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4期，原文標題《“封針”之爭：撕裂的父母們》，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創立20多年、盛行於河南各大醫院的“封針”療法現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質疑，因其給患兒帶來巨大痛苦，且療效不明，有過度診斷之嫌，“封針”療法被各大醫院叫停。然而，在“封針”的發源地河南省婦幼保健院，家長們卻有截然不同的反應，有人發覺上當受騙，有人卻極力為之辯護。走向對立的父母們背後，是中國腦癱康復治療領域長久以來的混沌，五花八門的治療手段讓家長看到希望，又陷入絕望。

記者/張從志

星光旅館的走廊，上下四層住了近30戶患兒家庭，大多來自河南各地農村（黃宇 攝）

“腦癱”旅館

鄭州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即河南省婦幼保健院，以下稱“三附院”）被康復前街、中街和后街包圍著。星光旅館在康復后街上，與三附院僅一牆之隔，這一帶原本是蔡王村的地界，旁邊一處正在拆遷的工地使康復后街成為一條斷頭路。患兒家長劉嵐等在路的盡頭，身後是拆遷工地的圍擋。她個子不高，皮膚暗黃，戴一副眼鏡，領著我們從一條破敗、狹窄的小巷子裡拐進去，在一處老舊的民房裡找到了這家旅館。

旅館中央是一處天井，上方掛滿了大人、小孩的衣服，一旁的過道里停著七八輛嬰兒車。這裡住的都是被診斷為腦損傷的患兒家庭。劉嵐帶我們上到二樓，大家互相招呼著，樓上樓下的病友都從屋裡出來，擠到了二樓的走廊裡，因為正值中午，不少人手裡還端著飯碗。大家七嘴八舌地倒起了苦水，女人們話沒說幾句就紅了眼眶。這是10月25日中午，“封針”療法被網絡曝光後的第四天，醫院徹底暫停了“封針”，並通知家長帶孩子出院。家長們陷入了絕望，不知何去何從。

“封針”療法被公之於眾後受到了強烈質疑，醫學專家紛紛表示，這種號稱往嬰幼兒四肢和頭上特定穴位裡注射藥物就能治療腦癱的療法沒有科學依據，只能讓患兒遭受無端痛苦。隨著更多信息的披露，對“封針”的追討聲勢愈發浩大，作為發源地的三附院在輿論場上備受批評，但在這家簡陋的旅館裡，它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評價。

劉嵐的丈夫上午已經給孩子辦了出院。但他們想不通，為什麼網上要鋪天蓋地批判“封針”，他們，還有其他三附院的病友們明明都看到了效果，否則大家為什麼四處借錢也要待在這裡？劉嵐今年43歲，家在河南洛陽的農村，她和丈夫都在村小當老師，他們有一個正在上高三的兒子，但夫妻倆一直想要個女兒，前幾年國家放開二孩，他們經人介紹從當地一戶人家抱養了琪琪。琪琪的親生父母連生了五個女孩，琪琪是最小的一個，卻仍未能實現生兒子的願望。

琪琪八個多月的時候，劉嵐察覺出了她的異常：不能坐立，頭豎不好，不追視不追聽，大拇指內扣，不主動抓物。八個月大還不會翻身，拎著也站不起來。腦電圖、核磁都做了，醫生說是腦損傷，發育遲緩。劉嵐想過把孩子送回去，但她親生父母家裡窮，給琪琪治不起病，她也想過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卻於心不忍。

去年8月，劉嵐夫婦從學校請了假，拿出家中積蓄，從洛陽到了鄭州。一下火車，他們就抱著孩子徑直來了三附院，因為這是離火車站最近的醫院。她後來認識很多病友，天南海北跑了很多城市，最後才轉輾到這裡，浪費錢不說，還耽誤了治療。劉嵐因此覺得慶幸，自己沒有走彎路，歪打正著地到了三附院。

三附院周圍是鄭州的老城區，街道不寬，沿街兩側商鋪林立，尤以餐飲住宿、母嬰用品和推拿按摩居多。在康復前街和后街一帶的巷子、圍牆內，處處可見招租的小廣告，白色的打印紙疊了一層又一層。來看病的患兒家庭大多來自河南各地農村，也有從湖北、安徽、江西等外省過來的，醫院人滿為患，一個病房至少住了三四個患兒，還有陪護的家長。白天一個接一個的治療項目已經讓人疲憊不堪，到了晚上，但凡有一個孩子哭鬧，所有人都休息不好，所以來“封針”的家長都會在附近租房。經濟條件好的，往醫院南邊的街區可以找到高層公寓裡的電梯房，條件差點的，老居民樓、星光旅館這樣的民房也可以落腳。

因為拆遷，加上外地來的患者越來越多，當地租金水平水漲船高。星光旅館原本只有三層樓，房東在樓頂又加蓋了幾間簡易房，上下四層住滿了人，足有近30戶，一家一個單間，吃飯睡覺都在裡面，為了省錢，不少人還買了電磁爐在房裡做飯。房租可以按天交，也可以按月交，劉嵐夫婦住了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40元一天，屋內擺了兩張單人床後僅留一個轉身的過道。住在樓頂的小趙媽媽一個人帶著孩子在鄭州治療，丈夫在外打工，她告訴我，樓頂房租便宜，一個月只收600元，但沒空調沒暖氣。坐在樓頂陽臺上，抬頭就能望到三附院高聳的康復大樓，深秋的陽光暖洋洋地打在人身上，但若再過兩月進入寒冬，樓頂就沒法住人了。

星光旅館裡最大的患兒三歲多，最小的只有幾個月大。李曉雅的兒子半歲大，是年紀最小的孩子，李曉雅自己則是旅館裡年紀最小的媽媽，她1999年出生，因為沒到準婚年齡，酒席辦了，但拿不到結婚證，所以孩子出生時沒出生證，上不了戶口，因此也沒醫保。孩子出生時宮內缺氧，醫生說需要做康復，今年7月，她和家人帶著孩子來了鄭州，住進了三附院。一個療程一萬多塊，她家只能自費，孩子的爺爺和爸爸都在打工，治病錢都是借來的。李曉雅說，自己孩子還在治療的黃金期內，本來做一兩個療程就能“畢業”——醫生和病友們把孩子康復出院叫作“畢業”，就像上完一個幼兒園——但現在“封針”停了，多耽擱一天，效果就差一截。李曉雅憂心忡忡。

琪琪八個月才來，錯過了最佳治療期。她到三附院當天就住院了，沒多久便開始“封針”。21天一個療程，除了“封針”，還有電療、中藥燻蒸、功能訓練等其他項目，做完一個療程休息一週左右。第一次扎針的時候，劉嵐不忍心看，可那麼粗的針頭扎進去，琪琪一動不動，連哭都不哭，劉嵐心裡也像被針紮了。但做了一個療程後，琪琪就能坐立了，而且開始主動抓東西，劉嵐認為這說明“封針”有效果，就一直堅持下來。如今琪琪兩歲，已經做了11個療程。她長了一雙大眼睛，雖然有些內斜視，但看到街邊廣告牌上的小火車會用手指給媽媽看，也能搖搖晃晃地走路了。

腦癱康復營養訓練營邀請了多位專家學者，向腦癱患兒和家長們講授專業的康復知識，幫助患兒們健康成長

神術還是騙術？

腦癱患兒在中國是一個龐大的群體。2013年一項腦癱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目前中國腦癱的患病率為2.45‰。據此估算，中國0～14歲兒童中，腦癱患兒約有500萬，每年新增腦癱患兒4萬到5萬。這些孩子牽扯的是千千萬萬個家庭，他們大多初為人父、為人母，卻不得不一開始就帶著孩子走上對抗疾病的漫長道路。

“封針”療法就是因這個群體出現的。它的創始人、三附院兒童康復科名譽主任萬國蘭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自己從1991年開始就利用針灸、按摩治療腦癱，但效果不好，1992年開始嘗試“封針”。“周圍的人都說太冒險，老同志說西方國家100多年就定性為不治之症了，弄成還行，弄不成別人會笑話，（為此）我查了很多資料……”萬國蘭買來了雞、鴿子進行動物實驗，之後又在自己身上進行人體試驗，並經常把自己扎得血流不止，才創立了“封針”療法。

“封針”療法的全稱為“位點加穴位藥物注射療法”，三附院官網宣稱，“封針”結合小兒康復訓練和傳統中醫綜合療法，可以治療小兒腦癱、各種腦損傷、智力低下、缺氧缺血性腦病後遺症、腦積水、各種腦炎腦膜炎後遺症、聽力障礙、各型癲癇等小兒神經系統疑難疾病，並且均取得了較好的療效，年齡小者可治癒或“正常化”，年齡大者可改善運動功能，提高生活能力，使其生活自理，還曾成功治癒多例因重症腦炎導致的“植物人”。由於療效顯著，先後迎來美國、俄羅斯、韓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港澳臺同胞及內地31個省市及自治區的大批患者前來就診，治療患兒逾9萬人次。

據2011年當地媒體的一篇報道，萬國蘭的靈感來自一本外文醫學專著，她想，“如果通過針灸給予腦癱患兒的大腦一定的強刺激，就有可能激活這些‘睡眠’和受損的神經細胞，恢復大腦功能！”。然而，目前國際醫學界公認的是，腦細胞的損傷是不可逆的，腦癱一旦形成，康復訓練只能減輕症狀，很難治癒。“封針”療法對外的宣傳顯然違背了這一基本認知，而在此次引起軒然大波之前，醫學界內部早已產生了質疑。

上海兒童醫學中心中醫科主任孫克興告訴我，“穴位注射”是中醫裡面的一種傳統治療手段，但是以前從來沒有被用於腦癱治療。“封針”療法雖然號稱“把不治之症變為了可治之症”，但它卻帶來了不好的學術影響，在各種小兒腦癱的學術會議和論壇上，很多專家口頭上都對此提出過質疑，鄭州相關醫院科室的醫生出來開會，都時常覺得抬不起頭來。

三附院也一直未能拿出有效的科研證據回應這些質疑。根據醫院方面宣傳，“1997年至2002年封針治療381例腦癱患兒，總體有效率高達97.1%，其中正常化190例”。對於“正常化”的描述是：運動、姿勢、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社會適應能力，與正常同齡兒無明顯差異。但直至2010年，該療法總共四篇動物實驗論文中樣本大鼠共191只，還不到其宣稱治療9萬多人次（三附院官網最新宣傳數據）患兒的1/450。而根據現在披露出的案例，在接受治療的兒童中，可能還存在相當一部分根本達不到腦癱標準，有過度診斷之嫌。

嬰幼兒神經康復資深專家、寶秀蘭中心首席醫療官劉維民告訴我，神經網絡可以重塑是腦癱康復的腦科學依據之一，但是“壓力”或“緊張”是對身體或心理健康嚴重威脅的狀態，會影響激素分泌，如應激激素分泌增多，會影響神經的重塑過程，因此國際上的康復或早期干預強調安全依戀的建立，強調家庭為中心，強調遊戲化的主動引導和適宜的環境刺激。“（封針）它創造的是一個痛苦的、恐懼的、有壓力的醫療環境，跟神經重塑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馳。面對一種不可治癒的疾病，這種手段即便有效果，在倫理方面也是無法通過的。”而且根據腦科學的研究，三歲以前是孩子大腦重塑最關鍵的時期，長期處於一種不穩定的醫療環境下，即便他日後忘掉了這段痛苦的經歷，對孩子大腦神經的發育也已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影響。

只是，這些質疑都停留在學術層面。對於醫學界的爭論，家長們知之甚少，當不同醫院的醫生髮生分歧時，該信誰、選擇誰，家長完全處於信息不對稱的弱勢一方。最可靠的辦法當然是選擇權威，所以，集一省最優質的兒科醫療資源的省婦幼保健院，幾乎是所有家長的不二選擇。更何況，他們在醫院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孩子本來不會走路、不會說話，幾個療程後學會了行走，還能叫爸爸媽媽了；身邊有家長做了兩三個療程就抱著孩子歡天喜地地出院了，還有的家長從北京、上海最好的醫院轉到鄭州——不斷被強調、被複述的病例經驗告訴他們，“封針”是有效的。反過來推想，如果“封針”是騙人的，那為什麼20年經久不衰，越做越大，全國患者慕名而來？如果沒有效果，大家都是傻子嗎？

弔詭的是，“封針”療法像是被人為地禁錮在了河南一地（在其他省份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家醫院開展這一療法），在20年裡遍佈全省各級醫院，獲得了醫生和家長們的共同信賴。在爭議聲中，三附院兒童康復科從萬國蘭創立時的十幾張床位發展到2019年的11個住院病區、2個康復訓練區、1箇中醫康復區、600張床位。康復科成為最為龐大的科室之一，腦癱康復儼然變作地方醫療衛生經濟的支柱。

康復前街、后街的老居民區裡，四處可見接受“封針”的“小光頭”（黃宇 攝）

“我不能拿孩子的將來賭”

“封針”療法被網絡曝光後，五年前的一幕幕像幻燈片般在沈宜的腦海裡重現，即使她強作鎮定，回憶仍讓她慌亂。

32歲的沈宜在證券行業工作，在鄭州上完學後留了下來，26歲那年結婚，27歲生下一個男孩。沈宜做產檢、生孩子都是在三附院，孩子一個月大去做兒保的時候，醫生拉了拉他的胳膊和腿，小孩有抵抗動作，拎起來走了幾步，有剪刀步，醫生診斷為肌張力高。沈宜是第一次聽說肌張力這個詞，回去上網一查，她被嚇出一身冷汗。肌張力高通常是腦損傷的症狀，對孩子將來肯定有影響。之後，她又去了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以下稱“中醫附院”）和鄭州兒童醫院，得到的結論差不多，孩子是腦損傷，建議做康復，甚至有醫生在診斷書上直接寫出了“腦癱”二字。這對第一次做媽媽的沈宜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

可是在北京的醫院，沈宜卻聽到了不一樣的說法。北京兒童醫院的專家說，如果孩子四個月以後還是這樣的狀態，那就證明小孩確實有些問題。而中國醫學科學院協和醫院兒科主任醫師鮑秀蘭醫生直接告訴沈宜：“你這孩子特別機靈，一個多月都知道眼神追著人跑，胳膊、腿沒有什麼大問題，你不摸他的時候，他自己動得可開心了，你去拉扯，他自然會緊張，這是本能的一種對抗，而且片子也顯示沒有問題，我真不知道你在擔心啥。”

從北京回來後，婆婆和丈夫提著的心都放下了，但沈宜陷入了兩難，到底聽北京的醫生，還是聽鄭州的？“我不能拿孩子的將來賭。”沈宜還是選擇把孩子送回了醫院，開始了康復。在三附院，醫生說可以保守治療，但“封針”效果更好。沈宜去現場看了，幾個月大的孩子被扎得滿頭是血，幾個大人上前按住孩子，針一抽出來，就用棉球去摁住，小孩哭得幾乎快背過氣。沈宜接受不了這種療法，她帶孩子先去了中醫附院，後轉至鄭州兒童醫院。在兒童醫院康復了四個多月，每天一個屋子一個屋子地排隊，包括蠟療、磁療、針灸等等。兒童醫院也有穴位注射，手法和三附院一模一樣，只是針數少得多。

康復中途，沈宜也試圖放棄過，但在家裡面，她坐立難安，每天都在想孩子以後坐著輪椅的畫面，想醫生說過話的：“如果你錯過了黃金週期，等他有問題的時候，你再來看就晚了。”她便重新把孩子送回醫院。

沈宜說，等孩子到七個多月大的時候，已經掩蓋不住他是正常小孩的事實，“他會爬了，會和人互動”。出院後，醫生打電話來問，為什麼不堅持治療，“孩子四肢會爬了不代表他以後走路姿勢是不是有怪異，腿是不是好看，最好能到一歲以後再說”。不過，沈宜沒把孩子送回去。兒子10個月大的時候，已經能夠站起來，11個月就會走路了，滿一歲就學會了說話，除了體形偏瘦，各項生長髮育指標也都完全正常。聯想到之前那幾年裡，自己身邊包括表哥、同事在內的十幾對夫妻生下的孩子，有四五個被查出相同的腦損傷，這讓她更加懷疑自己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有病。這種懷疑一直折磨著她。

“神經發育不能夠一次性評價，必須有一個動態的觀察過程，因為兒童的神經發育有時候會受一些因素的干擾，比如說孩子前一段時間剛剛生了一場大病，病癒後來做神經發育評價，那麼孩子很可能就會有一些落後。還比如早產兒，因為早產的原因，他的運動或者神經發育，包括智力方面都比正常的同齡兒要落後一些。”焦敏介紹說。她以前是鄭州兒童醫院（河南省兒童醫院）兒保科的醫生，在兒保科推動高危兒隨訪門診和功能訓練，康復科則負責腦癱患兒的康復。2014年，焦敏離開工作了20多年的鄭州兒童醫院，去一所衛校當了一名老師。儘管焦敏迴避了關於腦癱康復的問題，但採訪結束後，她發來了一條這樣的微信：“一種沒有循證醫學支持的有創治療數十年在醫院開展並且在行業內推廣，應該本身就是問題吧！”

孩子健康的成長讓家人漸漸淡忘了這件事，但這以後的日子裡，自責始終像一根紮在沈宜心裡的刺，怎麼也拔不出。其實產後不久，沈宜就已經陷入抑鬱狀態，孩子被診斷為腦損傷後，日復一日的康復治療同時折磨著母子倆。開始康復一個月後，沈宜一個人抱著兒子爬上了小區34樓樓頂，打算跳下去一了百了。“既然是我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帶走他好了，不要再讓他受那麼多苦了，也不要再拖累家人了。”萬幸的是，家人及時發現，把她拉了回去。這以後，這場病成了家裡的禁忌，丈夫不再讓她去想那些事，也從不在家裡提起。

北京協和醫院兒科主任醫師鮑秀蘭正在看診，在過去的幾年裡，她接待了許多家長（黃宇 攝）

撕裂的父母們

針對外界的質疑，醫院官方承認“封針”療法循證醫學證據不足，正在自查自糾。三附院宣傳科的工作人員沒有正面回應本刊的採訪請求，聲稱一切都要等上級主管部門調查結論。院方保持沉默，但在網絡空間裡，患兒家長群體之間的撕裂愈演愈烈。許多像沈宜一樣帶孩子“封針”過的家長認為自己上當受騙了，他們對醫院憤恨不已，想通過這次曝光徹底消滅“封針”。而住在星光旅館的劉嵐、李曉雅們同樣憤怒，認為反對者們不顧她們孩子的死活。沒有人懷疑這些父母對孩子的愛，但圍繞“封針”，他們站在了彼此的反面。

“封針”到底有沒有療效，對這些父母來說是至為關鍵的問題。劉維民說，腦癱康復過程往往不僅侷限於“封針”，還穿插了康復性的功能訓練——在腦癱康復領域，這是目前公認最核心的手段——也許就是這種物理康復的效果，被家長誤認為是“封針”的作用。在沒有嚴格科研設計，排除各種混雜因素前提下，這種結論是不可信的。“反過來說，像在我們這邊僅僅只做訓練的孩子，不進行各種有創的或是藥物的複雜治療，同樣效果非常顯著，更說明了真正起效果是物理康復本身。”

十幾年前，鮑秀蘭引進了國際上的物理康復理論，摒棄了以往“打針吃藥”的療法，通過早期介入干預，讓整個家庭參與進來，對患兒進行運動功能訓練，儘量恢復患兒的運動、語言等功能。但由於種種原因，中國不少公立醫院仍然在採用“打針吃藥”的方法治療腦癱。

86歲的鮑秀蘭退休後，仍在自己創立的寶秀蘭中心堅持每週出診。寶秀蘭中心是一傢俬營早期干預機構，位於北京市豐臺區的一處園區內，佔了一棟獨立的小樓。鮑秀蘭在上午開診前接受了本刊採訪，她告訴我，在從醫的這些年裡，她接待了數不清的河南家長，他們大多都是在當地醫院被診斷為肌張力高、腦損傷，但經她檢查發現，很多孩子並沒有大問題，只不過是發育稍微遲緩，並不需要住院康復。“封針”療法被曝光後，來這裡的家長更多了，現在幾乎每天都有兩三個河南的家長過來。採訪當天早上，鮑秀蘭接待的第一個患者就來自河南商丘。孩子生下來沒多久被診斷是肌張力高，在商丘的醫院做了“封針”，爸爸看到網上的新聞後，讓孩子媽媽和奶奶頭天趕緊坐高鐵到了北京。鮑秀蘭給孩子做了檢測，也看了片子，然後明確地說：“你們的孩子沒問題，是健康的。”

孫克興告訴我，國際上腦癱康復單純就是物理性康復，但國內腦癱康復領域模糊、混沌，普遍存在強化康復的現象，各種各樣的干預手段疊加式地開展，這裡面有相當的利益驅動。“想要徹底治癒腦癱的孩子，讓他完全恢復正常，在醫學上是不現實的，但是從家長的角度來講，他總有這麼一個願望。有的治療者為了迎合家長的這種願望，沒有跟家長做出一個很明確的交代，你來了我就拼命給你治，以至於很多家庭傾家蕩產。”孫克興認為，“康復治療應以家庭為中心，基於社區開展，在注重孩子主動性的前提下，要充分發揮家長的作用。腦癱康復遠不是單靠醫學手段可以解決的問題，還需要包括教育的、工程的、社會的等領域的力量介入。”

沈宜甚至在醫院見過有家長單純為了讓孩子變聰明，像著了魔一樣，讓醫生給孩子“封針”，只是因為他聽說“封針”會促進孩子腦神經生長髮育。劉嵐帶琪琪來治療，“剛開始是想著她以後生活能自理，後來想她有一口飯吃，餓不死，再後來希望能讓她上學，可不就要再多堅持兩天”。劉嵐說，如果治療沒有效果，去向親朋好友借錢都不好意思開口，別人會覺得是浪費錢，現在她看著琪琪在進步，心裡比以前輕鬆多了。李曉雅一家則是瞞著村裡人來鄭州治病，回家也要藏著掖著，生怕村裡人知道自家孩子腦子“有病”。

“封針”停擺後，街面上可以看到陸陸續續有家長開始帶著行李離開康復前街。當地老住戶說，以前一到傍晚，孩子們結束一天的治療，附近的街面上淨是“小光頭”，只要看到“小光頭”，上前一問，基本都是在“封針”。這幾天，街面上“小光頭”的身影已經稀疏了很多。

10月26日一大早，劉嵐和丈夫抱著孩子離開星光旅館，回了老家洛陽。家裡多年的積蓄被掏一空，還欠了外債，現在，劉嵐要趕緊回去上課掙錢。到家後，劉嵐讓我幫忙打聽北京醫院的療效和費用。“我們夫妻每月打卡工資剛好4000元，加起來8000元，養兩個孩子，一個高三，一個兩歲。在三附院治療比在我們當地小縣城裡面治療還便宜，雖然生活成本比我們這裡高，但我們還能堅持。”她仍不忘向我強調，在三附院看病其實並不貴，最初的幾個療程花費多一些，但到了後面，扎的針少了，康復項目也少了，除去醫保報銷和公益補助，其實自己只要負擔三四千元。劉嵐說：“大家都說北京有最好的設備、最好的治療團隊，但如果太貴，我們也是治不起的。”

沈宜的兒子今年已經上了幼兒園大班，活蹦亂跳，健健康康，只是怎麼也吃不胖，比同齡人看上去瘦弱得多。沈宜覺得，這是因為一歲前的那幾個月裡，他正長身體的時候沒有太多時間睡覺，“每天早上7點多就要把孩子弄醒，然後帶到醫院，像趕場一樣，一個屋子一個屋子地去排，上午幾個，下午幾個，從早到晚地折騰”。

孩子好了以後，沈宜不願再去回憶，也沒有試圖找人傾訴，“我覺得我得趕緊把它忘掉，真的像地獄一樣”。但“封針”被新聞曝光的那天夜裡，沈宜抱著手機看到了凌晨4點多，她自己反思過無數次，覺得自己“愚蠢至極”，查了那麼多資料，看了那麼多專家，最後還是選擇回來乖乖做治療。但她終於再次跟丈夫提起了那次跳樓的舉動：“我要是因為這事死了，你說我死得冤不冤？”

（文中所有患兒及其父母均為化名，實習生李明潔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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