同意見。爭論的焦點是對過去白區工作的評價。有些同志不同意劉少奇提出的過去白區工作中“存在著錯誤的惡劣的傳統，需要肅清與改變”。毛澤東在這場爭論中支持劉少奇的意見，肯定“少奇的報告是基本上正確的”，“他系統地指出黨在過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症，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稱讚“少奇對這問題有豐富的經驗，他一生在實際工作中領導群眾鬥爭和黨內關係，都是基本上正確的，在華北的領導也是一樣。他一生很少失敗，今天黨內幹部中像他這樣有經驗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⑤劉少奇在白區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和毛澤東肯定劉少奇意見的講話，衝破了統治白區工作10年之久的“左”的思想禁錮，把長期盛行的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的“革命”面具撕碎，引起黨內對“左”傾錯誤的警覺和反思。

　　現在回頭來看，當年白區工作會議上圍繞劉少奇的報告發生這場爭論並不奇怪。因為報告提出的問題這時大部分人還認識不到，在有些人看來過於尖銳和超前，況且劉少奇報告中也確實存在對白區艱苦條件下堅持工作的同志肯定不夠的缺點。但就總體來說，劉少奇指出過去白區工作“存在著錯誤的惡劣的傳統”，這一提法並不過分。延安整風中嚴肅地批判和清算了30年代前期的“左”傾錯誤路線，這就等於為白區工作會議上不同意見的爭論做了結論。

　　回顧中共白區鬥爭的歷史可以看到：劉少奇在白區工作中不僅業績突出，並且能堅決抵制“左”傾路線；無論是提出白區鬥爭的一整套策略方針，還是全面總結白區工作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劉少奇都是黨內的第一人。早在1941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對“劉少奇代表了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形成共識。經過延安整風中深入討論黨的歷史，這一點更為全黨所確認，寫進了黨的決議。毛澤東也明確說過：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黨在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的代表⑥。

　　由此可見，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劉少奇是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論斷，是正確的、恰當的。需要指出的是，這一論斷有著確定的含義。它所說的“白區工作”，是指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後的10年內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的秘密鬥爭；所說的“正確路線”，是相對於發生在這一歷史時期中的三次“左”傾錯誤路線而言。現在有一種廣義的“白區”的說法，時間跨度延伸到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地域範圍擴大到北洋軍閥統治地區、所有國民黨統治地區、日本侵佔的地區。這種劃分方法可以研究。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同《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說的白區的含義已經不一樣了。

　　　　　　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

　　列寧指出：“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⑦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便是這樣一個領袖集團。劉少奇是其中的一位主要成員。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劉少奇一直處於中共中央的最高決策層，是毛澤東的第一助手。

　　中國共產黨第一代成熟的領導集體，開始形成於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實際上成為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但在組織上只是補選為政治局常委。這以後又發生張國燾、王明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中央領導成員變動頻繁，很不穩定。後來經過延安整風，分清了路線是非，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空前一致，為中共在組織上形成穩定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鋪平了道路。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做了重大調整，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新的中央書記處，併成立由毛澤東任書記的中央宣傳委員會和由劉少奇任書記的中央組織委員會，領導黨的日常工作。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擔任黨的主席（即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劉少奇第一次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軍委副主席，事實上成為黨內第二把手。周恩來這時在重慶擔任中共談判代表團團長，朱德作為軍委副主席，也都在中央領導集體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944年5月，中共中央舉行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會議一開始首先通過一個決議，成立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五人組成的主席團，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書記處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1945年4月六屆七中全會結束後緊接著召開中共七大，五人主席團成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又作為中共七大主席團的常務委員，繼續負責中央日常工作。他們又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全部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50年任弼時逝世，陳雲補選為書記。1956年9月召開中共八大，八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上述六人組成中央常務委員會。1958年5月八屆五中全會增選林彪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但他因病很少工作，中共中央基本上維持著原來的領導格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改變。這一歷史過程表明，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為主的領導集體，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長期穩定的領導集體。正如鄧小平所說：“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⑧

　　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形成一個慣例：當毛澤東外出時，由劉少奇代理毛澤東的職務或代為主持中央工作。其中經中央政治局開會做出決議，明文由劉少奇代理毛澤東職務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第二次是1949年12月，毛澤東出訪蘇聯，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第三次是1953年12月，毛澤東去杭州休假和主持起草憲法，劉少奇又一次代理毛澤東職務，並主持召開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劉少奇是中共黨內唯一代理過毛澤東的黨中央主席職務的領導人。

　　建國後特別是中共八大後，毛澤東多次提議中央領導分成一線、二線，他本人退居二線，不再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並在適當時候不當黨的主席。後來的實踐表明，所謂一線、二線，在工作範圍和起止時間等方面沒有形成清楚的劃分，毛澤東事實上也沒有完全退居二線，但由劉少奇在第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在黨內是明確的。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毛澤東一般不再參加，由劉少奇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1959年4月，劉少奇接替毛澤東當選為國家主席。黨和國家的很多重大方針、決策，都通過他的報告或聲明向公眾宣佈。

　　毛澤東還不止一次地表明，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早在1957年，毛澤東在訪問蘇聯時就向赫魯曉夫介紹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1961年9月他在回答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提問“你的繼承人是誰”時，又明確地說：“很清楚，是劉少奇。”會談前他還向熊向暉等人解釋這一問題的由來，說：“在延安，我們就注意這個問題，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當時延安是窮山溝，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開八大，那是大張旗鼓開的，請了民主黨派，還請了那麼多洋人參加。從頭到尾，完全公開，毫無秘密。八大通過新黨章，裡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美國總統出缺，副總統當總統。我們的副主席有六個，排頭的是誰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劉少奇不是馬林科夫。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以前，兩個主席都姓毛，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⑨毛澤東還一再提議編輯出版《劉少奇選集》，中共中央書記處為此成立了專門班子並很快編出送審清樣。在當時領導人著作集中只出版過《毛澤東選集》的背景下，這是表明劉少奇是毛澤東接班人的又一個重要信號。

　　劉少奇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主要成員、毛澤東第一助手的這種地位，並不是哪一個人的主觀意願，而是歷史地形成的。1963年9月，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關於斯大林問題》時，把“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改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個三十年代，隨後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改動的這句話，大體揭示了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的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和卓越領導人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毫無疑問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都為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貢獻。劉少奇也一樣。例如他在抗日戰爭時期開闢和發展華北、華中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組織八路軍新四軍大規模進軍東北、主持全國解放區的土地改革等，對壯大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奪取全國政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勳。遠的不再說了，就說在籌備建國的過程中，他除同毛澤東等一起進行開國的決策、籌劃外，還做了不少獨到的事情。主要有以下幾件：

　　1948年3月起，劉少奇主持將晉察冀、晉冀魯豫兩大解放區合併為華北解放區，成立中共中央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華北軍區，創辦面向全黨全國的中央黨校（當時名為馬列學院）、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劉少奇兼任華北局第一書記。在他指導下組建的華北人民政府，成為新中國中央政府的雛形和基礎。華北解放區建立的各種政治、經濟制度，後來為全國所取法。

　　1948年9月起，劉少奇負責籌劃新中國的經濟建設。這年9月他撰寫《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10月至12月詳細修改《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12月在華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作關於新中國經濟性質與經濟建設方針的報告，9月和1949年1月兩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和接管城市的發言。他在這些講話和文章中，提出對未來新中國建設的一系列方針性意見：新中國成立後應實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其特點是過渡時期的經濟，由多種經濟成分構成，各種經濟成分都要得到發展；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家爭取用10年到15年時間和平地消滅資產階級，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些意見，對形成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基本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劉少奇到天津、唐山指導工作。當時在新解放城市中，相當普遍地存在工人自發清算資本家，甚至分店分廠等“左”的傾向。資本家停工關廠、抽逃資金等情況時有發生，勞資矛盾嚴重，導致工人大量失業，城市經濟滑坡。劉少奇視察期間發表了多次講話，解釋黨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這些講話對天津、唐山等地恢復生產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時也有效地遏制了“左”的情緒在其他新解放城市的蔓延。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認為少奇同志那些講話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那些講話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那時天下還沒有定，半個中國還未解放。我們剛進城，最怕的是‘左’，而當時又確實已經發生了‘左’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採取堅決的態度來糾正和防止‘左’的傾向，是完全正確的。”⑩

　　1949年7月，劉少奇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出訪蘇聯，就成立新中國及有關的政治經濟問題同斯大林和聯共中央交換意見。經過雙方會談，蘇聯決定第一個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同意向中國提供三億美元貸款，並立即派出200多位經濟專家隨劉少奇來華幫助中國建設。劉少奇的訪問獲得極大成功，為未來新中國爭取到了有力的國際支持和經濟援助。這對於新中國的順利誕生，打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孤立、封鎖新中國的圖謀，是非常重要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劉少奇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開國剛兩個月，毛澤東於1949年12月6日出訪蘇聯，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在這期間，劉少奇代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在開國之初面臨大量困難的情況下，處理千頭萬緒的內政外交工作，為鞏固新生政權做出了貢獻。1954年9月，劉少奇當選首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主持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國家根本政治制度，建立了新中國法制體系的基本框架。

　　1959年4月，劉少奇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65年1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連任。他擔任這個職務直到逝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新中國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都留下了他參與決策的印記。特別是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他思路開闊，勇於革故鼎新，並直接領導對教育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生產資料流通體制和經濟管理體制的某些方面進行改革。劉少奇還以國家主席身份，同很多國家的領導人會談雙邊關係和國際事務，多次出訪外國，為提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和改善同鄰國關係做出了重要貢獻。

　　劉少奇有著很強的理論思維能力，喜歡閱讀和著述，善於把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經驗經過總結和概括上升為理論。他曾經說：“沒有理論的人容易被‘俘虜’，被人家天花亂墜的話所迷惑。掌握了理論才能正確地指導工作。有些人不懂理論，又要站在指揮台上指揮，行嗎？不行。”（11）他一生筆耕不輟，又述又作，留下大量言論和文稿。近年來陸續出版的《劉少奇選集》（上、下卷）、《劉少奇論黨的建設》、《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劉少奇論工人運動》、《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劉少奇論教育》，合起來達220萬字。中央文獻研究室正在編輯《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預計可編成七八卷，約300萬字。

　　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劉少奇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汲取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多方面的理論貢獻。閱讀劉少奇的論著可以感覺到，無論是思想的深邃，還是論述的精湛，他都堪稱大師。毛澤東思想中的有些內容，是毛澤東、劉少奇等共同研究闡發的。其中有些觀點，是劉少奇先提出，經過毛澤東加工提高而成為毛澤東思想一部分的，如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處理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幾大關係等。此外，劉少奇還在不少方面以獨創性的理論成果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

　　關於工人運動和工會建設。劉少奇通過分析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特點和社會地位，論證工人階級必須掌握民主革命的領導權，並提出一整套工人運動的鬥爭策略和工會建設的基本原則。他在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所作《一年來中國職工運動的發展》的報告，論述工人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和職工運動方針。1927年在武漢撰寫《工會代表會》、《工會經濟問題》、《工會基本組織》三本小冊子，提出和解決工會建設中的三個基本問題。1932-1935年在領導蘇區工會工作期間發表《論國家工廠的管理》、《在蘇維埃政權下工會的作用與任務》等著作，是我國論述無產階級政權條件下工會建設和工人運動的第一批文獻，對後來根據地以至新中國的工人運動，起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戰爭時期發表的《工會工作大綱》、《論組織民眾的幾個基本原則》、《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等著作，總結中國工人運動的歷史經驗，揭示中國工人運動產生髮展的許多規律性問題。1951年所寫的《讀鄧子恢和高崗兩篇文章的筆記》，論述國營工廠的內部矛盾和新中國工會的基本任務，第一次提出國營工廠內部存在著“人民內部的矛盾”，“應該用同志的、和解的、團結的辦法來處理這種矛盾”。1964年提出實行固定工和合同工、臨時工並存，成為中國勞動用工制度改革的先聲。

　　關於白區鬥爭策略。劉少奇以他長期從事白區領導工作的豐富經驗，從理論上清算“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提出黨在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爭取群眾，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積蓄工人階級的雄厚力量，以準備將來決定勝負的鬥爭。”（12）他解決了在白色恐怖嚴重的白區從事革命鬥爭的策略問題，提出：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應採取以防禦為主的方針，儘量利用一切合法的鬥爭方式和合法的組織形式，特別注意領導群眾的經濟和政治的日常鬥爭，以爭取群眾和積蓄力量，並注意利用敵人內部矛盾，爭取一切暫時的同盟者，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去反對主要敵人。劉少奇關於白區鬥爭的策略思想，比較集中地體現在《論口號的轉變》、《批評“退出黃色工會”的策略》、《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關於白區職工運動的提綱》、《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區別及其聯繫》、《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等著作中。

　　關於黨的建設。劉少奇在黨的建設方面的貢獻十分突出，論著眾多，為大家所熟悉。最有代表性的是《論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這三篇。他創造性地建立共產黨員黨性修養的理論；提出中共“黨的建設中最主要的問題首先就是思想建設”（13）的建黨路線；最先把群眾路線概括為黨的根本路線，把黨的民主集中制概括為“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14），並做出一系列精闢的論述。他所寫的《論黨內鬥爭》，“理論地又實際地解決了關於黨內鬥爭這個重大問題”（15）。

　　關於毛澤東思想。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對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做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他在許多方面的思想觀點，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寶庫。他最早把毛澤東思想看成是一個體系，對它的內容進行梳理、歸納和闡發。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即《論黨》，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下了準確而科學的定義，做出全面、系統的概括和論述，使全黨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有了完整、鮮明的認識，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劉少奇曾說：“我們應該學會自己走路，應該根據中國的特點，採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建設。”（16）在研究中國國情和探索中國式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劉少奇提出了很多可貴的真知灼見。其主要觀點有：新中國成立後相當長時間內處於新民主主義階段，應該鼓勵多種經濟成份都得到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經濟建設是國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務；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社會主義經濟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多樣性和靈活性；社會主義社會要有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要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要利用、領導自由市場；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流通；農業可實行生產責任制，工業可試辦托拉斯，等等。他在這方面的一系列主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來源之一。

　　列寧說：“歷史早已證明，偉大的革命鬥爭會造就偉大人物，使過去不可能發揮的天才發揮出來。”劉少奇能夠成為久經考驗、出類拔萃的職業革命家和國家領導人，確實有許多高人一籌的地方。他在實際工作中善於總攬全局，提綱挈領，大刀闊斧地解決各種複雜棘手問題，因而多次在緊要關頭被中共中央派到具有關鍵意義的地方去打開局面。他又是一位多謀深思、高瞻遠矚的思想家，長於將龐雜的實踐經驗和紛繁的社會現象，經過縝密的思考，做出富有創見的理論概括。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廣闊舞臺使劉少奇得以充分發揮雄才大略，逐步構築起使他足以自立於世紀偉人行列的歷史地位。（黃崢）

　　註釋：

　　①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9頁。

　　②鄧中夏1926年3月3日在全國總工會召開的歡迎劉少奇大會上的講話，《工人之路》第249期，1926年3月4日出版。

　　③國民黨河南省焦作市黨部、河南省焦作市煤炭工會通電，1926年1月4日，引自《劉少奇年譜》第44頁。

　　④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致湖南省長趙恆惕的電報，《工人之路》第217期，1926年1月30日出版。

　　⑤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6月3日。

　　⑥轉引自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59頁。

　　⑦《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9頁。

　　⑧《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8頁。

　　⑨轉引自熊向暉：《毛主席對蒙哥馬利談繼承人》，《外交史資料》總第10期，1987年7月1日。

　　⑩《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05頁。

　　（11）（16）《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9、423頁。

　　（12）（13）（14）《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 34、327、358頁。

　　（15）毛澤東1942年10月9日為延安《解放日報》發表劉少奇《論黨內鬥爭》所寫的編者按語，引自《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06頁。　《歷史偉人劉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