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軟實力助“一帶一路”建設走深走實

充分發揮智庫在共建“一帶一路”中的智力作用,是“一帶一路”倡議發揮提振全球經濟、推動全球治理、促進多邊主義重要作用的必然要求

智庫軟實力助“一帶一路”建設走深走實

當地時間11月2日,當代中國與世界——中拉智庫對話會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舉行。來自中國和拉美多國的政要、專家學者以及企業界、媒體界110餘名代表,圍繞“智庫合作與構建中拉命運共同體”主題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對話研討。圖為智利參議員何塞·米格爾·因蘇爾薩出席會議並講話。餘瑞冬 攝

□ 張維為

隨著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召開,“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也同時宣告成立,這是響應國家主席習近平要“發揮智庫作用,建設好智庫聯盟和合作網絡”建議的重要舉措。人們感受到全球智庫對“一帶一路”及其合作體現出越來越多的關注,這將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增加重要的軟實力支撐。

重要作用不容忽視

“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的建立,為各國智庫加強思想對話、進行決策諮詢提供了重要平臺。組建“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是響應國家“要發揮智庫作用,建設好智庫聯盟和合作網絡”要求的重要舉措,也是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的重要制度保障。

智庫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力量,開展智庫交流合作,有助於深化互信、凝聚共識,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向更高水平邁進。充分發揮智庫在共建“一帶一路”中的智力作用,是“一帶一路”倡議發揮提振全球經濟、推動全球治理、促進多邊主義重要作用的必然要求。

智庫是當今世界的重要力量,聚集了大批相關專家學者和原政府、原國際組織高級官員,他們具有豐富的政治、外交、經濟治理經驗和廣泛的人脈,能夠發揮較強的政策影響力。智庫通過開展民間外交,積極推動沿線國家和地區各領域專業人士的溝通、交流,有助於消除相關經濟和政治壁壘,促進各國政府間形成共識。智庫通過實地調研,可以充分收集有效信息,更好地提出政策建議,可以通過加強國際交流,增進沿線國家和地區對共建“一帶一路”的理解以及相互間的信任,為合作共贏打下基礎。

智庫倡導和平崛起

智庫是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調動全球智庫積極因素,充分發揮智庫的作用,特別是發揮“一帶一路”智庫合作委員會的引導和輔助作用,將為共建更好更高水平的“一帶一路”打下堅實基礎。未來智庫在共建“一帶一路”上發揮重要作用,要更多地通過“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來實現。

發揮智庫“外腦”優勢,通過研究和建言,為共建公開、開放、透明的“一帶一路”國際規則提出建議。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者是中國,但經過發展目前這一倡議已經成為屬於世界的全球治理方案。這就需要各國智庫一道來為倡議的規則制定、當前發展和未來走向集思廣益,最大程度利用全球智庫合作委員會力量,集世界智庫的智慧,建設世界人民共有共享的“一帶一路”。

據《光明日報》報道,智庫合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合作研究,包括宏觀層面、中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的各種合作。過去數十年,中國的和平崛起積累了許多成功經驗,對“一帶一路”智庫的合作也會有所啟發。中國人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中國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對一些宏觀的長遠的大問題有比較準確的判斷。例如,中國智庫和中國領導人,每到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都要對中國和世界所處的時代做一個評估和定位。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調整了過去對時代的判斷,過去中國的時代定位為“戰爭與革命”,認為戰爭不可避免,所以中國國內建設側重鋼鐵等重工業,或多或少忽視了輕工業。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開始著手與時俱進。中國智庫和中國領導人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做出了新的判斷:和平力量的發展超過了戰爭力量的發展!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就把自己所處的時代定位為“和平與發展”,現在看來這個定位為中國開啟了合作共贏、全方位開放的發展新格局,也為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推動“一帶一路”倡議鋪平了道路。

密切關注全球局勢

作為國際比較,可以重新回顧過去數十年西方對時代的定位。他們認為這個時代是所謂的“第三波民主浪潮”時代,他們不遺餘力地在世界各地推動價值觀外交,推動“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結果是顏色革命迅速褪色,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最終導致中東難民大量湧入歐洲,使歐洲政壇亂成了一鍋粥。他們還把全球化進程政治化,認為全球化就是“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結果發現自己陷入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發現一個接一個黑天鵝現象:從英國公投脫歐,到美國特朗普上臺。

今天這麼多世界各國的領導人,這麼多國家,這麼多國際組織都熱切關注 “一帶一路”合作峰會,說明中國所認定的“和平與發展”,以及與此相關的合作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代表了時代發展的潮流和方向,代表了世界上多數國家和人民的意願,它正在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同樣,中觀和微觀層面的準確判斷和定位也很重要。大家知道中國現在修建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鐵路網,但高鐵建設最初在中國國內是非常有爭議的。記得當時不少人認為隨著汽車時代的到來,只要能夠建成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人們出行一定首選高速公路,鐵路的作用將大幅度遞減,因為汽車具有明顯的優勢,汽車可以實現門到門的對接,遠比鐵路更方便。這些人引用的例子是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鐵路客運都在萎縮,一些地方甚至開始拆除鐵路的客觀事實。他們據此認為,中國為何不未雨綢繆,一步到位,直接把建設重點投向高速公路呢?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建設高速公路的積極性大於建設鐵路,一個重要原因是高速公路沿線更容易帶動包括房地產在內的招商引資,從而刺激地方經濟的迅速發展。但最後中國有關智庫和中央政府的決定是在大力發展高速公路的同時,也大力發展高速鐵路,而且力求使兩者較好地結合起來,互相補充,相得益彰。今天覆蓋中國的“四縱四橫”高鐵網已經建成,“八縱八橫”的高鐵藍圖已經公佈並付諸實施。

看來,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藍圖都要立足於本國的國情,一定要實事求是。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光是每年春運的人數就幾乎超過美國和歐洲的人口,所以汽車+高速公路可能解決美國的主要交通問題,但絕對解決不了中國這個超大型國家的交通問題。同樣,在微觀層面,關於是採用輪軌技術還是磁懸浮技術等,當時也有很多爭論,最後中國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成功經驗值得借鑑

陳述這些中國成功決策的案例,就是想強調,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國內各個智庫間需要加強合作研究,特別是對各類問題的前瞻性的研究,而且這種研究也涉及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

在宏觀層面,要進行跨長度的前瞻性思考甚至規劃,提出超前的思路、方案和預案,合作研究的課題可以包括:“一帶一路”與第四次工業革命、“一帶一路”與數字經濟、“一帶一路”與新型全球化、“一帶一路”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與新地緣文明等。

在中觀層面,可以突出國別研究和區域合作研究,內容可包括:“一帶一路”與區域合作機制的關係、“一帶一路”規劃對接的國家政治穩定與經濟前景研究、“一帶一路”過程中多方合作問題研究等。

在微觀層面,我們可以開展針對具體項目的大量研究,內容可包括:“一帶一路”進程中各種類型企業的案例研究,既要研究成功的案例,也要研究不那麼成功甚至失敗的案例、“一帶一路”各種合作項目的風險評估、“一帶一路”各國的輿情調研、“一帶一路”各國各個領域內的法規研究等。

總之,“一帶一路”國家智庫合作研究和諮政建言的領域非常寬廣,這是一個“一帶一路”各國智庫都可以大有作為的時代。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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