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巴彦淖尔改革开放的脚步不停向前：第一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第一张个体营业执照、第一批出口的农副产品、第一个开放的口岸……

现推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巴彦淖尔印记”系列报道，通过对我市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典型事件，特别是多个“第一”的报道，展现我市改革开放奋进的步伐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1978年，中华大地气象一新。变化首先在农村得以体现，从实行多年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体制到“定额管理、超额奖励”，再到生产责任制，最后是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春风吹满每一块农田，每一个农户。受益于政策，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河套大地成为了真正的“塞外粮仓”。

1979年12月2日（左图）和1981年10月2日（右图）《巴彦淖尔报》对当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情况的报道

人民公社体制必须改革

1978年，时年30岁的前旗长胜公社星火大队刘三壕生产队（现新安镇长胜村）的周旦小，深深觉得“人民公社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周旦小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来自于现实情况：当时人们一提到刘三壕生产队，都说那个地方穷塌底了。这个生产队共有37户人家，吃大锅饭使这个队集体经济濒临破产，社员生活水平逐年下降，有人编了顺口溜：“刘三壕是个碱圪梁，年年要吃返销粮。人没吃的猪没糠，亲戚来了没顶挡。没奈何操起讨吃棍，走村串户好凄凉”。

确实，那几年刘三壕的人均口粮每年仅百八十斤，分红三五分钱，队里欠贷款6万多元，集体资产仅有几间破房子、几套烂绳线、几头瘦牲口、一台面粉机。社员的光景更是可怜，超支欠款共4万多元，社员没有一户盖新房的，没有一个戴手表的，全队只有3台缝纫机、3辆破自行车。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河套地区十分普遍，时为五原民族公社永兴大队（现五原天吉泰镇）社员的温培士回忆，在人民公社期间，他和妻子两个人加起来平均一年挣160个工分，每分三四毛钱，但是这点钱还拿不到手，因为扣来扣去，就成了“超支户”，还得向队里贴钱。“那个时候，所有东西归集体，社员都是挣工分，常常一年下来一点收入也没有，人们越来越灰心，积极性越来越低，出工不出力成了普遍情绪，闲人、懒人一大堆，最终是日子越过越穷。”温培士说，他们家的孩子们念书交不起学费，四季换不了装。

人民公社体制确实是必须改了。

改革春风吹拂河套大地

从1978年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在中国大地展开，河套地区也不例外，首先实行的是“定、奖”制度，鼓励按劳分配。

“定、奖”制度就是“定额管理、超额奖励”，即将社员分成若干小组，定人员、定地块、定时间、定质量、定产量、定报酬和超产奖励。

分组作业、以产定工、超产奖励的办法，最大好处是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周旦小和温培士介绍，以前庄稼种得再好，收得再多，到分配时还是搞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混一天算一天，实现“定、奖”制度后，分组作业有奖惩，好坏很分明，干得多挣得多，干劲“噌噌噌”地就上来了。

到了1979年，河套地区在“定、奖”制度的基础上普遍推行“生产责任制”。“生产责任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劳动量（按所完成劳动定额的多少）计算劳动报酬的定额管理、小段包工责任制；一种是联系产量（或产值）为计酬依据的责任制。

据统计，截至1979年年中，全盟生产队中，坚持定额管理的有1644个队，包工到组，组内搞定额评工计分的有835个队，两项合计占生产队总数60%，剩余的队也在实行不同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

周旦小和温培士介绍，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好处太多了，比如生产中负责任的多了，不负责任的少了；实干的多了，磨洋工的少了；出勤的人多了，不出勤的人少了；土地利用率高了，盐碱废地少了等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真正富起来

生产责任制只是个开始，等到1980年至1981年，河套地区又推广开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农民的好日子才真正到来，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钱袋子鼓了起来。

翻开那时的报纸，农民因“双包”致富的报道比比皆是：

临河新华公社永乐3队，过去多年吃返销粮，11年不分红，每户社员超支800多元，自从搞了包干到户，立刻大变样，粮食增产几十万斤，人均收入增长5成。

杭后五星公社五星4队是个老穷队，包干到户后，当年粮食就一下子由前一年的13万斤增加到31万斤，全队人均收入相应也增加不少。

具体到个人，临河新华公社民义二队的王喜生，包种了生产队的36亩土地，一家人收获小麦过万斤，全年纯收入达6000多元；临河友谊公社一大队的李世明，包地53亩，总计年产值8600多元，人均两千多元，成为全盟远近闻名的“小康之家”；五原向阳公社团结4队的任二丑，一家6口包了54亩地，粮食总产达两万多斤，甜菜5000多斤，葵花9000多斤，家里还养了5头猪，粮、糖、牧一年收入上万元。

实行“双包”后，队队增产，户户增收，产量万斤，收入万元的农户也有不少。

那么，周旦小和温培士的情况如何？两个人谈起往事笑得合不拢嘴，当然是“有钱了”。

1980年，刘三壕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这一年，虽然遇到了旱灾，仍给国家上缴粮食1400多斤，社员们因地制宜种植的葵花，获得了大丰收，户户增加了收入，还清了超支欠款，十多户社员盖起了新房，30多名社员戴上了手表，全队买回崭新的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60余件。为此，有人又编了一段顺口溜：“刘三壕，刘三壕，又吃馒头又吃糕。票子多得花不了，姑娘尽往这里跑……不是包产到了户，哪有今天的刘三壕”。

温培士在1981年包了45亩责任田，苦干一年产粮5000斤，产葵花16000斤，产甜菜2600斤，仅油料和甜菜两项收入就达7000元，再加上副业，合计收入超万元。真是“往日穷得当当响，今日富得响当当”。

这样的好日子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是越过越好。周旦小和温培士感慨，从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的贫苦生活，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吃饱穿暖的温饱生活，简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现在，国家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农民富了，村里还新修了进村道路，接通了自来水，硬化了村道，维修了灌溉机井，修建了乡村文化舞台等，居住条件同样得到了提升。

巴彦淖尔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高杰/文

马利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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