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後期的隆慶、萬曆年間，福建省漳州月港（今屬龍海市）一躍而為世界貿易的中心，跨太平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一時間，在此經營海上貿易的中外“富商巨賈，捐億萬，駕艨艟，植參天之高桅，懸迷日之大帆，約千尋之修纜”。“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小小的月港竟誇稱大明天子的“南庫”，令時人發出“共喜一槎乘使者，欣觀萬國奉天王”的讚歎。

“海濱人人皆賊”

早在宋元時期，東南沿海的對外貿易已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這一局面隨著明朝的建立戛然而止了。朱元璋稱帝不久的洪武四年（1372年）已下令“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10年之後，明太祖再次重申“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並親令將貿易大港明州改為寧波，冀望海疆能夠海定波寧。非但朱元璋在世時三令五申海禁之令，曾經大規模派遣鄭和統帥船隊進行史無前例遠洋航行的明成祖，打著維護祖制幌子從建文帝手中搶來皇位後就立即在《即位詔》中宣佈：“緣（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

於是，“海禁”政策作為歷代明朝皇帝不敢輕易更改的“祖宗舊制”，延續了一個半世紀之久。《大明律》明文規定，“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主犯比照“謀叛”斬首！嚴刑峻法無法掩蓋帝王的色厲內荏，就像馬克思說的那樣，“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對於陌生的海洋，出身淮泗農家的皇帝只感到恐懼。朱元璋自承，“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結果，“在世界歷史的這一重要轉折關頭，使中國的力量轉向內部，將世界海洋留給了西方的冒險事業”。

但紫禁城的主人計不及此。在西方官民協力的大航海時代，大明朝廷卻在費盡心機來阻止東南沿海民間貿易向外發展，而民間貿易勢力為爭得海外貿易的權益，亦不得不首先把主要的精力用於反抗海禁政策的鬥爭。嘉靖年間，海禁之令變本加厲。1547年，巡按浙江御史裴紳（山西人）上奏嚴禁出海捕魚打柴，甚至毫無人性地聲稱“人民雖失山澤之利，地方實免殺戮之苦”。而兵部竟允行此議，無異於朝廷已視東南子民為草芥。隨著兩者對立的陡然激化，一場震動海疆的“倭亂”便接踵而至了。

所謂“嘉靖倭亂”，是指從嘉靖三十一年到四十三年（1552-1564年）間，在東南沿海的數省發生的大規模的海盜搶劫和燒殺事件。“數千裡間受其荼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廬舍以數萬計，所殺將、吏、民以數千計，所陷城邑、衛所、鄉鎮以數十百計”。更有甚者，明廷從四境調來的御倭兵卒紀律居然比倭寇還差，以至有“寧遇倭賊，毋遇客兵。遇倭猶可避，遇兵不得生”的說法。廣大民眾可謂經歷了場前所未有的浩劫。

雖雲“倭”亂，但時人已覺察到這一時期的“倭寇”其實多是中國海商（海盜）。南京御史屠仲律（嘉興人）就直言，“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奸民通番互市……雖既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唐樞（湖州人）也說，“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東南沿海本就人多地少，破產農民迫於衣食只能下海“通番”。既有“海禁”，自然也就有了“反海禁”。違禁經營海外貿易的商民不惜鋌而走險，走上了武裝走私的道路，淪為海盜（“寇”）。嘉靖年間厲行海禁結果是禁之愈嚴，盜起愈烈，“片板不許下海，艨艟鉅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海禁與“倭患”竟成惡性循環，實在是高壓政策下的時代悲劇。

1565年後，明朝政府雖以巨大的人力財力為代價用武力平定“倭亂”，不少有識之士已發現這場得不償失的戰爭正是海禁種下的惡果，徐光啟（上海人）就感嘆“譬如積水於此，不得不通”。海禁政策嚴重違背了瀕海人民的利益和願望，致使“海濱人人皆賊”更令統治者有誅不勝誅之感。曾指揮平“倭”戰爭的胡宗憲悲嘆：“邇年蘇（州府）、松（江府）、兩浙連遭倭患，舊賊未及除，而新賊繼至。協從未及招，而附者日踵。

嚴酷的現實迫使統治集團反思海禁政策的利弊，朝廷上興起了一場關於是否開放海禁的“籌海之爭”。大文豪歸有光（崑山人）認為，只需“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道德文章雖好，卻拿不出切實可行的辦法確保海疆安寧。大勢所趨之下，就連主持抗“倭”的福建巡撫譚綸（江西人）也引用俗諺“弊源如鼠穴，也須留一個，若還都塞了，好處俱穿破”，主張解除“海禁”，以便“於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經過爭論，開禁派佔了上風。1567年，明穆宗隆慶帝借登基之機改弦更張，“易私販為公販”，開放福建省漳州月港（今屬龍海市），允許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船出洋遠販東西兩洋。史稱“隆慶開關”。

嚴刑峻法壓不住月港商潮

但是，“隆慶開關”的初衷只是想通過將走私貿易轉化成嚴格控制的合法貿易渠道，來消解武裝走私集團的衝擊，穩定東南沿海的社會秩序。偌大的大明王朝，當時竟無人看到同時代西方有識之士們所看到的：海外貿易可以促進本國財富的增長。於是海禁的大門上只是開了一扇小小的窗戶：通商僅在月港才是合法的，其餘海港仍然是封閉的。月港開放後，同樣有地方官員上奏請求開放“曾一度躍升為中國第一大國際貿易商港”的寧波，結果時任大學生的沈一貫（寧波人）居然危言聳聽“臣鄉老幼聞此，如兵在頸，失色相弔”，恐嚇皇帝“貢市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波矣”，遂令寧波開禁通市之議無疾而終；這真不知道是造福桑梓還是始害故鄉了。

那麼，當時的朝延為何選中了月港開禁呢？此地位於漳州府城東南25公里，地處九龍江下游入海口，是南、北、中三溪的匯合處，因其“外通海潮，內接山澗，其形如偃月”，故名“月港”，自“唐宋以來為海濱一大聚落”。其實它只是一個內河港口，海船出洋時，需要數條小船牽引始能成行，一潮至圭嶼，一潮半至廈門，單從正常的港口選址來看，月港顯然先天不足。但這一地理環境卻是絕佳的走私場所，若遇官兵的追捕，走私商船既可避九龍江中，又能迅速逃入南溪。兼之“僻處海隅，俗如化外”，朝廷鞭長莫及，日久天長，15世紀中期月港已成為海外走私貿易商麋集的地方，崇禎《海澄縣誌》曾記述其“風回帆轉，寶賄填舟，家家賽神，鐘鼓響答，東北巨賈競騖爭馳”，已享有“小蘇杭”之稱，嘉靖年間，月港更躍升為當時最大的走私貿易中心，“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於海上”，官府對這一“盜藪”幾乎束手無策。

“籌海之爭”後的明廷終於默認了月港走私貿易的既成事實。1566年，此地單置海澄縣（取“海宇澄清”之意）。翌年，隆慶改元，月港開洋。作為一個內河港口，月港的出海口在廈門（時稱中左所）。官府僅需在廈門設立驗船處，則可以對進出商船實行監督，以免出現隱匿寶貨，偷漏餉稅等現象。且當廈門出現海寇警訊時，停泊在月港的商船可來得及採取防範措施，正所謂“因勢利導，馳其禁而重其稅”。機緣巧合湊在一道，便成就了月港的唯一合法外貿港的地位，月港的通商也給東南沿海帶來了久違的和平，所謂“倭患”煙消雲散：“向年未通番而地方多事，邇來既通番而內外義安”。《初修海澄縣誌序》精闢地總結道，“澄以舶故寇，寇故縣。自縣成，舶發於官，而寇禍息”。

隆慶開港後，明政府對月港商船貿易對象有嚴格規定，只准商船與東西二洋進行貿易。所謂東西二洋以文萊為分割，東洋指的是文萊以東的區域，也就是現在的菲律賓群島、馬魯古群島及文萊，西洋指的是文萊以西的南洋各地和南印度洋沿岸一帶，即今天的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及印度尼西亞群島。去往西洋的船隻通常在每年11、12月啟航，次年6月內回港；去往東洋的船隻多在春初啟航，5月內回港。至於與日本貿易（通倭）仍然是死罪，導致日本有數十年間不見中國商人前去貿易。日本人要採購“唐貨”，被迫捨近求遠到南海周邊的澳門與馬尼拉等城市。

按照明朝廷的規定，每年月港出海船隻數量為東洋44只，西洋44只，共88只。因限額不敷需求，後來又有增加。萬曆十七年（1589年），經過官方批准給“引”（即通行證）的出海商船已多達110艘。到萬曆四十一年，出海商船進一步增到約200艘。而未經批准給引的商船，亦當不在少數。此外還有一部分外國來月港的商船。因此，在16世紀末的鼎盛時期，月港每年來往商船的數字達300多艘。

當時往來月港的商船有兩種：“大者，廣可三丈五、六尺，長十餘丈；小者，廣二丈，長約七八丈”。從其體積看，這些船隻大者可容乘客1000餘人，中者亦可乘數百人；載重量約在200噸－500噸之間，110艘船的總載重量可達數萬噸，在古代世界，這是個不小的數字。“澄商引船百餘隻，貨物億萬計”，隨著月港海上貿易的急速發展，海澄城內居民大量增加，原來的城區業已容納不下眾多的工商人口。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海澄經過數次的擴建，“商賈輻輳”、“居民數萬家”，城內百工麟集，商店如林，儼然一閩南商業都會。

絲綢之船去，白銀之船回

在從月港出洋的多條貿易航線中，最重要的是前往呂宋島馬尼拉的商路。正是沿著這條航路，以月港為起點，中國接入了16世紀的世界貿易網。1571年，西班牙艦隊攻佔馬尼拉，但在完全控制呂宋島後，西班牙人卻失望地哀嘆這裡“貧瘠到一個人也要靠施捨過日子”，難以滿足日常所需，因此積極支持菲律賓與“和西班牙和印度同樣富庶，什麼都不缺的中國”擴大貿易規模，“如果沒有中國人的商業和貿易，這塊殖民地就無法生存下去’。與此同時，精明的中國商人欣喜地發現，到馬尼拉出售中國產品，利潤極為豐厚。大學士李廷機（泉州人）說：“而所通乃呂宋諸番，每以賤惡什物貿易其銀錢，滿載而歸，往往致富”，崇禎年間的《海澄縣誌》更明確記載：“輸中華之產，馳彼遠國，易其方物以歸，博利可十倍”！在“雙贏”的需求下，中國商船從月港大量湧向馬尼拉，對馬尼拉的貿易成為當時中國對外貿易利潤最高的一條航線。

來自月港的中國商船對馬尼拉的“供應”包羅萬象，諸凡吃的、穿的、用的、必需品、奢侈品、裝飾、觀賞、遊戲用品等等，一應俱全。其中麵粉一項，由於菲律賓不產小麥，而成為西班牙殖民者唯一的麵食來源，一位在17世紀40年代到馬尼拉貿易的英國代理商坦陳：“如果沒有華人把他們國家的糧食帶到這裡來，這些西班牙人即將捱餓”。棉布則是中國貨在菲律賓銷路最大的商品，當地土著因為衣服用中國衣料，甚至放棄了自己紡紗織布的傳統工藝技術，以致西班牙人哀嘆“中國商人收購菲律賓棉花，轉眼就從中國運來棉布”。

為了將華商載運到馬尼拉的貨物轉運到自己的拉美殖民地，西班牙殖民者開闢了橫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貿易航線。這條航線的兩端是馬尼拉與阿卡普爾科（ Acapulco，在墨西哥）。在世界航海史上，沒有任何一條貿易航線能持續到如此之久（1565－1815年），沒有任何一種正規航行曾經歷過如此艱難險阻，一次航行損失三分之一的船員已是吉星高照，有些時候，帆船幾乎成了“幽靈之舟”。由於大帆船載運的主要貨物是中國的生絲和絲織品，堪稱貨真價實的“海上絲綢之路”。也正是經由這條航道，美洲的重要物種如番薯、玉米、馬鈴薯、花生、菸草等，在明代經菲律賓傳入中國。

從馬尼拉出航的貨物通常需要準備兩三個月，其數量很大，且花色品種眾多，但仍以中國絲織品為大宗，少者三四百箱，多者1000多箱。這些“絲綢之船”每次航程的最短時間是7－8個月，有時延長到一年。“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廣大地區）的人民來說，大帆船就是中國船，馬尼拉就是中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轉運站，作為大帆船貿易最重要商品的中國絲貨，都以它為集散地而橫渡太平洋”。歷史悠久的中國絲織品物美價廉，“沒有任何歐洲絲織品可比得上它”，在秘魯的價格僅是西班牙產品的1/3，美洲殖民地甚至西班牙本土的市場也迅速被大帆船所運去的中國絲織品所佔領了，以至西班牙所有絲織工場統統打烊關門了。

反過來，西班牙人所能與月港華商貿易的貨物，“沒有一樣不是中國所已經具備的。所以，對華貿易必須向中國輸送白銀”。在重商主義盛行的時代，流出白銀就等於流出鮮血，但西班牙人沒有別的選擇。此時的西方殖民者還沒有“聰明”到用一種毒品（鴉片）來平衡貿易，更沒有強大到可以用武力打開中華帝國的大門。簡而言之，中國對西班牙殖民地帝國的貿易關係，就是（中國）絲綢流向菲律賓和美洲，白銀流向中國的關係。

說起來令人沮喪，泱泱中華居然是個缺銀的國度。天順四年（1460年），全國白銀產量只有18萬兩（6.7噸），今天用一輛東風箱式卡車就可以全部運走了。尤其是在實行“一條鞭法”改革後，朝廷確立銀本位，賦稅改徵白銀，更令國內產銀供不應求，16世紀中後期竟出現了“銀荒”，“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反觀當時的西屬拉美殖民地，僅波託西（ Potosi，今屬玻利維亞）銀礦的年產量就多達25.4萬公斤（約合680萬餘兩），佔世界同期銀產額的60%多。因此與同期的外國相比，中國的銀價要高出許多。1560年，歐洲的金銀比價是1:11，西屬墨西哥是1:13，而中國僅為1:4。也就是說，白銀一旦進入中國市場，其購買力即刻上升3倍，西班牙人為之驚呼：“這兒所有東西都很便宜，幾乎是免費給”！

當時，一艘大帆船從阿卡普爾科運往馬尼拉與中國商人貿易的白銀一般為1.8萬公斤，合明制48萬兩，僅此就遠遠超過了大明帝國一年的白銀產量，也因為如此，時人將這樣的西班牙大帆船稱為“銀船”。從1571年到1644年，由大帆船從美洲運往馬尼拉（而輸入中國）的白銀總數高達7620噸，約合明制二億兩！海量美洲白銀的輸入，使得明代白銀一改原本束腰型的塊狀形態，通常都鑄造成類似於船的形狀，故百姓俗稱其為“元寶”。

內遭貪腐 外遭屠殺

馬尼拉大帆船從美洲運來的白銀由月港登岸進入中國後，立時緩解了市面上的“銀荒”。白花花的銀子也以關稅的形式充實了大明的國庫。根據朝廷的規定，月港商船“有貨稅貨，無貨稅船”。官府發給出海的船隻商引，徵稅若干，即為“引稅”。“水餉”一般是按船的梁頭尺寸計算，徵收自船商。“陸餉”則以入港貨物的多少來徵收的，稅率大約為2%，即“每貨值一兩者，稅銀二分”。從呂宋返回的船隻除了水陸兩餉外，尚需每船加徵銀150兩（後減為120兩），稱為“加增餉”。1575年之前，官府每年從月港徵稅1000兩，1583年驟增至2萬兩；到1613年，福建全省稅銀近6萬兩，月港舶稅獨佔大半，逾3500兩。

作為“天子南庫”的月港油水是如此之足，以至大明官僚機構不出意料展開激烈內鬥。起初，月港所在的漳州府海防館負責出海商船的抽稅盤驗。１５９３年，朝廷懷疑主持海防館的海防同知“所申報不盡實”，遂改由每年在全閩各府佐官中選擇一人輪流來月港督餉，海防館也改稱督餉館。不久，隔壁泉州府覬覦通商之利，籌議對兩府出海商民的航行地點也做劃分，漳州府民往販西洋，而泉州府民往販東洋——等於是要把與馬尼拉的貿易據為己有——漳州方面對此當然強烈反對。就在雙方相持不下時，天子一錘定音。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明神宗派遣宦官高寀充任稅監入閩，將月港出海商船的稅餉徵收權撈到了自己手裡。

萬曆年間的稅監聲名狼藉不是沒有理由的。高寀每年都會親自到月港巡視，對進出口的商船大肆搜查，如果發現了“異寶”，就以“上供”為名佔為己有，如若不從，便將商船和船上所有的貨物一併扣押。即便在此人於1615年被撤回京城之後，“中閹雖撤，遺毒尚沿”，官府對海商勒索如舊，除了正常的關稅之外，還要交納果子銀、頭鬃費等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誠可謂竭澤而漁，敲骨吸髓。說到底，這些海商在官老爺眼裡只是死不足惜的賤民而已！

1603年，將華商視為“西班牙人口在這座城市的巨大威脅”的西班牙殖民者對馬尼拉華人社區進行了17世紀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後一次）血腥屠殺，大約2.5萬華人遇難，其財產也被殖民者納入囊中。可憐這些來自海澄縣（佔80%）與鄰近的漳州府其他地區的商人，與世無爭，只欲悶聲大發財；結果卻連錢帶命一併被“佛郎機”（明代對西班牙、葡萄牙的稱呼）擄去！噩耗傳到大陸，閩南輿情大譁，泱泱天朝卻在《會檄傳諭佛郎機國酋長》中異常冷血地宣佈“中國四民，商賈最賤，豈以賤民興動兵革”！這分明就是在鼓勵西班牙殖民者殘殺華商。西班牙人對此心領神會，“那些被殺的人是絕對該殺的，因為他們是被遺棄的人”。如此滅絕人寰的大屠殺當然會重創月港貿易，翌年僅有13艘中國商船從月港抵達馬尼拉，而1599年曾有50艘之多。

可憐的中國海商，是17世紀初期真真正正的板上魚肉。在月港，忍受朝廷官吏的壓榨；在馬尼拉，遭遇西班牙殖民者的荼毒；在海上，還面臨西方殖民者的劫掠。荷蘭和英國人相繼來到東亞沿海，“決不與中國帆船在貿易上作競爭，他們所盤算的是如何在海面上搶劫中國帆船”。當時著名英、荷航海家幾乎沒有一個不曾搶劫過中國帆船。1600年，荷蘭航海家範魯特就搶劫過一隻開往馬尼拉的中國商船。英國的米奇本爵士在1605年第二次航行時也曾搶劫中國帆船，而且專選擇載有絲綢的船隻——沉重的白銀還不放在眼裡。

天啟初年，荷蘭殖民者先後竊據澎湖列島與臺灣島後，更以此為據點大肆劫掠過往船隻，使“中國人再也無法自由地前往馬尼拉及其他各地”。天啟二年，荷蘭的3只大船和5只戰船奉命開往月港，“看看能否使他們由於懼怕我們的敵意而不得不和我們通商，我們的船開到離目標十海里的地方，有三條船離開了，剩下五條船在一個海灣內停泊，利用快艇燒燬了六七十隻大大小小的中國帆船”，中國史籍對此的記載是“紅毛（指荷蘭人）寇澄（海澄，即月港），沿海居民，望風逃竄”海船“格於紅夷，內不敢出，外不敢入”，以致“洋販不通，海運梗塞”。

在多重打擊之下，天啟年間的月港頹勢已現。至崇禎五年（1632年）更是“洋艘弗集於（海）澄”。鑑於海澄月港“餉額屢縮”的事實，撈不到油水的朝廷索性罷廢了海澄督餉職官。昔日月港生氣勃勃的對外貿易，竟呈現“商絕民困，餉虧計窮”的破敗景象。

“遷界”浩劫

在垂死的月港走向最終衰亡的歷程中，明末清初的戰亂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清兵入關之後，幾個南明政權相繼覆滅，江南半壁盡入愛新覺羅氏之手。但清軍在福建沿海遭遇鄭成功的頑強抵抗，以國姓爺父子為代表的海商集團第一次也是最後次登上了歷史舞臺。

鄭氏集團以金門、廈門為根本之地，一水之隔的海澄則被視作兩島門戶。順治四年（1647年），鄭成功引兵入澄，與鎮守海澄的清軍展開激戰，因清軍死守未破。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鄭成功再次包圍海澄，守將開城投降，鄭軍遂在月港一帶安營扎賽。順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清軍捲土重來，再破海澄，鄭軍退走海上……連年的戰亂，尤其是清軍的恣意擄掠燒殺，致使月港“室傢俱破““郭外壞為平地”。

清軍雖然可將鄭軍趕出大陸，但在海上，鄭軍水師是當時東南沿海無可匹敵的海上力量，就連人稱“海上馬車伕”的荷蘭海軍亦莫敢直攖其鋒，以弓馬騎射見長的清軍就更加不是對手了。在海上無計可施的滿洲貴族遂效法前朝，明令“海禁”，寸板不許下海；更有甚者，清廷為了防止沿海居民與鄭氏勾結，竟在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悍然實行“遷界”，使東南沿海繼“倭亂”之後再度遭受了一場浩劫。

所謂“遷界”，是將濱海數十里之內的居民全部內遷，人為地製造了一個寬數十里，長數千裡的荒無人煙區域。月港所在的九龍江口直至江東方圓數十里內因此皆成“棄土”，原來熱鬧的市區，變成了“悽草寒煙”的廢墟。

對於“遷界”，清廷聖旨中冠冕堂皇的“盡令遷移內地，實為保全民生”根本一派胡言。清朝統治者在感到自己的統治受到威脅的時候是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來的，小民的生命財產完全被置之度外。在畫地為牢確定所謂的“邊界”以後，清軍就以極其蠻橫的手段驅趕界外的居民進入內地。遷徙時間規定得非常短促，一般是三天，過期即令鐵騎驅趕。為斷絕遷民後顧之心，凡屬界外的村莊、田宅，遷界時“悉皆焚棄”；清軍復築起“界牆”派兵駐守，敢出界者，格殺勿論。光是一個莆田縣黃石千總張安“每出界巡哨只帶刀，逢人必殺”，“截界十餘年，殺人以千計”。遷民回鄉無路，只落到“謀生無策，丐食無門，賣身無所”的地步，怎一個慘字了得。對此“遷界”惡政，連清緬戰爭的失敗都敢吹噓成“十全武功”的清朝統治者事後亦自知失策，諱莫如深，連清實錄當中也只是寥寥數語帶過，足見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遷界”摧毀了月港貿易，卻未能困死已從荷蘭人手裡收復臺灣島的鄭氏集團。“三藩之亂”時，鄭軍趁機反攻大陸，海澄再成爭奪焦點。1678年，鄭軍悍將劉國軒令士兵環城挖掘溝塹數重，引江水灌入溝中，沿溝堤排列火炮，重塹復壘，圍困海澄。海澄守軍有八旗2萬人，馬8000匹，綠營兵2萬餘人。被困前後共83天，城中糧盡，清軍殺馬而食；馬盡，剔馬骨充飢，其狀甚為慘烈。最後守軍戰死及泅水逃出者各半，海澄終告易手。隨後清軍反攻，劉國軒深溝高壘，防守嚴密，兼之海澄三面環海，清軍無強大水師，一時也難以攻克。第二年，福建清軍統帥康親王傑書見鄭軍仍固守海澄，竟應允鄭方以臺灣“依朝鮮例”的要求。這對謀求“版圖之外另立乾坤”的鄭氏而言，實是千載難逢之機，結果是馮錫範跳出來阻撓，這位《鹿鼎記》裡的反派武林高手，真實歷史中的鄭氏權臣，堅持以海澄為清鄭兩方自由往來的通商場所。清廷拒絕，和議遂告失敗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攻臺，鄭氏集團欲爭得月港而拒絕和議，最後卻連臺灣都一道失去了。清廷隨後宣佈解除海禁，廢止“遷界”。但當時月港貿易已經終結。海澄人改以捕魚為生，尤其是養殖蟶蛤的利益遠高於種植作物，於是爭先搶奪適合養殖蟶蛤的沙洲。出海時的活動範圍也僅在陸地周邊，因此只需建造小艇，不復建造往日數丈乃至十餘丈的大船。當年月港的繁盛已經完全移到了原本的出海口——港闊水深的天然良港廈門，康熙二十三年，廈門（屬泉州府）正式設置海關，從此一躍成為貿易大港。毗鄰的月港再不見諸史冊，只有近年來在月港港道及附近海灣曾多次發現的大船桅、大鐵錨（其中一個鐵錨長二米多，鐵環直徑半米餘）與海澄現存遺蹟，蒼涼地訴說著那船桅如林、人煙稠密的海上絲綢之路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