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起，我国银行业开始向民营资本放开，开始试点民营银行。之后民营银行陆续获批开业，到2019年5月，江西裕民银行获得银保监会筹建批复，成为全国第18家获批的民营银行。

民营银行的成立，打破了我国商业银行国有垄断的格局，是我国现有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也必然会促进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促进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

在已开业的17家民营银行中，除了1家亏损外，其余民营银行均实现盈利。不过，多数民营银行面临着资本补充工具较少、负债成本高、业务创新面临瓶颈等问题，公司结构治理等方面风险也需要谨慎防范。

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成立民营银行，在我国并不是新鲜事物，实际上早在111年前，我国就有了民营银行的先例。这就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8月成立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

四明银行上海总行旧址

历史上首家民营银行

在晚晴时期，宁波人几乎控制了上海的工商团体。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工商界1800余名人当中，宁波籍人士就有400多人，占1/4。在1902年，上海商业公议所（上海总商会前身）成立，由宁波人严信厚掌管，此后商会主要领导人数次变更，均由宁波人掌管。

由于创办新兴工商企业，需要大量资金，于是宁波人袁鎏、周晋镳、陈薰、虞洽卿等人发起，成立了我国历史上首个民营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为什么取名“四明”现已不可考证，但想必与位于宁波境内著名风景区四明山脱不了关系。

四明银行规定资本150万两，实收75万两。总行设在上海宁波路，并在南京、汉口、宁波等地设立分行，其中周晋镳为董事长，陈薰为总理，虞洽卿为协理，实际由虞洽卿负责经营。

四明银主要由两个部门组成，一个是商业部，主要经营存款、贷款、贴现、汇兑、发行洋票等业务；一个是储蓄部，主要收取零星款项。其中存款、贷款、贴现、汇兑、发行洋票是主营业务。

在四明银行创办之初，经清政府批准可以发行纸币，而且货币发行权在民国时期依旧得以保留。享有货币发行权，既成就了四明银行，也为四明银行后期发展埋下祸患，后面会详细分析这一点。

四明银行发行的纸币

四明银行的发展与壮大

从枯树上发芽的新枝，也未必能结出好果子。

四明银行成立后，并没有像袁鎏、虞洽卿等人预想的那样一帆风顺。刚刚成立的四明银行，就受到了外资银行和洋行借机挤兑，加上内部管理沿用的是钱庄票号管理的一套制度，并没有像后来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样，建立完善的现代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导致刚刚成立的四明银行差点破产！

屋漏偏逢连夜雨。刚刚缓口气的四明银行，又受到1910年10月爆发的“橡皮风潮”影响，致使总理、协理在次年3月辞职。

1911年4月，四明银行的发起者决定改组，实际负责人虞洽卿决定邀请孙衡甫（宁波人）担任总经理，当时孙衡甫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主任，有钱庄从而经历，因此对如何改组自有一套。

改组后的四明银行，仿佛获得新生。在孙衡甫的带领下，四明银行从内部整顿入手，建立健全现代化银行制度，着力开展存款和储蓄业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三年后不仅弥补了亏损，并安稳度过1916年爆发的殖边银行上海分行引发的挤兑危机。

1918年，四明银行成为上海银行公会12家发起行之一；

1919年，四明银行设立汉口分行；

1921年，四明银行上海总行迁入位于北京路240号的自建大楼；

1927年，四明银行资本补足到150万两；

1930年，四明银行设立南京分行；

1931年，四明银行改革，孙衡甫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虞洽卿等7人任董事，向凤楼、郑锡棠为监察人，并改革记账法，由旧式簿记改为新式簿记，开始大力发行钞票和经营房地产业务。

1933年，废两改元，四明银行资本金改定为225万元；

1934年，四明银行存款达到4400万元，房地产遍布上海、宁波、汉口，仅上海租界就有房屋1200余棟；

1935年，四明银行发行钞票达1922万元。

四明银行汉口分行旧址

国民政府精准打击，四明风光不再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

四明银行在孙衡甫的领导下，从一家濒临倒闭的银行，十几年间，就成为上海滩排的上名号的银行，可谓凤凰涅槃。但可惜的是，四明银行还没风光几年，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笼罩在四明银行的头顶上。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开始实施金融垄断政策。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

1931年，“金贵银贱”风潮，银价下跌，地产价格大幅上升，四明银行将资金业务大量投向房地产。

1933-1934年，美国为了转嫁危机，放弃金本位制度，货币准备金改“金三银一”，并1934年实行《白银法案》，开始高价购买白银，导致我国白银开始大量外流。

1934-1935年，爆发“白银危机”，银价上涨，地产泡沫破灭，价格狂跌，给四明银行带来沉重打击。

193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暗中大量囤积四明银行发行的纸币，并于6月1日指使手下分批前往四明银行挤兑，并到处散播四明银行即将倒闭的谣言，形成挤兑风潮。带领四明银行多次度过危机的孙衡甫，这次再也没有希望度过此次危机了，因为孔祥熙对付的不仅仅是四明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早已被国民政府控制，通商银行、实业银行、国货银行等等银行，亦在收编范围之内。

举目无望！

次日，孙衡甫在上海《申报》登报，称病辞去总经理一职，由国民政府指派叶琢堂（蒋介石同乡）继任，四明银行由财政部接管。

1936年10月，孔祥熙对四明银行增资扩股到400万，其中财政部以公债预约券366.25万元为官股，原来225万股份减值为33.75万元。

1937年2月，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孙衡甫卸任，董事均由国民政府指派，自此四明银行完全被国民政府掌控。

四明银行的衰落固然有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因素，也有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经济统治政策的因素，但是更加不可否认的是，民营银行的资本逐利性，通过追逐高利润，从而埋下高风险隐患，给了国民政府可趁之机。

四明银行汉口分行旧址

教训之一：贷款管理不善

截止1935底，四明银行的不良贷款高达1500余万元，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招商局、三北、鸿安轮船等。

当时列强对招商局、三北轮船等公司进行倾轧，是导致四明银行贷款逾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四明银行又集中度在这些民族工商业上。由于贷款集中度过高，一旦出现风险，容易导致资金周转困难，为后面国民政府的挤兑埋下巨大隐患。

对关系人发放大额贷款又是贷款出现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四明银行对内部高管发放大量信用贷款，其中董事虞洽卿本人及其名下三北和鸿安轮船公司，逾期的不良贷款就高达四百余万元。当虞洽卿名下的两家轮船公司，先用信用贷款5到10万，购进旧船，然后进行修缮，再以15至20万的估值再到四明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周而复始，成就了虞洽卿航运业巨子的美名，但留给四明公司的，只是一堆烂账。

后排左四即为虞洽卿

教训之二：投资集中度高

四明银行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成立房地产部，将募集的大量资金投放房地产。这些投资资金大部分是来源于四明银行资金发行的纸币和客户存款。

虽然四明银行在“金贵银贱”风潮当中，狠赚了一笔。但在随后的“白银危机”中，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四明银行资金周转困难，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挤兑控制四明银行一个绝佳的机会。

到了1935年底，四明银行共发行纸币1922万元，而且自称储备金达十分之六，实际储备金远远达不到这一比例。而此时四明银行名下投资的房地产多达1200余棟，投入1500多万元，加上贷款逾期较多，实际头寸极少。

1935年底，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取消了四明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四明银行由于大量资金困在房地产上，不少抵押品不能及时兑现。而这时孔祥熙幕后对四明银行进行精准打击，持币挤兑，直接导致四明银行信用破产，最后被官僚资本接管兼并。

孔祥熙

教训之三：内部管理混乱

四明银行自孙衡甫接管以来，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将四明银行从濒临倒闭的泥潭里走了出来，并不断发展壮大，但也出现很多大银行病，比如负责人独断专行，管理不善，贪污腐败等情况。

困难时期的需要孙衡甫力排众议大力改革，但到发展后期，这种力排众议，演变为孙衡甫的独断专行。尤其是孙衡甫既任董事长又任总经理，更是让孙独揽大权，任人唯亲，互相包庇，出现严重的内部人控制。而且孙衡甫从钱庄出来，他的管理风格带有很强烈的钱庄色彩，长期账目不清，公私不分，甚至贪污腐败、侵吞公款。

据1934年4月24日的《大晚报》一篇名为《四明银行总理孙衡甫被控侵款千万》文章报道，四明银行股东方俊千控告孙衡甫侵吞四明银行公款，在上海滩闹得沸沸扬扬。1936年，孙衡甫下台后，财政部对孙进行彻查，发现孙挪用公款达500多万。

孙衡甫

后记

自被南京国民政府兼并改组以后，四明银行开始了“官商合办”阶段，与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并称为“小四行”，但已不复往日荣光。

上海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收，改组为公司合营银行。1952年，并入上海金融业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四明银行在华商银行中，虽然与“南三行”、“北四行”有一定差距，但其发挥地缘人缘优势，以宁波藉人士主导的上海工商实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大力发展房地产行业，也曾取得不俗的成绩。

由于资金运营过程中太过于集中和冒险，无论是发放贷款、发行钞票，还是投资房地产，都过于追逐高利润，而忽略的风险控制，加上孙衡甫当时董事长后，独断专行，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导致四明银行内外交困，最终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下，被南京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官僚资本所兼并，实在令人惋惜。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