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是學生天然的利益共同體。誰都無法否認，減負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
現在回想起來，90後面臨的課業負擔可能還不是最重的。類似“小學生晚上9點寫不完作業”的現象，並不是第一批90後的普遍經歷。相反，至少在筆者及同齡人的印象中，小學放學花一個多小時完成作業，還趕得上看當晚的《大風車》節目，更不會因為“小升初”而煩惱。上初中以後，直到接近中考的初三階段，才慢慢感受到應試和習題的壓力。
隨著80後、90後陸續為人父母，他們慢慢發現，孩子所要應對的課業壓力超乎自己的經驗。朋友圈裡，不乏畢業自名校的年輕父母，恨鐵不成鋼地抱怨孩子做作業太慢、沒有繼承自己卓越的智商，殊不知，當年讓他們獲得階層晉升通行證的智力，也許完全不足以應付當下複雜而繁重的教育。歷經一輪輪考試篩選出來的他們，註定是不甘願“輸”的一代，也自然把這種心態投射到孩子身上。
不知道從何時起，中國的家校關係、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邊界，便陷入了模糊與混沌的狀態。一方面，家長越來越頻繁地介入到子女的課業之中，幫孩子完成作業成為家長的日常；另一方面，各種校園問題的產生，似乎又是家庭教育缺失的結果，一些家長總是一廂情願地期待學校替代自己管教子女。
家庭教育該不該加強？答案是毋庸置疑的。這一代城市家長自身受教育背景紮實，知識結構完善，有能力對子女實施高水平的家庭教育。但是，對家庭教育的理解，卻因為缺乏共識而見仁見智。
現實中，家庭教育淪為了學校教育的附庸。家庭雖然是區別於學校的實體空間，卻在無形之中成了課堂學習延長的時間。學生把大量無法在學校裡完成的作業帶回家，家長不僅負責監督，還要盡己所能指導孩子完成習題。家庭生活只是學校生活的複製，親子之間本應該享受的家庭時間被無限度地壓縮，促進下一代形成健全人格與品質的家庭教育卻長期缺席。
教師的教育權是具有專業性質的權力，學校教育有其不可替代性，而試圖把專業權力交給家長執行的想法，恐怕是危險的越界。長此以往，家長要麼質疑教師的能力與資格，要麼面對“任務”無所適從，種種家校衝突也隨之激化。
減負由誰來減，怎樣的減負才符合孩子成長的真實需求，進而實現各方“多贏”，是減負取得共識的前提基礎。如果課業負擔的施加者，從學校的“右手”轉移到家長的“左手”，只會讓受教育者不堪其重。
在減免學生實際課業負擔的同時，學校應當補齊服務短板。將減負工作具體化、指標化，固然是檢驗減負工作成效的必要之舉。然而，指標更要對應實效，而不是單方面地減輕學校的責任。比如，縮短中小學生的在校時間，學生放學時間越來越早，只會給家長增加負擔。如果學校放學，並不是學生一天學習的結束，那麼以在校時間長短檢驗減負又有何意義？
中國學生習慣於學校和家庭的“兩點一線”。而減負的真正指向，不在於學校與家庭的此消彼長，而要探索在學校學習和居家休息之外，讓學生成長的“第三種時間”。
國民教育的面貌是社會發展水平的折射。當初深受應試教育困擾的學生，如今成為焦慮而冒進的家長，似乎又站到了應試教育的戰壕，荒誕的背後是對下一代成長和發展的密切注視。減負20年來，人們至少可以得到這樣的經驗：要從根子上消除教育焦慮，減免課業負擔，不是教育者、家長、受教育者的任何一方能夠畢其功於一役的，或許只有時間才能檢驗減負的成色。
可憐天下父母心。家長自然都心疼自己的孩子，但問題是，在激烈的升學競爭之下，誰都不敢在"軍備競賽"中率先退出。"分數為王"的局面不改變，如果學校嚴格落實減負政策，焦慮不已的家長將會想方設法給孩子"加餐"。校內減負校外補，家長需要支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錢，培訓機構反成最大獲利者，怎能不令一些家長"發瘋"!
作業多負擔重，作業少擔憂多。落實"減負令"，必須撫慰家長焦慮的心，才能走出"家長一邊反對負擔，一邊反對減負"的怪圈。
當務之急，是先要讓減負政策"接地氣"。減負本身並不是目的，學習也不是越輕鬆越好，必須有效實現"學生減負，家長減壓"。
長遠之策，當是深入改革教育評價體系，破除升學評價中的唯分數論。只有減掉"唯分數論"，才能讓校外補習班沒有"創富"市場，才能讓家長不必頻頻自我加壓、負重前行。
本文源自中國青年報和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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