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普鲁士在国王威廉二世和宰相俾斯麦的带领下，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德国由此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局势举足轻重的势力。面对新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出任为德国宰相的俾斯麦对对德国的安全环境采取了比较初步的措施。一个是保守主义，强调意识形态的团结，就是和俄国和奥地利强调君主国关系；第二个就是放低姿态，做出一种相当于韬光养晦式的表示。但是这些措施对于消除德国崛起的时候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压力，用处并不是很大。

在一开始的几年里，他这些做法好像还是奏效的，但是等到遭遇危机的时候，就显得不行了。今天讲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之初的“战争在望”危机，这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俾斯麦的政策，使德国的崛起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危机前的欧洲外交格局

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以普鲁士赢得胜利而告终，战后双方签署了对法国颇为苛刻的《法兰克福和约》。法国的战败和德意志的统一促使整个欧洲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南德诸多邦国被兼并，法、俄等国从此失去了插手德意志地区事务的抓手，法国的大国优势地位不复存在。缺少了缓冲和制衡因素的欧洲秩序，其弹性急剧减小、从而导致几个欧洲大国之间通过一系列外交行动，重新衡量彼此实力、并逐渐形成新的平衡。

由于位于欧洲中部的德意志势力急剧膨胀，对欧洲边缘地区强国形成强大的地缘挤压，引发了各国普遍担忧，纷纷采取新的外交措施，试图为本国获取一种新的安全保障。同样，位于四战之地的德国，地理环境易攻难守，加上与法国结下了血仇，外部地缘环境同样脆弱无比。这些促使德国宰相俾斯麦意识到，一旦德国寻求继续扩张，必定会引发周边列国的强势反弹。所以他公开明确的宣布德意志统一后，不再寻求更多的领土要求。

为了孤立法国，俾斯麦可谓煞费苦心，他利用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促成德国和沙俄、奥匈这两个君主制国家建立“三皇同盟”。三皇同盟的确立主要是为了孤立共和制的法国，在加强欧洲君主制王朝团结的旗帜下，由德国掌握奥匈、沙俄的外交脉搏。要知道，普法战争以后，法国对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丢失耿耿于怀，并于1873年秋天就已经开始重整军备了。甚至为了赶走德国占领军（俾斯麦为保证战争赔款的落实而指定的补充条款），法国提前一年支付了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

俾斯麦很清楚法国的图谋，他一方面告诫德国官员不要对法德和平保持幻想，另一方面则积极巩固三皇同盟。当时奥匈帝国采取了与德国积极合作的态度，以此来改善自身的地缘劣势，并在德国的支持下与沙俄就近东问题达成暂时妥协。德国在三皇同盟中的主宰作用让沙俄很不甘心，曾经的“欧洲宪兵”（拿破仑战争后，沙皇通过筹建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影响欧洲事务）不仅失去了对德意志的支配能力，还需要在其倡导下行事。不过由于沙俄和德国深厚的传统友谊、宗亲血缘关系和战略需要，双方依然保持友好关系。对俄关系是德国在欧洲外交事务中的关键，拉住了沙俄就意味着法国面对德国时将会孤立无援，毕竟当时的英国一向对偶走事务抱以孤立的态度。

“战争在望”危机

原本，不论是三皇同盟还是英国，都对法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欧洲均势未被某一国家危及的时候，英国这只欧洲的“离岸平衡手”是不会有所举措的。但是到了1875年，事情发生了变化，法德局势骤然紧张。两个方面的因素，引爆了法德之间的局势，分别是法国备战动向和德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斗争”。

德国自夸的漫画反映出它的地缘困境

由于德国始终担心法国会对其进行复仇，故而当法国国民议会于1875年3月批准了新的军队编制法（即新干部法）时，德国人紧张起来了。法军原先执行的是三三制军队编制，即一个师下面三个团、一个团下面三个营、一个营下面三个连，但新编制法出台之后，法国在营级和连级均增设一个编制，虽然没有补充兵力，却拥有正常的战斗序列和军官结构。德国方面曾做过计算，一旦战争爆发，新编制下的法军将会多扩充至少十四万人，这会导致德军的人数优势不复存在。同时，关于法国官方收购一万匹马的消息也迅速传出，引发德国对法国扩充骑兵的担心。

出于对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德国方面很快出台政策，禁止将马匹售卖给外国人，并于同年4月8日在具有官方背景的柏林《邮报》上刊登了《战争在望？》一文。文章的标题虽然是用问号结尾的，但却以一种对法国正在重新武装的笃定语气阐述法德战争爆发的危险性。俾斯麦或许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发欧洲其他国家对法国军事动向的注意，但英俄等国并不相信法国敢于挑衅德国，反而将这篇文章视作德军备战的信号。

当时普鲁士总参谋部（代行德军总参谋部职责）认为必须要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但这种观点被俾斯麦否决，不过他同样认为军方的关切是合理的，这才有了《战争在望？》一文的出炉和后来的一系列舆论攻势，而军方为了增加军费等经济利益的考虑，也非常愿意在德国内外夸大对法国的战争威胁，而这恰恰被法国外交家所利用了。同样被法国利用的还有德国的内政斗争，即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斗争”。

原来德国虽然是一个以新教（主要是路德宗）为主的国家，但国内存在一股人数占据少数，但影响力较高的天主教徒，而天主教徒是需要听从罗马教廷指示的。1864年罗马教皇发布了一份名为《谬误》的大纲，列出了80条所谓的“谬误”，对理性主义、温和派、天主教与时俱进说等进行了驳斥。在《谬误》中，教皇的核心含义是认为政教分离是错误的，政教应当重新统一起来，并由罗马教廷所把持。

文化斗争：俾斯麦和教皇之间的博弈

教皇的这套说辞推出以后，德国天主教徒就发生了分裂，少数人认为教皇是错误的，不应当予以执行，但大部分人却坚持听从教皇的，并对少数派进行了迫害。天主教徒少数派不得已，选择向国家寻求庇护，这让俾斯麦以为是巩固德国统一的大好时机。于是德国从国家层面对天主教发动了一场“文化斗争”，但仅仅几年之后俾斯麦就显露出败像。俾斯麦怀疑国际上存在一股反德的天主教阴谋，并认定法国就是主谋。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有依据的，当时法国的许多大主教公开宣扬为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法国而祈祷，并鼓动德国天主教徒起来反抗。

然而，文化斗争激起了天主教国家对德国的愤恨，奥匈和沙俄也拒绝追随俾斯麦的反天主教政策，这导致三皇联盟出现了裂痕。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当时德国的诸多外交官对发布战争威胁口不择言，被法国所利用。当时的法国外交大臣德卡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官，他利用德国对法国的恐吓来激怒其他欧洲大国，尤其是英国和沙俄，想要营造出德国意图先发制人、破坏欧洲先行秩序的形象。为此，他充分利用英俄等国的担忧，极力渲染德国想要将所有德语国家合并，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帝国的企图，然而不论是英国还是沙俄，起初都没有上当。

三皇同盟签字仪式

不过随着德国国内舆论对“战争在望”的渲染，英国首先改变了自己的判断，对德态度也日渐强硬起来。相较而言，沙俄依旧不为所动，反而专注于安抚法国。但是德卡兹和法国此时已经决心和德国对抗到底，为了说服俄国频繁运作，并与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进行密谈，最终促成了沙俄对法国方面做出安全保证。最终英、俄渐渐改变立场，开始向德国直接施加外交压力。

“三皇同盟”的裂痕

在欧洲五大强国中，英、俄、法最终均站在了德国的对立面，最后一个大国奥匈帝国却态度暧昧。它即没有响应英国对德施压的建议，同时又表达了自己与俄国一样拥有对和平的愿望。之所以如此暧昧，是因为德国并不愿意德国继续削弱法国，同时还希望通过讨好德国牵制沙俄。当沙俄和德国在“战争在望”危机中关系僵化之后，同样和沙俄存在利益纷争的奥匈是很高兴的。

三皇同盟是依靠保守主义君主制作为纽带的，但在现实利益下却显得如此脆弱。从反天主教政策到孤立法国，三皇同盟都没有实现俾斯麦搭建该同盟的最初目的。另外，在“战争在望”危机的最后阶段，当沙俄宰相哥尔查科夫抵达柏林以后，全然不顾当初与俾斯麦的旧友关系，以整个欧洲代表自居向俾斯麦提出质疑，强硬的要求德国澄清战争威胁。对此，俾斯麦将危机推卸给法国和报纸媒体的错误宣传，战争阴云由此消散。但哥尔查科夫却在发往俄国派驻欧洲各国的使馆电文中强调和平已经有了保障，给舆论造成和平景象是沙俄干预后的结果。

此次危机之后，德国与沙俄之间的矛盾日渐公开化，双方自拿破仑时代建立起来的传统“友谊”和君主制联系面临支离破碎的境地。德国面临在欧陆与沙俄的支配权竞争、与大英帝国的世界霸主竞争（具体表现在海军竞赛）、与法国的宗教和领土争端等。曾被俾斯麦所担心的反德同盟雏形，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展现出来了。

综上所述，德意志的统一经历了三次王朝战争，在普丹战争和普奥战争时期，俾斯麦带领的普鲁士政治精英选择了相对宽容的态度对待战败者。然而到了普法战争时期，迫切需要收割战争红利的北德同盟强烈要求对法签署严苛的《法兰克福和约》，造成德法之间难以解开的血仇。为此，德国始终担心法国方面的复仇，并在法国做出军队编制改革、马匹收购和影响德国“文化斗争”时，发出了“战争在望”的恐吓。

德国希望通过战争恐吓吸引其他国家对法国动向的注意，却未料到在一番外交博弈之外，英、俄等国选择对德国“劝架”。统一后的德国早已不是普鲁士的体量，这足以引发其他欧洲大国的忌惮，甚至就连同属“三皇同盟”的奥匈和沙俄也是如此。“三皇同盟”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暴露了他们之间的裂痕，反德同盟雏形已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