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40年來，巴彥淖爾改革開放的腳步不停向前：第一批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村莊、第一張個體營業執照、第一批出口的農副產品、第一個開放的口岸……
一個又一個“第一”，見證巴彥淖爾改革開放的足跡。
現推出“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巴彥淖爾印記”系列報道，通過對我市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典型事件，特別是多個“第一”的報道，展現我市改革開放奮進的步伐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1978年，中華大地氣象一新。變化首先在農村得以體現，從實行多年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體制到“定額管理、超額獎勵”，再到生產責任制，最後是以“包產到戶”“包乾到戶”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春風吹滿每一塊農田，每一個農戶。受益於政策，糧食增產，農民增收，河套大地成為了真正的“塞外糧倉”。
1979年12月2日（左圖）和1981年10月2日（右圖）《巴彥淖爾報》對當時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情況的報道
人民公社體制必須改革
1978年，時年30歲的前旗長勝公社星火大隊劉三壕生產隊（現新安鎮長勝村）的周旦小，深深覺得“人民公社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周旦小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來自於現實情況：當時人們一提到劉三壕生產隊，都說那個地方窮塌底了。這個生產隊共有37戶人家，吃大鍋飯使這個隊集體經濟瀕臨破產，社員生活水平逐年下降，有人編了順口溜：“劉三壕是個鹼圪梁，年年要吃返銷糧。人沒吃的豬沒糠，親戚來了沒頂擋。沒奈何操起討吃棍，走村串戶好淒涼”。
確實，那幾年劉三壕的人均口糧每年僅百八十斤，分紅三五分錢，隊裡欠貸款6萬多元，集體資產僅有幾間破房子、幾套爛繩線、幾頭瘦牲口、一臺麵粉機。社員的光景更是可憐，超支欠款共4萬多元，社員沒有一戶蓋新房的，沒有一個戴手錶的，全隊只有3臺縫紉機、3輛破自行車。
其實，這樣的情況在當時的河套地區十分普遍，時為五原民族公社永興大隊（現五原天吉泰鎮）社員的溫培士回憶，在人民公社期間，他和妻子兩個人加起來平均一年掙160個工分，每分三四毛錢，但是這點錢還拿不到手，因為扣來扣去，就成了“超支戶”，還得向隊裡貼錢。“那個時候，所有東西歸集體，社員都是掙工分，常常一年下來一點收入也沒有，人們越來越灰心，積極性越來越低，出工不出力成了普遍情緒，閒人、懶人一大堆，最終是日子越過越窮。”溫培士說，他們家的孩子們唸書交不起學費，四季換不了裝。
人民公社體制確實是必須改了。
改革春風吹拂河套大地
從1978年開始，一場聲勢浩大的改革在中國大地展開，河套地區也不例外，首先實行的是“定、獎”制度，鼓勵按勞分配。
“定、獎”制度就是“定額管理、超額獎勵”，即將社員分成若干小組，定人員、定地塊、定時間、定質量、定產量、定報酬和超產獎勵。
分組作業、以產定工、超產獎勵的辦法，最大好處是提高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周旦小和溫培士介紹，以前莊稼種得再好，收得再多，到分配時還是搞平均主義，幹好幹壞一個樣，混一天算一天，實現“定、獎”制度後，分組作業有獎懲，好壞很分明，幹得多掙得多，幹勁“噌噌噌”地就上來了。
到了1979年，河套地區在“定、獎”制度的基礎上普遍推行“生產責任制”。“生產責任制”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以勞動量（按所完成勞動定額的多少）計算勞動報酬的定額管理、小段包工責任制；一種是聯繫產量（或產值）為計酬依據的責任制。
據統計，截至1979年年中，全盟生產隊中，堅持定額管理的有1644個隊，包工到組，組內搞定額評工計分的有835個隊，兩項合計佔生產隊總數60%，剩餘的隊也在實行不同形式的聯產計酬責任制。
周旦小和溫培士介紹，實行生產責任制的好處太多了，比如生產中負責任的多了，不負責任的少了；實幹的多了，磨洋工的少了；出勤的人多了，不出勤的人少了；土地利用率高了，鹽鹼廢地少了等等。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農民真正富起來
生產責任制只是個開始，等到1980年至1981年，河套地區又推廣開以包產到戶、包乾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包乾），農民的好日子才真正到來，最明顯的體現就是錢袋子鼓了起來。
翻開那時的報紙，農民因“雙包”致富的報道比比皆是：
臨河新華公社永樂3隊，過去多年吃返銷糧，11年不分紅，每戶社員超支800多元，自從搞了包乾到戶，立刻大變樣，糧食增產幾十萬斤，人均收入增長5成。
杭後五星公社五星4隊是個老窮隊，包乾到戶後，當年糧食就一下子由前一年的13萬斤增加到31萬斤，全隊人均收入相應也增加不少。
具體到個人，臨河新華公社民義二隊的王喜生，包種了生產隊的36畝土地，一家人收穫小麥過萬斤，全年純收入達6000多元；臨河友誼公社一大隊的李世明，包地53畝，總計年產值8600多元，人均兩千多元，成為全盟遠近聞名的“小康之家”；五原向陽公社團結4隊的任二醜，一家6口包了54畝地，糧食總產達兩萬多斤，甜菜5000多斤，葵花9000多斤，家裡還養了5頭豬，糧、糖、牧一年收入上萬元。
實行“雙包”後，隊隊增產，戶戶增收，產量萬斤，收入萬元的農戶也有不少。
那麼，周旦小和溫培士的情況如何？兩個人談起往事笑得合不攏嘴，當然是“有錢了”。
1980年，劉三壕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這一年，雖然遇到了旱災，仍給國家上繳糧食1400多斤，社員們因地制宜種植的葵花，獲得了大豐收，戶戶增加了收入，還清了超支欠款，十多戶社員蓋起了新房，30多名社員戴上了手錶，全隊買回嶄新的收音機、縫紉機和自行車60餘件。為此，有人又編了一段順口溜：“劉三壕，劉三壕，又吃饅頭又吃糕。票子多得花不了，姑娘盡往這裡跑……不是包產到了戶，哪有今天的劉三壕”。
溫培士在1981年包了45畝責任田，苦幹一年產糧5000斤，產葵花16000斤，產甜菜2600斤，僅油料和甜菜兩項收入就達7000元，再加上副業，合計收入超萬元。真是“往日窮得當當響，今日富得響噹噹”。
這樣的好日子一直延續至今，而且隨著國家惠農政策的不斷出臺是越過越好。周旦小和溫培士感慨，從以前吃不飽、穿不暖的貧苦生活，到改革開放以後的吃飽穿暖的溫飽生活，簡直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現在，國家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僅農民富了，村裡還新修了進村道路，接通了自來水，硬化了村道，維修了灌溉機井，修建了鄉村文化舞臺等，居住條件同樣得到了提升。
巴彥淖爾日報社全媒體記者 高傑/文
馬利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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