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西庄村的牌楼
在侯马市铁岭关东二里处，有一个接官亭遗址，在考察驿道文化时，谁也没把这30平米的遗址当作一码事。后来在驿道的其它资料中发现，这虽然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但也是一个不该有误区。
在封建社会，官场有迎来送往的风气，外地官员到访或过境，当地官员要到接官亭迎接或送行，谓之接官。长亭接送原是一种人间情谊，“长亭迎远客，十里寄相思”才是其本意。后来迎送又演变为一种官场文化，作为一种习俗延续下来，所以有驿站的地方都有接官亭。官员被接入亭子，一番“别来无恙，贵体安康”的嘘寒问暖后，按“文官坐轿，武官骑马”的仪式，宾客被热情地护送到驿馆歇息。
古代驿道的接官亭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名曰“接官亭”的亭子，经过千百年的沧桑巨变，早已演变成封闭式的房屋或楼舍。侯马驿站东南这个接官亭，就是三间房子的遗址。
接官亭建筑不大，但统属驿站管辖，其影响力却不能小觑。明末义军首领李自成，原来是一名驿卒，后来被解雇后竟然成为推翻朱明王朝的首领。何况在迎来送往的官员中，有即将到任、执掌生杀大权的地方官，有途经过往、一诺九鼎的巡视要员，甚至还有来自京城的达官显贵，任凭哪一位官员都不可怠慢。外地官员的到来，往往影响着某些历史事件的走向。
三晋石刻大全“曲沃县革除乡庄给驿站出纳鸡鸭”石碑的简介
话说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因侯马驿站官员强征百姓的车辆马匹，无休止地侵夺百姓的鸡鸭禽类，在西庄镇激起民变。当时的曲沃县南有侯马驿，北有蒙城驿，背着“一县两驿”的包袱，百姓的负担异常沉重。乡民在曲沃县告状无人知会，诉状送到京城也渺无音讯。乡民更加义愤填膺，便群情激愤，推举王壮士率员赴京告状，控诉驿道官员的种种恶行。
监察御史沈甲鱼巡察蒲州路过侯马，恰好听到这些逸闻。沈甲鱼本名沈甲乙，是雁北人。他因心底阴暗，发财心切，总想靠揭露官员的“证据”捞取不义之财。他搜集“隐私”有时还不惜血本，一次为搜集平谷知县的“隐私”，竟让他老婆扮成“艺伎”，进知县府中陪侍半年，等拿到“确凿证据”后，又狠狠地敲了知县一竹杠，发了一笔横财。至此，沈御史又有了“沈甲鱼”的名字。此时他正想投巴结擅权乱政的宦官王振，便在“王壮士告状”一事上动起歪脑筋。申甲鱼回京后，想了一个借题发挥，拉近与王公公关系的办法。他以子虚乌有之事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地到处煽惑：“在侯马驿站歇息时，听说王壮士大骂王公公，说王公公扣押了上告的诉状，说王公公主使驿官为非作歹！”还说“王壮士率员赴京告状，还要控告王公公祸国殃民的罪行呢！”
王振听到这些谣言后，顿时气得七窍生烟，等王壮士一行到京后，他立即通知刑部，按“刁民祸乱”罪将王壮士一行处于极刑。王壮士之死虽然满朝非议，但却无法申冤昭雪。直到四年后发生“土木堡事件”，王振被禁军将军樊忠铁锤击毙，在历数王振的罪行时，沈甲鱼才被抄家下狱。
驿道边四十一个村庄雕刻的曲沃县政府文件的石碑
“王壮士一行被冤杀”的官司在明朝打不赢，时光到了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曲沃知县张坊和山西巡抚乔光烈再次上疏，直陈曲沃县“一县两驿”的沉重负担。知县、巡抚联名上疏，竭力为民请命，终获朝廷恩准。从此蒙城驿迁至太平县史村（今襄汾县城），曲沃县终于甩掉了“一县两驿”的沉重包袱。
九年后的乾隆三十一年，曲沃县正式树碑立文，这块名为“曲沃县革除乡庄给驿站出纳鸡鸭”的石碑，至今仍然镶嵌在上马办西阳呈村公所北墙上。其记载着侯马驿站为接待过往官吏，强行“采办”鸡鸭禽类，驿官滋扰百姓，加重百姓负担，使“民艰之至”的事。石碑以官方文件形式，痛斥了驿官滋扰百姓，加重百姓负担的种种劣行，并规定“嗣后，驿站需要鸡鸭，本县俱照时值公平买卖！”自公告后，“倘有需役人籍瑞滋扰，定行查拿，严究不贷。”末尾是“我等四十一庄偕议献匾立碑，以报厚德，永垂久远。”
该石碑是驿道边四十一个村庄的村民，以石碑形式公示的曲沃县政府文件，就是为了“永垂久远”。它还从另一个侧面，谴责了恶宦官王振、混御史沈甲鱼的丑恶罪行，为三百年前西庄镇王壮士冤案平了反，使王壮士一行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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