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習書法中，有些人兢兢業業一輩子也一無所獲，或徘徊於唐楷（並非說唐楷不好）之間，或寄居於某家某派，或跌入時風的漩渦之中……譏為“奴書”、拾人牙慧等。
▲ 《陋室銘》 0.9平尺 2019年
相反，有些人過於自負，沒寫幾天字就想自立門戶，走捷徑，閉門造車，最終徒有空中樓閣。這些人都因取法不當而徘徊在書法的大門之外。因此，歷史上只有少數人掌握著通向書法殿堂的鑰匙，他們既是傳統的守望者，又是創造者，並不斷“延續”著傳統。
因此，確立以“新”為書法取法的理念，是保持學書最終能按著自己的思路、藝術發展的內在規律而走向大道的先決條件。
▲ 《題醉中所作草書卷後陸游詩》 1.0平尺 2019年
古人講，“取法乎上”，“新”就是取法至上的前提。“新”就是創新。書法傳承是為了發展，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繼承，要發展就必須要創造。
翻開中國古代書法史，魏晉時期是個分水嶺。之前，是漢字的產生、發展期，書法正伴隨著各種書體的演變而成熟，其間留下有名字的書家很少（當然還有其它歷史、文化原因）；之後，是書法風格不斷演變的歷史，產生了眾多書家，個個自立風標，美輪美奐，遙相呼應，串聯起這一讓後人崇拜的書史，他們都因“新”而延續著書法的根本。
王羲之“適我無非新”的主張，註定了他創制的“新體”，彪炳千古，從而奠定其書聖的地位。持這種創新論調的士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普遍的，正如鍾嶸《詩品》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取。”所以，無論書法、詩文，在這一時期都是開宗的濫觴期。
其後，後繼者們就展開了一邊師法“王書”，一邊與其“叛逆”的歷史演繹。張融有“只恨羲之無臣法”、蘇軾則是“我書臆造本無法”，就是當時被錢穆父等譏為“集古字”、“刻畫太甚”的米南宮，“壯歲未能立家”，後也取諸家之長，老而成家，人見其書“不知何以為宗”，他“一掃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的氣概完成了蛻變。
草書貴能出其不意
明清時期的書家更充滿著叛逆精神，“就令學成王羲之只是他人書耳”（祝枝山嶽父李有楨言），強調性靈成了這一時期的主調。可見，在學習二王的書法中，這些巨匠們無不走向了叛逆，以“新”為準繩，“新”正不斷推動著書法前進的車輪，“新”也成了古人學書的首要前提。
作者：陳海良，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創作部主任，博士研究生導師，國展評委
師從尉天池、馬士達等教授（中國唯一楷、行、草書全國一等獎獲得者）當代行草創作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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