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最早的禁酒令《酒誥》入手，分析周公旦的“天命”觀之進步
01
周公旦，一般稱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發的弟弟。
周公一生的功績被《尚書·大傳》概括為：“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
周文王時，周人已經開始了與商王朝的鬥爭。周文王死後，兒子姬發即位，仍然以太公望為國師，以周公旦為輔相。
武王正式即位之年二月，向周公旦討教如何推翻商朝，周武王說機會會輕易喪失，就像到了秋天，莊稼已經成熟，如果不去收穫，顆粒會自動落地。周公回答說：“決定的因素在於德。對周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敬尊天命，遠近諸侯都不要冒犯，已經和好的諸侯不要再失去。要繼續修明道德，不要安逸無為，否則會難以收拾”。
《大開武》記載了兩人的對話：“嗚呼！餘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告歲之有秋，今餘不獲，其落若何？”“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 遠戚無干，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佚不可還。”
周武王孟津觀兵，大會天下諸侯後，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幫助下，統率戰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渡過盟津。約前1027年二月甲子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眾誓師，誓詞就是《尚書》中的《牧誓》。
紂王發兵抵擋，結果紂軍掉轉矛頭，往回衝殺，紂軍潰敗。紂王登上鹿臺，自焚而死。殷朝滅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為天子。
周人取得了政權後，根據當時人們“滅國不絕祀”的原則，保留殷人的祭祀。周武王把紂的兒子武庚封在殷商故地。武王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駐守在殷都周圍的衛、鄘、邶三國，監督殷商遺民以防其造反，史稱“三監”。
滅商後的第二年，武王死去，武王兒子姬誦即位，是為成王。成王年幼，由周公代行王事。武王的弟弟中管叔最長，按照兄終弟及的慣例，他最有資格攝政，因此武王的遺命被他認為是遭到了周公的篡改，周公制定的禮制嚴格限制諸侯勢力，又引起了武王群弟的不滿和猜忌。
《尚書·金縢》載：“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這就是“周公恐懼流言日”詩句的出處。
在這種情況下，管、蔡與武庚聯合作亂，嚴重地威脅了周王朝的安全。周公團結召公奭，採取果斷措施，親率大軍東征。
《尚書·金縢》記載：“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周公平定“三監之亂”，殺了管叔放逐了蔡叔，還誅殺了武庚。
《呂氏春秋·古樂》記載：“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江南。”
殷遺民主要集中在衛（今河南中部），周公旦平亂以後，為了加強對衛地的控制，正式建議周成王把國都遷到成周洛邑（今洛陽）。同時把在戰爭中俘獲的大批商朝貴族即“殷頑民”遷居洛邑，派召公在洛邑對他們加強監督。
建都洛邑後，周公旦開始實行封邦建國的方針。他先後建置七十一個封國，把武王十五個兄弟和十六個功臣，封到封國去做諸侯，以作為捍衛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國內普遍推行井田制，將土地統一規劃，鞏固和加強了周王朝的經濟基礎。
周公旦封小弟康叔為衛君，令其駐守故商墟，以管理那裡的商朝遺民。
02
康叔，姬姓，名封，又稱衛康叔、康叔封，周文王姬昌與正妻太姒所生第九子，周武王姬發同母弟，衛國第一代國君。
康叔本來是被封於畿內之地康地（今河南禹州西北），建立康國，所以才稱康叔或康叔封。
三監之亂時，周公旦以周成王的名義東征叛軍，康叔參加此次軍事行動。不久，周公旦便平定叛亂，為了收服殷商遺民，周公旦決定在原來武庚統治的地區建立衛國，將平叛有功的康叔改封為衛國國君。
康叔受封衛國時年紀尚輕，周公旦怕他擔當不起治理殷商遺民的重任，周公旦告誡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滅亡，是由於紂王酗於酒，淫於婦，以至於朝綱混亂，諸侯舉義。他囑咐說：“你到殷墟後，首先要求訪那裡的賢人長者，向他們討教商朝前興後亡的原因；其次務必要愛民。”
周公旦把上述囑言，寫成《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作為法則送給康叔。《康誥》《酒誥》《梓材》可以是周公對新徵服地區的施政綱領，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批政府正式文件。
《康誥》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內容不外是“明德慎罰”。“明德”的具體內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罰”，是依法行事，刑罰不可濫用。文告中反覆強調“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誡康叔要勤勉從事，不可貪圖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變的，能“明德慎罰”才有天命。
《梓材》提倡“明德”，反對虐殺。
如果說以上兩個文告是從大處著眼，是宏觀政策，可操作性不是那麼強。那麼，《酒誥》則是從具體事例出發而行文，是針對殷民飲酒成風的社會風氣而發的。一個政權的建立和鞏固，事情千頭萬緒，優先抓好社會風氣的淨化和改變，具有治國平天下的普遍意義，至到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總之，周公旦的三篇政府文告，貫穿一個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給殷民一個虐殺的形象，處罰要慎重，要依法從事。
至於改造酗酒陋習，那是一個可以立竿見影的工作。
03
關於酒的起源，歷來眾說紛紜。不過，人們普遍認同的有猿猴造酒、儀狄造酒、杜康造酒三種。
西晉江統《酒浩》寫道:“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或雲儀狄，一曰杜康。有飯不委之空桑，積鬱成味，久蓄氣芳，本出於此，不由奇方。” 這是傳說稱杜康常把吃不完的剩飯倒在中空的桑樹洞中，日久樹洞中便散發出一股濃郁的芬芳香味來，杜康由此受到啟發，根據此原理釀出了酒。
儀狄造酒是最通行的說法，一般認為始載於西漢劉向編輯的《戰國策》:
梁王魏嬰筋諸侯於苑臺，酒酣，請魯君舉筋。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這是一段魯共公姬奮對魏惠王魏嬰的勸諫。當時魏國強盛，魯、宋、衛、韓國君來朝。魏王在苑臺宴請各國諸侯。酒興正濃的時候，主人向客人敬酒。魯共公站起身，離開自己的坐席，正色道:“從前，舜的女兒儀狄擅長釀酒，酒味醇美。儀狄把酒獻給了禹，禹喝了之後也覺得味道醇美。但因此就疏遠了儀狄，戒絕了美酒，並且說道:‘後代一定有因為美酒而使國家滅亡的。’”後面還有一段話，把美女、美食、美景和前面美酒並列，沉湎其中，都是亡國之物。
關於美酒，說的是儀狄善釀酒，進獻給禹，禹喝了之後感覺特別好，說以後必有因酒亡國的君主。於是，禹疏遠了儀狄，並下令禁酒。
殷人嗜酒，是一種流傳久遠的說法，著名歷史學家童書業在他的名著《春秋史》中說：“（商人）喝酒的風俗最為盛行，據說商朝人雖醉了酒，成夜呼叫，甚至拿白天當晚上，同現在吸鴉片煙的人差不多，這當是商族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童先生所說的這樣的飲酒法，出自《詩經·大雅·蕩》，全詩八章，每章八句，其主要內容為託周文王作以自儆並刺王室。其中第五章：
文王曰諮，諮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有人這樣翻譯：文王開口嘆聲長，嘆你殷商末代王！上天未讓你酗酒，也未讓你用匪幫。禮節舉止全不顧，沒日沒夜灌黃湯。狂呼亂叫不像樣，日夜顛倒政事荒。
從當代研究看來，殷人嗜酒為真實的史事。甲骨文中有不少關於殷王親臨視察釀酒的記載：“丁丑卜，殼貞，王往蒞櫱。”甲骨文中還載有“小櫱臣”、“鬯小臣”，他們是專門負責釀酒的官吏。
殷人釀製的酒，從甲骨文的記載中可以看到至少有3種，即酒、醴、鬯。酒是指用黍釀成的酒，類似後來人們釀製的黃酒。醴是稻穀加少量的酒麴，經短期發酵釀成的甜酒。鬯是用黑黍加香草鬱金香釀製的香酒，是殷人在舉行祭祀時的專用酒。
殷人釀製的酒，不但種類多，而且產量也很大。殷人崇尚鬼神，經常進行祭祀活動，“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在各種祭祀活動中，酒是不可缺少的神聖之物。每次用酒量也很大。
胡厚宣先生研究發現，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單為妣庚一人就舉行了4次祭祀，每次用酒都是“鬯卅”，共達120卣。卣是專門用來盛鬯的酒器一般可容酒2—3斤。 殷人祭祀用酒量最多時，一次竟用120卣，百卣就有二三百斤之多。
殷人釀酒雖發達，但殷商六百多年，並非從開頭就嗜酒成性。武丁以後，由於奴隸和平民的辛勤勞作，農業、手工業等各種生產的迅速發展，統治者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加以邊境相對穩定，殷人就肆無忌憚地喝起酒來。
特別是到了紂王帝辛時期，漢孔安國為《酒誥》解題時說：“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這說得很客觀。
歷史文獻上有關殷人嗜酒的記載很多：
《商書·微子》中說：“我祖底隧陳於上，我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
《史記·殷本記》中也說：“帝紂……大最樂戲於沙邱，以酒為池，具肉為林。”
《正義》引《六韜》雲：“紂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為輩。”
正是由於統治者的嗜酒，上行下效，殷民才漸漸形成嗜酒風俗。殷人不論貧富都有飲酒嗜好，郭沫若研究發現：“在殷墟一帶，甚至連普通的平民的墓葬中，觚、爵也都成為不可缺少的殉葬物。”
周公旦鑑於殷亡國的教訓，這才有了《酒誥》一篇文告。《酒誥》中禁酒令可歸結為:無彝酒，執群飲，戒緬酒。（不經常飲酒、不準聚眾飲酒、不酗酒。）
“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只有祭祀時才可以用酒。上天降下旨意，勸勉我們的臣民，只在大祭時才能飲酒。上天降下懲罰，因為我們的臣民犯上作亂，喪失了道德，這都是因為酗酒造成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諸侯國的滅亡，也沒有哪個不是由飲酒過度造成的禍患。”
“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不要經常飲酒。並告誡在諸侯國任職的子孫：只有祭祀時才可以飲酒，要用道德來約束自己，不要喝醉了。”
對於周人飲酒，“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
對於殷遺民，則要求：“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惟工則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孝敬和贍養你們的父母親；父母親一定很高興，會自己動手準備豐盛的飯菜，這時你們可以飲酒。”
“殷人如果沉湎於酒，也不要殺死他們。”“可以慢慢教育他們。”
康叔到衛國後，根據周公旦的教導，訪問當地的賢豪長者，向他們詢問治國安民之策。康叔兢兢業業，勤於政事，體察民情民意，依法治理國家，國內很快出現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百姓安居樂業的大好局面，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治世：成康之治。
04
歷史上之所以會有最早的成康之治，史家基本的看法是周初以周公旦為首的統治者的“殷鑑”意識。
在中國傳統中，上天是至高無上、獨一無二的存在，“君權天授”是統治者愚民政策的基石。
夏商周三代君主提倡自己與天命有關，是由上天賜命，使他們統治天下的。湯在討伐夏朝桀時曾說：
“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臺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尚書·湯誓》）。統治者借“君權天授”增加統治的合理性，他們代民向天進行祭祀，以示自己是上天派來統治大地的，皇帝自稱天子亦是這個原因。
秦始皇的玉璽上刻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可看出皇帝們視自己的權力由上天所賜。直到漢朝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仍認為君主是上天選擇的，如果君主有過失上天會降罪。明清兩朝皇帝在天壇祭天亦是這個原因。
然而，“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說明天對萬事萬物都一視同仁，沒有偏愛。如果一個人的言行符合上天對君主的要求，他就會獲得上天的保佑。一旦他的言行偏離了上天的要求，上天也會通過天災等方式進行警告。如果君主不知反省，完全背離了上天的要求，就會失去天的保佑。改朝換代由此發生，舊的君主被推翻，新的君主產生。而新的君主同樣要確保自己的言行符合上天的要求，從而希望自己的朝代能夠延續。
周代以前的夏、商統治者並不是這樣認為的。
夏桀荒淫無度，為了滿足自己的奢侈生活，不惜民力，大興土木。史書上說他修建傾宮、瑤臺，“酒池肉林”，放餓虎於市中，欣賞人們驚恐逃命的樣子等等。百姓對夏桀恨之入骨，歌謠這樣唱道：“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
這首歌表明夏朝已經失去民心。有人把這首歌念給夏桀聽，夏桀竟說：“這是妖言。我有天下，就像天有太陽一樣。天上的太陽完了，我的國家才會滅亡。”百姓聽說後，就指著天上的太陽說：“太陽啊，你什麼時候滅亡，我們願意和你一起滅亡。”（時日曷喪，予及如偕亡！）這便是成語“時日曷喪”的由來。
夏亡於殷，然而，殷人並沒有吸取教訓。殷商末年，帝辛沉湎酒色、窮兵黷武、重刑厚斂、拒諫飾非，成為與夏桀並稱“桀紂”的典型暴君。
《尚書·商書·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臺？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於爾邦！”
西伯攻打黎國，帝辛的大臣祖伊聽說後既怨恨周國，又非常害怕，於是跑到帝辛那裡去報告說：天子！上天已經斷絕了我們殷國的壽運了。紂王竟如此回答： “我生下來做國君，不就是奉受天命嗎？”
紂王無此無道，才招致上天的懲罰，才滅國亡命。
正是因為“殷鑑不遠”，所以周朝初年，以周公旦為首的政治家，終於領悟到一個治國理政的經驗：“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尚書蔡仲之命》）
“上天對人不分親近遠疏，只幫助那些有德行的人；民心不會永遠忠於一個君王，只有對自己有恩惠，百姓才會歸附他。”
周公旦以禁酒從而要淨化社會風氣，改變習俗。要“修德”、“敬德”。如何做到這一點？《酒誥》裡說：“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這句話的意思是，人不要用水當鏡子，要用百姓當鏡子。周代初年還沒有銅鏡，人們看自己的臉只能通過水。現在周公號召用百姓當鏡子，就是要聽從民眾的意見，從百姓嘴巴里瞭解自己。這是最的“民本思想”。
周公旦等並沒有否認“天命”一說，他們的進步在於：把“天命”和民心相背結合在了一起。可惜的是，後來的大多數的皇帝們，依然自命為“上天之子”，並沒有把民心入在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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