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思成林徽因留下的書信中，與兩位朋友的通信和其他人頗有不同。他們不是中國人，來自大洋彼岸的美利堅合眾國，卻有味道十足的中文名字。他們就是後來成為著名社會學家、漢學家的費正清（費爾班克·約翰·金）和費慰梅（威爾瑪）夫婦。
當時，費正清和費慰梅都是剛剛大學畢業的學生，費正清來自南達科他，費慰梅則來自麻塞諸薩州的劍橋，這一對如痴如狂的喜歡中國的人文歷史和藝術的年輕人，就是在那裡相遇並相愛的。因為共同的追求，他們到古老的北平結了婚。
在北平東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裡，這一對來自異國的年輕夫婦懷著一腔新奇，過起了老北京人的日子。他們的早餐是衚衕口的豆漿油條，挎籃子吆喝"籮卜賽梨"的小販，也引起他們極大的興趣。夫婦倆最愛做的一件事兒莫過於坐上人力拉車，串北平的街道和衚衕，那種古老的文化氤氳，讓他們進入了一個古典的東方夢境。
費正清夫婦找了中文老師從頭學習中文，神秘的方塊字有一種別樣的魅力。課餘時間，他們便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廟裡考察，但對他們更具吸引力的卻是北平的門樓和城牆，儘管這大牆內外上演著的一幕幕活劇，對於他們卻還是那樣陌生。
費正清和費慰梅是在結婚後兩個月遇見梁思成夫婦的，四個人的友情維繫了一生。晚年的費慰梅回憶起他們相識時的感受說：
當時他們和我們都不曾想到這個友誼今後會持續多年，但它的頭一年就把我們都迷住了。他們很年輕，相互傾慕著，同時又很願回報我們喜歡和他們做伴的感情。徽（whei）——他為外國的親密朋友給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別的美麗活潑。思成則比較沉穩些。他既有禮貌而又反應敏捷，偶爾還表現出一種古怪的才智，倆人都會兩國語言，通曉東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絕的言語和笑聲平衡著她丈夫的拘謹。通過交換美國大學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們夫婦倆都在哈佛念過書，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學當研究生時來到北京的。這兩對夫婦的邂逅並不是什麼奇遇。他們在一次聚會上認識，並互相吸引，一交談，才知兩家居然是相距不遠的近鄰，這使他們喜不自勝。
費正清、費慰梅的中文名字就是梁思成夫婦取的。後來抗戰時費正清以美國情報局官員身份來華，曾改名字為"範邦國"，梁思成卻頗不以為然，說："範邦國這三個字聽起來像番邦之國，也像藩子綁票國，而正清乃是象徵正直、清朗，又接近John King的發音，是個典型的中國名字。"從此，費正清的中文名字就沒有變過。
這份上天賜予的新的友誼給林徽因的生活注入了陽光。當時她和梁思成剛剛由瀋陽遷回北平，開始在中國營造學社的工作，事業還未走上正軌，又有家務瑣事纏身，讓本就急性子的林徽因心煩意亂。費慰梅懷念這段日子時記敘道：
那時徽因正在經歷著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務的苦難，並不是她沒有僕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兒、新生的兒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煩的、一個感情上完全依附於她的、頭腦同她的雙腳一樣被裹得緊緊的母親。中國的傳統要求照顧她的母親、丈夫和孩子們，她是被要求擔任家庭"經理"的角色，這些責任要消耗掉她在家裡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
費慰梅作為一個來自不同文化環境的女性，對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層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穴結點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國朋友全部痛苦的癥結，費慰梅說：
林徽因當然是過渡一代的一員，對約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僅在英國和美國，而且早年在中國讀小學時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國外過的是大學生的自由生活，在瀋陽和思成共同設計的也是這種生活。可是此刻在家裡一切都像要使她鎩羽而歸。她在書桌或畫報前沒有一刻安寧，可以不受孩子、僕人或母親的干擾。她實際上是這十個人的囚犯，他們每件事都要找她做決定。當然這部分是她自己的錯。在她關心的各種事情當中，對人和他們的問題的關心是壓倒一切的。她討厭在畫建築的草圖或者寫一首詩的當中被打擾，但是她不僅不抗爭，反而把注意力轉向解決緊迫的人間問題。
費正清1946年回到哈佛曆史系教書，專注於學術研究，開創了費正清學派，建立哈佛東亞研究中心，把費氏夫婦深愛的中國文化傳播向全世界。回國後，他們的友誼只能靠書信傳達。梁家被戰爭困在李莊時，生活極端拮据，連信紙都只能用剪開的小紙片，郵費也夠一家人生活一陣子。即使是這樣，他們的聯繫也沒有中斷。
1993年，費慰梅完成書稿《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1995年由賓州大學出版，以紀念二人曾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求學的淵源。費慰梅於2002年4月4日逝世，享年92歲，與林徽因的忌日只差三天。她的名氣雖然不如丈夫費正清大，但她對中國藝術的深深熱愛，和中國才女林徽因至死不渝的情誼，寫下了中美知識分子交流史上的動人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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