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大啊，這個溫暖的搖籃！”
——路遙為母校的題詞
2019年是新中國建立70週年，也是偉大的作家路遙誕辰70週年。路遙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與共和國同行，他經歷了新中國的暫時困難時期和艱苦奮鬥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更見證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城鄉“交叉地帶”的深刻變遷。他敢於衝破崇洋媚外一時的文學創作藩籬，毅然絕然地堅持用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寫出了震驚世界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著名文學作品。賈平凹先生說：“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他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個氣勢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了乾渴的路上。”是的，路遙用自己的生命，換取了成名的作品，終於在他42歲的創作黃金期倒在了文學的路上。在他逝世後的27年時間裡，有多少忠實的讀者在閱讀他的著作，有多少中國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找到了自己的前進方向，又通過多少種方式來紀念這位英年早逝的當代作家。
2018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授予“鼓舞億萬農村青年投身改革開放的優秀作家路遙”為“改革先鋒”；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再次授予他“最美奮鬥者”的光榮稱號。作為他的同班同學，我時時不會忘記他，處處被他的精神所感動，在他逝世後的27年歲月裡撰寫了許多紀念文字，表達了許多鮮為人知的“路遙的大學生活”。今天，作為路遙的追隨者和研究者，我用簡略的文字追憶成名後的路遙和我大學畢業後的幾次見面，再次緬懷我們不朽的老同學——最美奮鬥者路遙。
農墾大樓尋找路遙
1984年春夏之間，路遙為拍攝電影《人生》來到榆林，住進榆林剛剛落成而最高檔的農墾大樓。得知消息，我騎上自行車顛顛簸簸一早從西沙農校出發，尋找路遙，要見畢業八年尚未謀面的老同學。
登記室查找後，我徑直敲門走進二樓他的房間。只見他端坐，看書，抽菸。旁邊，一女子目不轉睛地凝視牆壁上的油畫，不言不語。見我進來，路遙停止了看書，忙忙站起與我握手寒暄，落座後和我談話。他不停地抽菸，桌子上放著一包“石林”牌香菸。他問我：“在農校教書順利不？”又問我家庭生活怎樣？我很驚奇他：畢業八年未聯繫，成名成家的路遙一口說出了我的工作單位！我向路遙簡潔地說了我的基本情況。我說：“我的教書工作基本順利，能勝任工作，家庭生活也很滿意。”他說：“那就好，你要好好教書，咱們都是教師出身，其實，教師職業很神聖！”我頻頻點頭。後來我說：“就是學校裡對咱們工農兵學員很歧視，都在排擠我們。”他說：“你好好工作，提高自身素質，教出來好學生讓他們看看！”說話間他提高了嗓門自信地說：“咱們工農兵學員怎麼啦？畢竟是一代人哩，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你看著，以後的世事還是咱們的！”他的一番話說得我心裡暖烘烘的，對我的觸動很深，頓時提高了我教書工作的信心。我佩服他的淵博知識，更佩服他的政治遠見。
談話中我回頭不見了那位女青年，她的不辭而別使我納悶。不知不覺中，二十多分鐘的時間匆匆滑過。我倆拉話正興時，地區文聯主席胡廣深進門了，路遙向他介紹說：“這位是我的大學同學王志強，在農校教書。”胡主席緊緊握住我的手，忙忙地說：“你好，你好！”“不好意思，現在我們吃早點，馬上要去補浪河，你陪路遙一起吃飯。”我說：“我已吃過，你們忙，你們吃飯。”路遙與我微笑點頭，握手告別，同時說：“下次再見，不好意思。”
小東門的邂逅相遇
1984年深秋，寒風瑟瑟。我去西安參加語文教學研討會，返回途中，住進了延安寶塔橋邊的的交通旅社。住店後，我昏昏沉沉，孑然一人走進店旁的小東門巷道，尋找我們當年經常光顧的小東門食堂。
小東門食堂是我們上大學時經常改善伙食的地方。每逢星期天，同學們就三三兩兩相跟著去解饞：排隊買吃8分錢一碗的素面和一毛五分錢一碗的肉哨子白麵。那時延安市的供應糧，粗細比例為70:30，在學生灶上吃頓白麵是稀罕事，往往要等到過節，還要收細糧飯票。小東門食堂是延安市唯一不收糧票的小飯館，我們常常期盼禮拜天到那兒美美地吃上一頓物美價廉的白麵條，那裡自然是學生改善伙食的好去處，路遙愛吃白麵，經常和我們一起去。
走進巷裡，一片新奇。這裡，過去只有後巷口一個不到60平方米的小食堂，逼仄的巷道里過往著匆匆的行人。而今，巷道上的鍋碗瓢盆聲伴著不同音調的叫賣聲，形成不同的交響曲。哦，它是延安的“小吃一條街”。熙熙攘攘的人們競相挑選適合自己口味的小吃攤。我在小飯桌前徘徊，努力尋覓適合自己口味的飯菜。恍惚間，一個熟悉的聲音傳過來：“志強，過來！”我猛一回頭：“啊呀，路遙！你怎麼在這裡吃飯？”操著地道清澗話的路遙一如既往，微笑、握手：“你坐下！”他一把拉我坐在他的長條凳上，對我說：“我剛從賓館過來，不想吃賓館的飯，就想在小攤攤吃點家常飯。”呈現在我面前的是一尺高低的小飯桌，桌面上擺放著一碟清澗烙餅，旁邊是一碟小菜和一碗小米稀飯，這便是路遙的美味佳餚。招呼間他又報了一份同樣的飯，他知道我的吃飯習慣。
我倆談笑風生，邊吃邊聊，甚是親熱。我說：“下次來榆林在我家吃羊肉雜麵，我們家的擀的好雜麵，到時我召集咱班的同學美美地玩上兩天。”他點頭微微一笑：“好的，下次一定到你家。”他問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我問他的身體和創作成果。我說：“你來這裡吃飯還不是為了觀察生活，體驗生活？”他淡然一笑，搶先買單。握別後，他若有所思地貓著腰回賓館去了。
參加校慶共同活動
1988年9月22日是延安大學50華誕，母校舉行了隆重的慶典活動。路遙是當然的特邀代表，我是以榆林地區校友分會副秘書長的身份受邀參加了慶祝活動。
我於21日按時報到，路遙因故於22日當天從西安匆匆趕回。當時，眼看慶祝大會就要開始，主席臺上坐滿了嘉賓，然而，路遙的位子還空著，急得大會主持人、我們的老師、校黨委書記申沛昌老師團團轉。那時候無手機聯繫，怎麼辦？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宣佈大會開始的一剎那，路遙坐著呼三的小車趕到會場，不等與眾人打招呼，申老師就徑直將他迎上主席臺，宣佈大會開始。那次慶典規格之高，僅老校友武衡、林毅夫等在職的副國級、部長級領導就十多位。
大會之後全體與會人員集體合影留念，路遙馬上回到我班參會的同學當中，參加了集體照像，然後與中文系老師和同學一起合影，最後我班9位同學單獨合影，留下了永久的紀念。
在參觀校史館時，我們看到有路遙的放大照片，十分活潑的白正明同學指著照片對路遙說：“看你的這張像，不像個瘋婆？”路遙笑嘻嘻的指著照片上自己蓬亂的長髮說：“咋看把人忙成個甚！”
下午的宴會，我班同學和班主任高才老師組成了一桌。席間，疲憊的路遙不好好吃飯，我挨著他坐，就招呼他好好吃飯，他卻很難為情地說：“我不能吃肉。”我說：“讓給你炒一個素菜”。正好過來校總務主任、與我們同級的留校生劉昌同學，他忙問路遙吃什麼素菜，路遙不好意思地說：“不用了。”接著又說：“要弄就弄個炒雞蛋大家吃。”動筷子之前，路遙謙讓大家一起吃。
飯後我們就聽到有人議論：“路遙成名了，架子大了，遲遲不到會！”“唯他特殊，廚師為他另外炒菜！”如此而已。談話時，路遙說他遲到的原因：“原計劃昨天回校報到，但接到延安呼三專員的電話，說他當天西安的會不得完，等第二天會完了坐他的車早點回延安一起參加校慶，所以遲到了。”但他們還是拼命往回趕，最終尚未誤會。
大會後，同學們參觀了我們當年的宿舍。得知就在他們宿舍裡住過的學長路遙來了，學弟們熱烈鼓掌並紛紛拿出自己的筆記本和路遙所著的《人生》，要他簽字，籤畢後與我們一起合影留念。我們陪著路遙，第一次享受到了名人同學的榮耀，心情很激動。遺憾的是我們沒相機，學校專門為路遙派了攝影記者，最終，我沒拿到一張照片。夜晚，大雨傾盆，慶祝晚會被迫中斷，我們就和路遙在中文系辦公樓上打牌。期間，幾位學生聞訊趕來，拿出筆記本要路遙簽字，路遙不加思索，在幾個本上同題：“有耕耘，就有收穫！路遙 88年9月22日”。
次日上午，我們到半山腰張子剛同學家作客。爬坡時，聽到路遙氣喘吁吁，為了緩解勞累，我們停下腳步。我問他：“近幾年在媒體上很少見到你，你在做甚？”稍俟休息，他回過頭說：“讀書花費了我一年多時間，然後是寫《平凡的世界》。”又說：“中央電臺播《平凡的世界》，稿子要得很急，播完一集要一集，我有約定，必須按時交稿。”我說：“不行啊！那你能受得了嗎？人家巴金和冰心老人都是慢慢寫呀！”其他幾位同學也勸他注意身體，合理安排時間，然而他卻說：“有時候也由不得我，寫到那裡就停不下來了。”我說：“不能那樣，一定要由自己，搞創作可不能‘趕鍋下米’。”接著他又說：“要成就一件大事，必須在四十歲之前”，他又重複著他的觀點，那年他39歲。那次校慶，路遙為母校題了詞：“延大啊，這個溫暖的搖籃！”
榆林賓館路遙召見
1991年3月，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榮獲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對於路遙而言，他“不拒絕鮮花與紅地毯”，然而，作為一位有擔當有夢想的優秀作家，他遠遠不滿足於現狀，躺在功勞簿上吃老本，而是向更高的目標奮進！此時的他還未進行很好的休整，又著手構思一部自己心中的“大書”。他繼續著他對生活的體驗，深入到人民生活的現實世界裡尋找屬於他的創作素材。他再次來到故鄉，急切切地要去毛烏素大沙漠，在他自己的老根據地進行新的創作遠征。
路遙榮獲茅盾文學獎不久的同年秋，他帶著他的弟弟王天樂，匆匆趕到榆林，住進賓館。當晚，地區文聯主席、堂叔王亦群到我家通知我：“路遙來榆林了，我陪他剛回來，他說讓你通知你們同學，明天早上八點都到賓館來，他要見你們班的同學。”
我很高興，隨即打電話通知。第二天，我們班在榆林的6位同學集中後按時來到賓館。進得房間一看，哦，地委書記霍世仁、副書記黃文選、副專員趙興國和文化系統的領導，正和路遙商議著出去參觀的路線。見到我們，路遙馬上過來和我們握手，招呼著同學們。在和我們拉話不到5分鐘，進來一位陪同領導說：“車來了，抓緊些，咱們就能走了。”話音剛落，領導們都簇擁著路遙向外走去，我們緊跟在後面。走到院子裡，路遙也很不好意思地說：“這次來榆林想再次到補浪河，看看娘子軍連的治沙情況，順便帶著弟弟，還有點私事。你們看，安排很緊，我也沒辦法。”交待了幾句，路遙隨著陪同領導們分別上車出發了。
同學們依依不捨，目送車隊走出大門，悶悶不樂，沉默不語。看著窘迫的樣子，我立刻打破僵局，對大家說：“都到我家走，咱們湊在一起也不容易。”同學們一起走到舊農校家屬院我的寒舍裡，邊吃西瓜邊議論當時的遺憾。我說：“咱們就沒想起，你們報社的也沒帶個照相機，和路遙照個像？”大家七嘴八舌，很不愉快，都埋怨路遙：“為什麼昨晚不讓咱們來，多拉一會兒話？”“他幾次來榆林都不通知咱們，好不容易通知一回，還這麼忙，真是！”“人一出名，就是這樣，見一次都這麼難？”
同學們對路遙的匆匆離開深感遺憾，個別同學發出了怨言，大家畢竟想和久別重逢的老同學多呆一會兒。然而，事不由人，他的活動確實安排很緊，同學們去的也確實有點晚。對於路遙，時間就是生命，他何嘗不願與老同學多呆一會兒，多敘敘同學友情？
這就是我班在榆林的同學們，與路遙的最後一次見面。誰知這匆匆而不滿意的會見，竟成為了同學們與老班長的永訣！
2019年11月1日·榆林
王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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