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19世纪，地球的另一端欧洲开始探索人类文明的另一种模式，工业革命让这片曾沉睡多时的欧罗巴大陆，重换新颜。一场革命，总是先于一场思想碰撞之环节。以伏尔泰、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思想家，开始挥洒自如地搜罗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文明，为我所用，扬长避短。

中华文明，自然成为他们绕不过去的“灵感之源”。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世界主义vs.殖民浪潮

18世纪前后，一些以伏尔泰为代表欧洲学者依然将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视为“思想圣地”，中国儒学亦成为他们争先恐后效法的文化标的。被誉为“法国孔夫子”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怀有超乎寻常的痴狂境地。

据相关官方统计，伏尔泰完全论述中国或部分涉及中国的地方竟有70处之多，他与朋友通信时所谈及中国的信件，也是多达200余封。在他眼中，中国儒家学是一个具有完整系统的道德规范，无论是政治道德、经济道德，还是公众道德和私人道德，都是一国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

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赫、歌德等欧洲学者，对中国儒家学说颇为推崇。他们将儒家理论中的每一环节都拆分开来，分门别类地与欧洲具体情况相结合，大胆地加以吸收和效法。魁奈认为，“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

其中，儒家学说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中的“世界观”与西方世界的相应观念，大相径庭。

1493年，哥伦比亚开辟了新大陆。随后的1522年，麦哲伦实现了环球航行的目标。这些“壮举”成为西方人“开眼看世界”的发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革命性突破，西方诸国似乎并无意描绘“世界主义”般和谐共生之蓝图，而是一步步地在全球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殖民浪潮”。

15—17世纪，西方进入地理大发现时代

在这一狂潮的席卷之下，占领更多市场、创造更多资本，成为西方世界介入世界版图的最为原始亦是最为务实的逻辑起点。航海技术要完善，工业发展要推进，国际贸易要畅通，殖民主义成为西方大国进入各国腹地暴力侵略的通行证。这个地球瞬间充满征服与被征服，实力与落后轮回的血腥比拼。

对此，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坦言，“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地理大发现之后，不是全球各界团结起来的呼声，反倒是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诉求。到1876年，英国殖民地总面积达到2250万平方公里，是其本土的100倍，殖民人口为2520万，为本土人口的8倍之多。“日不落帝国”的头衔，以殖民主义的胜利而宣告胜利。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弗兰克·古德诺在其《解析中国》中认为，“中国人身上所散发的那种温良、谦恭的气质，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是难以找到复制品的。中国人要执行一整套的礼仪规范，几乎到了表演某种仪式的程度”。中国人处事的态度，如同中国处理各国关系的方式一般，中国文化中所散发的温良、谦恭同时成为西方文化中征服、利用的替代之物，这是中国给全球人类带来的伟大标注，也成为中国日后秉持“海纳百川”全球理念的圭臬。

中国国画的写意风格，是中国“天下观”的重要体现

与西方现代文明相比，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即“天下观”——可谓旷日弥久。《诗·小雅·北山》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的“溥天之下”就是指“天下”，“率土之滨”便指的是“四海”。但细究起来，“天下”在哪，“四海”为何，由于科技、经济等因素制约，古人并没有给予具象的界定。

如果说西方的“世界观”具有更多的“务实性”，中国的“天下观”便自古弥漫着理想主义般的“务虚性”，而就是这种“务虚性”成为中国始终秉持着的独特的东方哲学。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种先于人类科技企及的时代所诞生的务虚性的“朴素思想”，才使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天下观”更具有亘古不变、持之以恒的理想与情怀。

即使在没有科技覆盖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的先哲前贤就开始关心开整个“天下”的秩序，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天下观”的主题词，构筑着东方文明所期望的“文化体系”。2000多年前，孔子在《礼记》中便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想法，用来诠释中国人对人类世界秩序的畅想。这一思想被另外四个妇孺皆知的字所概括，那就是 “天下大同”。

中国传统对“天下”的界定可以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也当然可以是整个地球，甚至是浩瀚天宇的任一角落。早在黄河流域文化的早期文明史中，“中国”一词就以中原地带而有所界定。相对应地，黄河流域四周较为落后的文化，被定义为“四方”——它们是指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重气而轻器

随着中国历史的不断演进，这一看似严格的“天下”与“四方”之定义，又被后人所打破。“中国”的意涵不断扩大，先前的界定也开始模糊起来。对“天下”模棱两可的认知，使得中国人看待天下多了些想象，多了些豁达，也多了一些和平的寄望。

这种“务虚性”的天下观，构成中国从古至今处理全球问题的根本依托，也是中国拥抱世界的“祖传秘方”。其实，与西方带有现代化烙印的世界观相比，中国日渐形成的天下观更“重气而轻器也”。也就是说，中国看待世界的态度，更关心一种宏远之“气象”，具有功用主义那般的“器具性”反倒是其次之策。

另外，这种“务虚性”的天下观彰显了中国看世界的另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天下”的文化认同更优于疆域和地理的限制。中国的世界观，是一种文化关系，而不是西方世界中地理层面上的“地缘关系”。用文化关系牵连各地区利益，使各方利益以最大化的一致性演变为和平相处，也让中华文化不受时空限制而大放异彩。

这种天下四海之相处模式，不仅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史脉络的延续，也与西方现代文明中建立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之上的“建构主义”不谋而合。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奥勒夫和亚历山大·温特相继提出“建构主义”，加入了社会关系与文化认同的“新概念”。从这一层面而言，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已脱离一国之需、一地之限，而是普遍地成为全球各国内生的“重叠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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