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斯巴达，人们脑海中第一浮现的必然是一个个肌肉虬结的半裸勇士，和他们绝不以后背留给敌人的尚武精神。斯巴达人崇尚清心寡欲，不贪图享受，不喜欢物质。他们的城邦是高度军事化的，甚至据说城市没有城墙，完全将军队当做城墙。而公元前7世纪的莱库古改革，则促使刚劲强悍的斯巴达性格得以奠定。

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

公元前7世纪是希腊各地王权瓦解的时期。贫富差距的增大，社会矛盾的增强，地方实力派对于王权的挑战，使得希腊各地的王权纷纷崩溃，被民主政治、贵族政治或僭主政治取代。

斯巴达的王权并未完全崩溃，但也遭受极大的削弱。虽然莱库古此人是否确定存在都存疑，但这一场确定斯巴达在后世数个世纪的城邦体制与性格的巨大变革却必然存在。经此变革之后，斯巴达形成互相牵制的双王体制，双王仅掌军权不掌政权，又受到五人监察官构成的内阁的牵制。斯巴达国王并不像绝对君主那样受到神权极大庇佑，甚至可能被以叛国等罪名处死；实际上，斯巴达的政体是贵族共和政体。这非常符合我们对古希腊民主的印象。

按照古代文献的记载，莱库古是一个老兵，曾游历各地并从克里特国王处获得很多宝贵治国经验。后成为国王卡里拉欧斯的摄政者，得以实施改革。但事实上，莱库古改革很可能是由一群人构成的利益集团所推动。

山脉密布，缺乏大块平原的古希腊，人口稠密，人地矛盾极其严重，往往陷入粮食危机。古希腊人不得不一次次疏散人口到外部建立殖民地，以减轻人口压力。希腊气候温暖湿润，沿海多良港，利于发展工商业和海上贸易，但由于粮食的限制，使得农业和工商业产生致命的冲突。

以当时的运输能力，虽然可以从海外进口粮食，但是其转运量和物资安全都缺乏保障。相比陆上与粮食产地直接接壤的腓尼基、迦太基城邦或者黑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希腊本土的城邦绝不敢轻易偏废农业，将己方的命脉置之人手。

莱库古和重农主义

莱库古改革体现出高度的重农主义。改革不但对斯巴达公民进行了土地平均分配，还对次等公民“庇里阿西人”进行了相对公平的土地分配，满足了人民的土地需求。这种比雅典等城邦激烈得多的土地改革，正是为了贯彻彻底的重农主义。

莱库古极端重视农业，他为此近乎取缔了所有工商业活动。金银货币被取消，代之以难以携带的铁币。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受到轻视，人们也不爱好奇巧奢华的器物。因此，工商业快速萎缩，斯巴达成为一个完全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国家。

这种体制在军事上体现出很大的优势，因为人民尚武、少欲望而生活俭朴，所以斯巴达公民得以全民皆兵，拥有大量优质的兵源。作为次等公民的边民——庇里阿西人，也需要作为辅助部队上战场。

众所周知，作为兵源，农民要远好于工商业者，农人更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不过度贪求战利品，而且农业的季节性确保了兵源能够有时间进行训练。

当然，如此重视兵源的关键还是斯巴达特殊的结构。斯巴达本来统治着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哥尼亚地区，斯巴达人是侵入半岛的多利安人的后裔，而原来拉哥尼亚的原住民则被贬为下等的希洛人。至于庇里阿西人，他们是投靠多利安人较早的拉哥尼亚土著或者双方的混血儿。后来斯巴达人又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美塞尼亚，希洛人的数量达到斯巴达公民的数十倍。

斯巴达人对希洛人的迫害很可能被古典史家。诸如希洛人每年必须遭受一次鞭打来让他们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斯巴达少年必须在“克里普提”中杀死一个希洛人才能通过成年仪式之类等等的说法未必属实。毕竟，希洛人的反抗本来就足够使得斯巴达人头疼了，如果这样残酷迫害数量是己方数十倍的希洛人，结果只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斯巴达人绝不可能维持数百年的统治。

实际上，希洛人介于奴隶和佃农之间。他们需要缴纳50%的收成给斯巴达人，作为斯巴达城邦的收入。这个剥削比例使得希洛人能够拥有少量的财产。但纵然如此，在崇尚自由的古希腊，希洛人依然反抗不断，迫使斯巴达不得不形成封闭内向的国家性格，建立强大的军队更多是为了维持统治的稳定。后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击败雅典获得胜利之后，斯巴达在对海外扩张的热情远不如之前雅典人。

虽然事实上实施莱库古改革的应当是一个利益集团，但建立如此体制的这个集团，一开始图谋的也不容易说成为了私利。虽然压迫着希洛人，但斯巴达公民却凭借他们很小的贫富差距维持着简单的幸福。

改革后的权力机构

莱库古改革之后，斯巴达建立了公民大会。但与雅典等城邦不同，公民大会不能提出议案，也没有立法权，也就是说公民大会主要还是为了让公民们负担军事义务而存在。

真正掌握权力的是五名监察官构成的官厅，他们下面还有一群执行官。据说监察官原是国王手下助理司法事务的官员。约在征服美塞尼亚之后，他们的权力逐渐增大，不仅可以监督斯巴达城邦的一切官员，而且后来竟然有权审判以至处死国王。每次国王出征都有两名监察官随行，实地监督。

监察官每年改选一次，原则上所有斯巴达公民都能参选。但实际上必然有某些家族得以操纵选举把控权力，其中不少人的祖先想必正是莱库古改革的主导者。不过，斯巴达维持了贫富差距较小的状态很长时间，也就意味着在莱库古改革之后数百年内，这些家族并未太多谋求物质的利益，而仅满足于对权力的把控。

据说，莱库古求得特尔斐神庙的神谕以神化改革之后，又向全体斯巴达公民表示自己要出远门，令他们发誓在莱库古归来之前不得改变任何规定。此后，莱库古未曾归来，客死他乡。

对莱库古改革的改革

这个故事明显被后世神话了，目的是为了让莱库古的改革宗教化，神圣化，从而神圣不可侵犯和改革。堪称极致的护宪主义。从客观上说，莱库古改革确实很大程度保护了平民的利益，并确保了斯巴达的军事力量，后来斯巴达能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获得胜利实是依赖莱库古改革打下的基础。

然而莱库古改革的过度重农和平均主义，也导致了斯巴达体制的僵化与墨守成规。一切变革都会遭到警惕，随着岁月流转，斯巴达人也变得越来越缺乏进取意识。

况且贵族阶层并不能长久地保持清廉与公正，他们开始大肆谋求私利、兼并土地、积累财富之后，许多斯巴达公民沦为贫民、佃农，财产达到兵役条件的公民数量快速减少，甚至开始需要依靠动员希洛人和招募雇佣兵来补充武力。虽然斯巴达人一直保持着尚武精神，但依靠武力维持起来的霸权却不可避免地衰落，先后被底比斯人和马其顿人打倒。

莱库古改革强化监察官的权力，以限制王权，本来是为了减小贫富分化。但掌握监察官、执政官职位的贵族们利用职权兼并土地财富，使得公民数量锐减时，试图以君权重新分配土地财富的有作为国王却往往被贵族集团利用其职权打垮，这个结果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终于到了公元前200年前后，斯巴达末代国王纳比斯重组了权力结构，依靠部分贫农和希洛人实行改革，重新分配土地，取消债务，增加全权公民人数，凭借集权的政治体制谋求振兴。然而希腊世界早已沧海桑田，斯巴达在反纳比斯战争中被勾搭上罗马人的亚该亚同盟击败，纳比斯也被贵族们暗杀，斯巴达被并入亚该亚同盟，从此消失在古希腊历史中。而纷乱不休的希腊世界，也将很快被野心勃勃的罗马人强势介入，一口吞尽。

小结

斯巴达可谓是兴也莱库古改革，衰也莱库古改革。一项改革绝不能一成不变而适应几百年的社会发展。就算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完美的制度，都无法经受时间长河的考验，一点点的变化的积累，由量变而质变，就像温水煮青蛙一般，无动于衷，从不改变者终将被时间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