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瑪像觸了電似的猛地坐了起來，頭髮披散，嘴巴張開，兩隻眼睛瞪得直直的。
“瞎子！”愛瑪叫道。
愛瑪大笑起來，笑聲淒厲、癲狂而又絕望。她感到那張醜陋的臉浮現在永恆的黑夜裡，一直嚇唬著她。
在一陣抽搐中，愛瑪又倒在床褥上。眾人湊上前去，見她已經斷氣了。
愛瑪死了，是福樓拜將她寫死了。福樓拜卻在此刻痛哭流涕。
我曾經覺得編劇、作家可以隨心所欲安排故事裡人物的命運，就如：好人就可以多活幾天，壞人就該早早死去。
福樓拜卻說：“不，她非死不可，她已經無法再活下去了！”
李健吾在評價《包法利夫人》時曾說：“愛瑪是一個屬於虛偽的詩和虛偽的情感的女人。”
我們在讀完小說後知道，愛瑪最後欠下的不只只是一筆筆鉅額的債務，她隱藏著的還有一連串的謊言。一個謊言需要許多的謊言去補漏，那麼活在一個自己演繹的謊言生活中又該如何活下去呢？她——只能尋死。
“就像一條放在廚房案板上的鯉魚渴望水”，小說中這樣描寫愛瑪渴望愛情。愛瑪對於情慾的追求是整部小說的情節驅動力，愛瑪的性格特質則是小說情節走向悲劇的內在驅動力。
整個故事緊緊圍繞包法利夫人由婚姻，到出軌，再到破產，最後自殺，引出形形色色的男人：包法利先生、萊昂、羅多夫、子爵……
縱觀愛瑪的整個情史，她真正愛過其中的哪一個男人嗎？其實並沒有，愛瑪所愛的並非羅多夫，也非萊昂，更非包法利先生和行蹤鬼魅的子爵。
那麼愛瑪愛的是誰？她愛的是愛情本身。愛瑪把自己從她看到的文學作品中所感受到的虛幻愛情投放到自己的實際生活中，拼盡全力將這個幻想愛情安放到包法利先生、羅多夫，萊昂身上，她在信中寫道：“她見到的恍惚是另一個男子，一個最熱烈的回憶，最美好的回憶和最殷切的願望所形成的幻影。”
我想，在愛瑪遇到的幾個男人中，男爵應該是最完美的吧。他從未進入愛瑪的生活，愛瑪儘可能賦予他所有的愛情幻想。
她錯了嗎？
在此，我們先看看福樓拜和包法利夫人生活的年代。1835年，托克維出版了《論美國民主》；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了《共產黨宣言》。這就是當時時代的氛圍。
我們再看看福樓拜的生涯。福樓拜出生於1821年，父親是有名的醫生，哥哥繼承父親的事業從醫，他被安排當律師。福樓拜不喜歡法律，正好借一場癲癇病擺脫了父親的嚴格要求，從事文學，之後成為法國文學界的一顆閃亮明珠。
愛瑪是個鄉下女孩，她和福樓拜生活在一個年代，有著一樣的背景。
福樓拜說過關於這部小說的有名的一句話是“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不難理解，福樓拜將自己的情感，經歷，甚至性格都體現在自己傾心打造的人物形象上。但更重不要的是，他們呼吸著同一片天的空氣。所以，福樓拜是最有權力賦予包法利夫人最有力的死因的人。
魏小河說：“包法利夫人和福樓拜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感受到了現代行性的誘惑，不同之處在於，福樓拜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並且做出了成績，他擺脫了家庭、社會、宗教對個人的束縛，而愛瑪沒有，她感受到了這一切，但是困在裡面，無處可逃。”
這個現代行已經延續至今，尤其是女性，當我們不再依附於別人或者別的東西，比如父權，比如皇權，甚至是土地時，我們牢牢抓住能夠改變自己命運的任何一條繩索，比如讀書接受教育，比如工作爭取經濟權利，以最求全新的自己。
可是，包法利夫人似乎沒有明白這一點，就像現代社會中有些女性，明明家暴，卻不能掙脫婚姻；明明婚姻不幸，卻委屈求全；也許當我們面對自己追求的東西時，換種活法，便不會被擠壓著生活。
包法利夫人若選擇工作，選擇追求自由，選擇追求理想也許福樓拜會寫出另外的故事。當福樓拜給予我們這樣的故事時，我們也許應該感受到時代的現代行，包法利夫人可以說不清，可以無法說清楚，但是我們不可以，現代性賦予我們太多改變命運的機遇和機會，我們不能成為遊離在包法利夫人身邊的那個兇手的下一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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