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4年起，我國銀行業開始向民營資本放開，開始試點民營銀行。之後民營銀行陸續獲批開業，到2019年5月，江西裕民銀行獲得銀保監會籌建批覆，成為全國第18家獲批的民營銀行。

民營銀行的成立，打破了我國商業銀行國有壟斷的格局，是我國現有金融體系的有效補充，也必然會促進金融市場的公平競爭，促進國有金融企業的改革。

在已開業的17家民營銀行中，除了1家虧損外，其餘民營銀行均實現盈利。不過，多數民營銀行面臨著資本補充工具較少、負債成本高、業務創新面臨瓶頸等問題，公司結構治理等方面風險也需要謹慎防範。

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成立民營銀行，在我國並不是新鮮事物，實際上早在111年前，我國就有了民營銀行的先例。這就是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8月成立的四明商業儲蓄銀行。

四明銀行上海總行舊址

歷史上首家民營銀行

在晚晴時期，寧波人幾乎控制了上海的工商團體。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工商界1800餘名人當中，寧波籍人士就有400多人，佔1/4。在1902年，上海商業公議所（上海總商會前身）成立，由寧波人嚴信厚掌管，此後商會主要領導人數次變更，均由寧波人掌管。

由於創辦新興工商企業，需要大量資金，於是寧波人袁鎏、周晉鑣、陳薰、虞洽卿等人發起，成立了我國曆史上首個民營銀行——四明商業儲蓄銀行。為什麼取名“四明”現已不可考證，但想必與位於寧波境內著名風景區四明山脫不了關係。

四明銀行規定資本150萬兩，實收75萬兩。總行設在上海寧波路，並在南京、漢口、寧波等地設立分行，其中周晉鑣為董事長，陳薰為總理，虞洽卿為協理，實際由虞洽卿負責經營。

四明銀主要由兩個部門組成，一個是商業部，主要經營存款、貸款、貼現、匯兌、發行洋票等業務；一個是儲蓄部，主要收取零星款項。其中存款、貸款、貼現、匯兌、發行洋票是主營業務。

在四明銀行創辦之初，經清政府批准可以發行紙幣，而且貨幣發行權在民國時期依舊得以保留。享有貨幣發行權，既成就了四明銀行，也為四明銀行後期發展埋下禍患，後面會詳細分析這一點。

四明銀行發行的紙幣

四明銀行的發展與壯大

從枯樹上發芽的新枝，也未必能結出好果子。

四明銀行成立後，並沒有像袁鎏、虞洽卿等人預想的那樣一帆風順。剛剛成立的四明銀行，就受到了外資銀行和洋行藉機擠兌，加上內部管理沿用的是錢莊票號管理的一套制度，並沒有像後來成立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一樣，建立完善的現代銀行內部控制體系，導致剛剛成立的四明銀行差點破產！

屋漏偏逢連夜雨。剛剛緩口氣的四明銀行，又受到1910年10月爆發的“橡皮風潮”影響，致使總理、協理在次年3月辭職。

1911年4月，四明銀行的發起者決定改組，實際負責人虞洽卿決定邀請孫衡甫（寧波人）擔任總經理，當時孫衡甫任浙江銀行上海分行營業主任，有錢莊從而經歷，因此對如何改組自有一套。

改組後的四明銀行，彷彿獲得新生。在孫衡甫的帶領下，四明銀行從內部整頓入手，建立健全現代化銀行制度，著力開展存款和儲蓄業務，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三年後不僅彌補了虧損，並安穩度過1916年爆發的殖邊銀行上海分行引發的擠兌危機。

1918年，四明銀行成為上海銀行公會12家發起行之一；

1919年，四明銀行設立漢口分行；

1921年，四明銀行上海總行遷入位於北京路240號的自建大樓；

1927年，四明銀行資本補足到150萬兩；

1930年，四明銀行設立南京分行；

1931年，四明銀行改革，孫衡甫任董事長兼總經理，虞洽卿等7人任董事，向鳳樓、鄭錫棠為監察人，並改革記賬法，由舊式簿記改為新式簿記，開始大力發行鈔票和經營房地產業務。

1933年，廢兩改元，四明銀行資本金改定為225萬元；

1934年，四明銀行存款達到4400萬元，房地產遍佈上海、寧波、漢口，僅上海租界就有房屋1200餘棟；

1935年，四明銀行發行鈔票達1922萬元。

四明銀行漢口分行舊址

國民政府精準打擊，四明風光不再

眼見他起高樓，眼見它宴賓客，眼見它樓塌了。

四明銀行在孫衡甫的領導下，從一家瀕臨倒閉的銀行，十幾年間，就成為上海灘排的上名號的銀行，可謂鳳凰涅槃。但可惜的是，四明銀行還沒風光幾年，一場巨大的危機悄然籠罩在四明銀行的頭頂上。

1928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央銀行，開始實施金融壟斷政策。

1929年-1933年，資本主義國家爆發經濟危機。

1931年，“金貴銀賤”風潮，銀價下跌，地產價格大幅上升，四明銀行將資金業務大量投向房地產。

1933-1934年，美國為了轉嫁危機，放棄金本位制度，貨幣準備金改“金三銀一”，並1934年實行《白銀法案》，開始高價購買白銀，導致我國白銀開始大量外流。

1934-1935年，爆發“白銀危機”，銀價上漲，地產泡沫破滅，價格狂跌，給四明銀行帶來沉重打擊。

1935年，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暗中大量囤積四明銀行發行的紙幣，並於6月1日指使手下分批前往四明銀行擠兌，併到處散播四明銀行即將倒閉的謠言，形成擠兌風潮。帶領四明銀行多次度過危機的孫衡甫，這次再也沒有希望度過此次危機了，因為孔祥熙對付的不僅僅是四明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早已被國民政府控制，通商銀行、實業銀行、國貨銀行等等銀行，亦在收編範圍之內。

舉目無望！

次日，孫衡甫在上海《申報》登報，稱病辭去總經理一職，由國民政府指派葉琢堂（蔣介石同鄉）繼任，四明銀行由財政部接管。

1936年10月，孔祥熙對四明銀行增資擴股到400萬，其中財政部以公債預約券366.25萬元為官股，原來225萬股份減值為33.75萬元。

1937年2月，財政部稅務署署長吳啟鼎任四明銀行董事長，孫衡甫卸任，董事均由國民政府指派，自此四明銀行完全被國民政府掌控。

四明銀行的衰落固然有當時動盪的社會背景因素，也有南京國民政府實施經濟統治政策的因素，但是更加不可否認的是，民營銀行的資本逐利性，通過追逐高利潤，從而埋下高風險隱患，給了國民政府可趁之機。

四明銀行漢口分行舊址

教訓之一：貸款管理不善

截止1935底，四明銀行的不良貸款高達1500餘萬元，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門、招商局、三北、鴻安輪船等。

當時列強對招商局、三北輪船等公司進行傾軋，是導致四明銀行貸款逾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四明銀行又集中度在這些民族工商業上。由於貸款集中度過高，一旦出現風險，容易導致資金週轉困難，為後面國民政府的擠兌埋下巨大隱患。

對關係人發放大額貸款又是貸款出現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四明銀行對內部高管發放大量信用貸款，其中董事虞洽卿本人及其名下三北和鴻安輪船公司，逾期的不良貸款就高達四百餘萬元。當虞洽卿名下的兩家輪船公司，先用信用貸款5到10萬，購進舊船，然後進行修繕，再以15至20萬的估值再到四明銀行辦理抵押貸款，週而復始，成就了虞洽卿航運業鉅子的美名，但留給四明公司的，只是一堆爛賬。

後排左四即為虞洽卿

教訓之二：投資集中度高

四明銀行在19世紀30年代初期，成立房地產部，將募集的大量資金投放房地產。這些投資資金大部分是來源於四明銀行資金髮行的紙幣和客戶存款。

雖然四明銀行在“金貴銀賤”風潮當中，狠賺了一筆。但在隨後的“白銀危機”中，隨著房地產泡沫破滅，造成四明銀行資金週轉困難，給當時的國民政府擠兌控制四明銀行一個絕佳的機會。

到了1935年底，四明銀行共發行紙幣1922萬元，而且自稱儲備金達十分之六，實際儲備金遠遠達不到這一比例。而此時四明銀行名下投資的房地產多達1200餘棟，投入1500多萬元，加上貸款逾期較多，實際頭寸極少。

1935年底，國民政府實施法幣改革，取消了四明銀行的貨幣發行權。四明銀行由於大量資金困在房地產上，不少抵押品不能及時兌現。而這時孔祥熙幕後對四明銀行進行精準打擊，持幣擠兌，直接導致四明銀行信用破產，最後被官僚資本接管兼併。

孔祥熙

教訓之三：內部管理混亂

四明銀行自孫衡甫接管以來，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將四明銀行從瀕臨倒閉的泥潭裡走了出來，並不斷髮展壯大，但也出現很多大銀行病，比如負責人獨斷專行，管理不善，貪汙腐敗等情況。

困難時期的需要孫衡甫力排眾議大力改革，但到發展後期，這種力排眾議，演變為孫衡甫的獨斷專行。尤其是孫衡甫既任董事長又任總經理，更是讓孫獨攬大權，任人唯親，互相包庇，出現嚴重的內部人控制。而且孫衡甫從錢莊出來，他的管理風格帶有很強烈的錢莊色彩，長期賬目不清，公私不分，甚至貪汙腐敗、侵吞公款。

據1934年4月24日的《大晚報》一篇名為《四明銀行總理孫衡甫被控侵款千萬》文章報道，四明銀行股東方俊千控告孫衡甫侵吞四明銀行公款，在上海灘鬧得沸沸揚揚。1936年，孫衡甫下臺後，財政部對孫進行徹查，發現孫挪用公款達500多萬。

孫衡甫

後記

自被南京國民政府兼併改組以後，四明銀行開始了“官商合辦”階段，與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國貨銀行、中國實業銀行並稱為“小四行”，但已不復往日榮光。

上海解放後，被人民政府接收，改組為公司合營銀行。1952年，併入上海金融業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

四明銀行在華商銀行中，雖然與“南三行”、“北四行”有一定差距，但其發揮地緣人緣優勢，以寧波藉人士主導的上海工商實業為主要服務對象，大力發展房地產行業，也曾取得不俗的成績。

由於資金運營過程中太過於集中和冒險，無論是發放貸款、發行鈔票，還是投資房地產，都過於追逐高利潤，而忽略的風險控制，加上孫衡甫當時董事長後，獨斷專行，任人唯親，貪汙腐敗，導致四明銀行內外交困，最終在動亂的社會環境下，被南京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官僚資本所兼併，實在令人惋惜。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