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8年年末，普惠口徑小微貸款餘額8萬億元，同比增長18%，增速較上年年末高8.2個百分點，全年增加1.22萬億元，同比多增6143億元；農戶生產經營貸款餘額5.06萬億元，同比增長7.6%，增速比上年高1.1個百分點。”這是近期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發佈的《中國普惠金融指標分析報告》（2018年）中所公佈的關於小微貸款以及農戶生產經營貸款的一組數據。
通過上述數據能夠直觀地看出，各類小微貸款增速較快，投向小微以及“三農”領域的資金明顯增加。
自2015年國務院下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以來，關於“三農”的一系列詳細政策相繼落地，有效提升了涉農金融機構的積極性，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農村地區資金短缺的問題，提高了農村普惠金融的覆蓋面。特別是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推動下，科技與金融不斷深度融合，提升了金融服務的廣度與深度，豐富了農村普惠金融的產品體系。
目前，已有包括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基層涉農銀行以及小額貸款公司、互聯網金融平臺等新型金融機構較深入地涉足了農村普惠信貸服務，金融科技公司間接提供融資支持的扶貧涉農項目也越來越多，而農村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村鎮銀行仍然是涉農貸款的主要來源。
作為服務“三農”的載體，農村普惠信貸在帶動農村脫貧、促進農業發展、推動農村繁榮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從運營模式來看，基層的涉農金融機構仍主要採用的是由信貸員主導的信審模式。這一模式適用於普遍缺乏信用記錄、信息標準化程度低、軟性信息多、線上化滲透率較低的地區。
友信研究院《2019中國農村普惠信貸研究報告》（以下簡稱《研究報告》）提出，除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提供農村商業性普惠貸款外，新型金融機構已成為重要參與者，進一步幫助農戶發展產業，防止返貧。
從新型金融機構服務“三農”的模式來看，在早期嘗試過打造農村普惠金融全產業鏈生態圈，為農戶直接提供融資支持以及物流、銷售等渠道服務後，開始轉向以扶貧、便民為目標，與當地企業及政府合作的技術、渠道賦能模式。
京東數科就是其中一例。“我們最初的發展理念是低線市場的普惠金融。”京東數字科技鄉村業務總經理楊建鵬表示，“京東惠民小站體系的出發點是做低線人群的普惠金融業務，把好的金融產品帶給低線市場的人群。但做下來後發現，整個低線市場還是‘金融荒漠’，金融是低頻產品，由於商業不發達導致金融業務在低線市場的應用非常少，難以有效的粘住客戶，後來我們開始對接農產品上行服務、物流服務、廣告服務等。”
事實上，在推進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過程中，發展農村普惠金融也是助力精準扶貧的一個重要舉措。農村普惠金融服務主體所提供的扶貧小額信貸和商業性普惠貸款直接為農戶“輸血”，幫助其有充足的資金採購種子、牲畜、飼料，自營發展種植、養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帶動貧困戶脫貧。而金融科技公司等新興金融機構尋求差異化的發展模式，發揮自身在技術、物流、服務、品牌等方面的優勢，幫助農戶“造血”，兩者都在有力推動脫貧的進程。
可以看到，金融科技公司也在進一步嘗試在農村地區推進信貸類業務。楊建鵬表示，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很多原來在低線市場不太好做的普惠金融服務，現在可以慢慢推進或試行。例如，貸款業務和分期付款業務之前對抵押物要求嚴格，目前，平臺可以通過用戶的消費習慣和消費行為，進行虛擬授權。現在有很多的低線人群拿到了幾千元乃至幾萬元的京東“金條”和“白條”授信，不用進行任何抵押，藉助互聯網來推進普惠金融。
實踐證明，傳統的金融機構也需要藉助科技的力量，推動農村普惠信貸業務貸審環節的信息數據化，提高信貸流程的效率，減輕對人的依賴，解決信貸規模化的痛點。對此，《研究報告》認為，通過深化金融科技的研發和應用，農村金融機構可以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解決“風險識別難”“作業成本高”兩大突出問題。通過對客戶數據的全面挖掘和深度分析，強化反欺詐和風險預警等風控水平，從“憑經驗判斷”向“用數據說話”轉變。
未來，龐大的農村市場仍然大有可為。除技術層面需要進一步突破外，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滯後和不健全仍然是現階段農村普惠信貸發展的主要困境。對此，《研究報告》建議，各地方政府需要加大對農戶信息採集力度，以電子檔案的形式創建農戶信用庫，不斷擴大農村信用評級覆蓋面，夯實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基礎。同時，可以利用大數據思維，對農戶信息進行多維度分析，不斷升級農戶信用庫，提高農戶信息數據在各個金融機構間的共享能力，切實解決農村普惠信貸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提高農戶的貸款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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