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春天》是拍攝於2004年的一部法國電影，獲得第7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提名。
法國電影的精緻與細膩在影片中得到了體現，但這也制約了法國電影的親和度。相比之下，好萊塢電影反而顯得粗獷大氣與波瀾壯闊，更容易在觀眾心裡產生激盪的共鳴。
《放牛班的春天》在節奏上，頗有好萊塢電影的風格，鏡頭過度甚快，同一角度不同景別的鏡頭套疊在一起，產生一種快速的節奏，比如馬修上課的場面，鏡頭能分割成幾個鏡頭，從遠景忽然切入近景，給人的感覺乾淨利索，爽心悅目。而馬修上鎖的鏡頭，先用正面鏡頭，表現他用手鎖好鎖，接著，從側面表現馬修拔出鑰匙的動作，兩個鏡頭從不同的角度表現出馬修的動作進展，然後鏡頭搖向他的面部特寫，十分的酣暢自然。
本來一個很簡單的甚至可以說是歌功頌德的電影，如果不通過這些靈動的鏡頭來配合的話，那麼，很可能會產生一種可笑的幼稚化的毛病，但鏡頭的曉暢，有效地規避了這些內容上的缺陷。
影片從世界著名指揮家莫杭治自美國回到法國開始了電影的敘事，他見到老朋友佩皮諾，佩皮諾給了莫杭治一個日記本，那就是學監馬修寫的日記。日記記錄了他在男子寄宿學校“池塘之底”的一段經歷。影片最後有一句話，說他“所做的一切，從此成為秘密。”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一本日記，那麼，馬修對孩子們所做的一切，便無人知曉，也就是說，馬修自己是這一段秘密的發掘者與記錄者，而實際上，影片中的受惠者卻是馬修的學生，包括受到巨大影響的莫杭治，而他卻不是對馬修成績的肯定者與張揚人，甚至，他必須在回到本土見到老朋友的時候，看到馬修的日記，他才知道了馬修做過了什麼。這樣的回憶，可能充溢著法國文學裡司空見慣的那種經典敘事的味道，但是從道理上卻說不過去。莫杭治能取得這樣的音樂成就，在美國成為一個指揮家，他本該意識到是誰引導他走上了音樂之路，是誰改變了他的性格，他的母親，也應該會向他闡述是誰在無私地為他作出指導與幫助，但是，這一切，莫杭治都沒有清醒的認識，一直到耄耋之年，在母親的葬禮上，才從馬修的養子那裡得到的一筆日記中，重新觸及到了一個秘密，那麼，莫杭治的這個形象便被徹底地摧毀了。
也就是說，影片講述的是一個“他者”的故事，是一個旁觀者看到的馬修的故事，但影片的敘述角度，卻是一個“我者”的自述，然後這個“他者”的受益人才從此刻發現了“他者”的偉大，那麼，像莫杭治這樣的受益者，多少年來，就一點沒有感受到馬修的偉大嗎？
馬修日記的作用，實際上唯一的正確選擇就是塑造學生們的可愛，描寫學生對他的感染，但是，影片裡的這本日記卻是作為他塑造自己形象的一個尺碼，這就是影片令人感到不可理解的失衡的地方。
在故事的核心內容上，整個電影也不過是一個幫扶失足青年的傳統模板，並沒有什麼新鮮感。在影片的虛擬情境下，可以誇大某一種教育方法的所向披靡，但其真實的實用性如何，實在難以讓我們置信。影片中的一個名叫沙貝的老師說過：“體育和音樂是促進國家團結的因素”。在影片中，我們看到，馬修的偉大之處，就是他的音樂，那麼，音樂究竟有這樣的感染與教化的功能嗎？
至少電影告訴我們達到了。對此我們可以存疑，但電影通過一切手段表現了這一點。這樣的老師的確具有一種吸引力與魅力。在外表上，馬修其貌不揚，但他可以說是對學生採取一種“先放後收”策略。在這個學校裡，校長推行的是“行動與反應”機制，學生一有行動，老師立刻作出反應，當然這種反應是懲罰性質的，而馬修則採取了“不反應”，給學生創造一種改過自新的機會。
比如，他一上課堂，學生把香菸放在人體骨架裡，他則用“上課不能抽菸”化解了學生製造的麻煩，然後把樂格克這個設陷阱害馬桑大叔的人找了出來，在外面，他卻與這個調皮的小男孩達成了私了的協議。回來時，見到莫杭治在黑板上畫他的漫畫像，而馬修則同樣畫了學生的漫畫像化解了學生的挑釁行為。
順應著學生，用化骨綿掌般的力量把學生的暴戾情緒撫平，體現了一種教育者對兒童心理的諳熟與掌控。因為學生的心理並不成熟，他的決定不代表著一種定型的理智的決斷，如果與學生的這種偏激的情緒作對的話，實際上只會把學生的思維方式推向反的方向。學生永遠是一種不定型的存在，他的身上出現的任何偏激情緒，只是一張白紙在嘗試繪製自己作品時所出現的一種偏頗的誤會。如果過分糾纏這樣的失誤，只會使學生更加糟蹋這張白紙。馬修充分體現了反方向的對學生的教導，對學生的任何的錯誤的行為，他是疏導，是大事化了，而不是生硬地去折起他們。應該說，這還是具備了某種特別的效果。莫杭治因為看不慣馬修與他母親在一起，用墨水倒在他的臉上，但馬修仍然是寬大為懷，不以為杵，在最後的合唱會上，他重新啟用他本來給予懲罰的莫杭治，使莫杭治感到了一種“諒解的快樂。”
正是這種對孩子不理智行為的諒解，使孩子們保持了一種健康的心態，得以健康成長，併發掘出自己的潛力。影片中的一個反面證明就是蒙丹這個壞男孩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校長的錢被盜，想當然地認為是他所為，怒打蒙丹，蒙丹反擊校長，送入監獄，後來，發現是另一個學生所為，蒙丹出獄。影片有一個鏡頭，是蒙丹站在燃燒的學校的遠方，望著煙塵瀰漫的校園，然後彈了一下菸頭，暗示著他就是這起縱火案的兇手。一個被認為素質不好的男孩，就因為不信任與拋棄，走上了真正的犯罪的道路——當然這一個情節，有一點難以自圓其說，發現錢被盜的真相，就是另一個男孩和他的一把口琴，並不能說明，蒙丹沒有合夥參加盜竊，而影片中還有一處表明，蒙丹與這個男孩在屋子裡偷偷吃東西，說明兩個人有私下的聯繫。
總之，這個電影的情節十分陳舊，在前蘇與中國的電影中，不乏這種感化教育的影片，而教育的途徑也是非常簡單的用音樂的感染力，來滌盪人心中的汙點與糟粕部分。其中一些細節，也未免太簡單化了，畢竟這不是一部神話作品，而是一個貌似紀實性的現實題材影片，但過分運用一些神話裡才能出現的奇蹟，未免削弱影片的真實感，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電影倒像是一部現代版的“哈里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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