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重要的學派之一，在當時和儒家一起並稱為先秦時代的兩大“顯學”，有“非儒即墨”之說。墨家因創始人是墨翟，世稱墨子，故而這一學派被稱為墨家學派。墨學是戰國時期秦國的顯學，擁有相當重要的社會影響力。

墨家學者早在秦獻公時期就來到秦國，得到重用並逐漸發展出秦墨學，在秦統一進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作用。在關於秦滅六國、一統天下的思想原因中，很多學者們多從法家、儒家等角度加以探討，而相對忽視了秦墨學。但墨學對秦國統一天下也起到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墨家概說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說：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採椽，是以貴儉；……，而不知別親疏。

因此說墨家出自清廟之守，即巫祝，巫祝是管理廟中事物，演習郊祀或其他祭祀禮儀的人，也有說墨家出於武士。

其實，墨家主要來源於社會中、下層手工業者，墨家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代表了“農與工肆之人”的利益。《淮南子·要略》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可見墨家是從儒家分出來的，但墨家的主張和儒家是針鋒相對的。

墨家不僅是一個思想學派，還是一個有著嚴密組織和嚴格紀律的民間團體。其徒屬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領袖稱為“巨（鉅）子”。按墨家的規定，被派往各國做官的墨者，必須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行不通時寧可去職。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團體捐獻俸祿，做到“有財相分”。

墨家講究“任俠”，功成不受賞，施恩不圖報，說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俠肝義膽。墨家尤重艱苦實踐，以自苦勵志。“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以裘褐為衣，以跂（草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生活清苦是墨家的真實寫照。

墨家紀律嚴明，相傳墨家的法規中，墨家之人殺人會處以死刑，墨家傷人則處以刑罰。墨子教授弟子時，讓學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因而形成了墨子弟子中“談辯”“說書”“從事”三大派別。墨子死後，墨家分為三支，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

相里氏近於秦，是西方之墨，多為“從事”之徒；“五侯之徒”當在伍子胥之後，居齊，為東方之墨，多授徒講學之人；鄧陵子等無疑是南方之墨，重於談辯。

二、墨學在秦國的發展及其影響

在戰國時期，秦國的墨學並非只有“從事者”一派。關於墨學在戰國中後期的發展，《莊子·天下》、《韓非子·顯學》等文獻早有提及。

其實，在不同的時期階段，墨學不可能正好就是三派，也不可能在某個地域只發展墨學某個方面。個人認為，戰國中後期秦國的墨學不僅有“從事者”，還有“說書者”“談辯者”。這些墨者對秦統一進程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活躍在秦國的墨者不僅學派眾多，並且擁有相當重要的社會影響力。墨家自秦國朝廷公開宣揚並執行墨傢俬法，也未見任何反對之聲，亦可見墨家與秦國統治階層有關係之密切。因此秦國的西方之墨，也吸引了其它墨家流派西行入秦。秦國墨學中“從事者”對提升秦國軍事能力有直接幫助。

關於他們的軍事防禦活動和貢獻，在《墨子》城守諸篇中有詳細記載。這些篇章被確認為戰國中晚期的秦墨者所作，並在雲夢秦簡裡得到了有力印證。“說書者”在秦國宣揚墨子思想，在秦國的軍事防禦、制度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墨子的思想被後人概括為“墨子十論”：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

其中，兼愛、非攻思想學說轉化為秦國積極防禦、主張偃兵的外交策略；尚賢、尚同思想對秦獻公、商鞅變法的軍功爵制、什伍連坐制產生了深刻影響。即便是墨學中“談辯之士”也來到秦國併產生影響。《呂氏春秋·去宥》記載，東方有一位墨家“辯者”的代表，被時人尊稱為謝子，他也來到秦國，秦惠文王與之見面。

其一、尚賢思想對秦國的影響

墨家認為，國家要得到有效的治理，必須依賴賢士。有了賢士以後為了讓他們為國效力，要“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自任用賢士的時候，不分地位，不論貧富、不論血緣，只論本人是否具備才能以及取得的成績，有功則賞，有過則罰。只有這樣，才能夠提高賢士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來幫助國君更好的治理國家。

秦國從秦穆公時期就開始注重招攬他國的賢士，例如百里奚、由余、邳豹、蹇叔等，就來自不同的地方，擁有不同的身份。他們在本國都屬於失敗者，才華也被埋沒，只有在秦國，在秦穆公的信任、支持下，他們的能力才得到充分發揮。他們齊心協力輔助秦穆公開疆拓土，稱霸西戎，在東方也取得一定的政治話語權和政治影響力。

秦孝公時期，為了能讓國家富強，更是向各國廣泛發佈招賢令，吸引魏國的衛鞅西行。衛鞅在秦國開始了變法，制定了變法條令，增強了秦國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並且收復了河西地，最終使得秦國，在與魏國的戰爭中贏得了主動權。之後又將尚賢的思想，通過法令的形式固定下來，成為了一種制度。

由於秦國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傳統，所以墨家的“尚賢”思想，也易於得到秦國統治階層的認同和支持，並在政治上得到貫徹實施。在受到墨家影響最大的秦惠文王時期，秦國面臨著“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的艱難時局。為了打破這一僵局，秦惠文王任命異母弟樗裡子領兵攻趙、攻楚，取得漢中，樗裡子因軍功被封為嚴君。

並積極招納六國賢人，魏人張儀在秦惠文王的信任和支持下，破除了六國合縱且讓各國分別與秦國結盟，仰秦之鼻息。同時任命軍事家司馬錯攻佔巴蜀，自此秦國富甲天下，為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秦國開疆拓土、統一天下的過程，也是墨家尚賢主張被應用到政治實踐並取得成效的過程。

其二、尚同思想對秦國的影響。

墨家認為，天下之所以大亂，是因為沒有行政長官管理，沒有上下統一的思想認識。要治理好天下，就要設立天子、三公、諸侯、鄉長、里長等不同等級的官員管理百姓。同時，各級官員要將自己的思想意志，與天子的思想意志相統一。要做到“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只有舉國上下達成統一的思想意識和行為規範，才能確保國家政策得到高效深入和實施，才能實現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在百家爭鳴、學術自由的戰國時期，秦國對思想的控制在各國之中最嚴格。在商鞅變法時期，他認為百姓不應該隨便議論法令。只要法令已經制定，無論是說法令好壞都是不被允許的，這種強硬的態度有助於統一輿論。

墨家的尚同理論強調通過統一思想認識，形成統一的社會意識和觀念。確保國家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集中統一，從而實現和平。秦國統治者將這一理論付諸實踐，以“商君之法”作為天子的思想意志，設置官吏積極宣傳，使其深入民間，形成了統一的國家意志和行為規範。

其三、非攻思想對秦國的影響

墨家反對戰爭，但是他們反對的是“強凌弱，眾暴寡”的不義戰爭，對於討伐桀、紂之類禍國殃民的暴君，他們非常贊成，並將這一類戰爭命名為“誅”。秦國對於戰爭的目的，也有以上的觀點，秦國在戰國時期頻頻發動戰爭，但在開戰前，也會找一些冠冕堂皇的開戰理由，佔據大義名分，做到師出有名。

但總的來說，戰國晚期的戰爭大多數是由秦國主動發起的。即便可以說出各種緣由，但其實質並不總是如此。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史料上沒有記載任何墨家弟子阻止戰爭的記錄呢？其原因，也可能一則是戰國晚期的局面，墨家後學對於墨子“非攻”觀點的理解有所變化。秦國的墨者在秦國社會長期磨合中，到了此時，對“非攻”的理解可能更側重於“義戰”注重戰爭效果。從戰爭的結果看，秦國對被佔領地區的管理應該是卓有成效、深得人心的。

第二個原因可能是作為一個堅定的實用主義學派，墨家或許希望通過與秦國的合作，實現自己的思想主張。而墨家尚賢、尚同等主張在秦國由理論變為實踐，也讓墨家學者看到“非攻”成為現實的曙光。

三、總結

總之，墨家“尚賢”學說與秦國招賢傳統一拍即合，從理論上、實踐上徹底打破了等級觀念和親親觀念。秦國由弱變強的發展史，為“尚賢”學說提交了一份不容反駁的論據。“尚同”學說從理論上闡述了思想統一的途徑，秦國憑藉“商君之法”統一了國內思想。

人民各司其業，社會安寧，國家穩定。非攻學說中對於“誅暴”的贊同，讓秦國慣於在開戰前尋找戰爭緣由，佔據大義高地。

戰後對於被佔領地區卓有成效的管理，也得到了當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客觀上達到了墨家“非戰”學說的目的。當下，墨學研究重新啟動與深化，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墨家思想在當下仍具有極大的影響與意義，墨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有價值的成分之一，未來必定將以其自身獨有的價值和普世價值放射出更加奪目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