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記得，1996年，“大學入門”第一講，剛剛博士畢業的輔導員請來他的導師錢穀融先生。老先生穿著洋派的吊帶褲，喝著保溫杯裡的咖啡，站在魯迅曾經振臂一呼過的華師大教室裡，要我們 “多讀書，讀好書”。也許是這句話對意氣風發進入文科基地班、一心“以學術為志業”的我們來說，太過樸實，缺乏激勵人心的現場效果。沒過多久，大家便東倒西歪起來，閒聊的閒聊，睡覺的睡覺，甚至於給臺上笑眯眯的老先生畫起了漫畫。這樣的場面，讓一旁的輔導員大為氣惱，倒是錢先生不以為意，淡定如常。
多年以後，自己當了老師，才明白錢先生當年的狡黠。教誨和思想的傳播和留存，從來也不是人們正襟危坐、洗耳恭聽便能夠保證的事。嬉笑怒罵，冷眼旁觀，甚至於面無表情，所有這些，都不必然意味著溝通無效。
不知道錢老站上今天的講臺，會是何種模樣。也許，悠然依舊。畢竟，沒有什麼比思想、經驗和知識的散播流傳更加難以捉摸的事了。一定要怎樣怎樣，從來都是人類的奢望。網絡時代的思想經驗，既加速了散播的速度，增加了流傳的廣度，卻也使其可能的路徑和效果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在這裡，與其說是進入高速變化的現代社會之後，“祖母效應”這個曾經極大推動了人類文化創新和傳承的環節不再起作用，不如說，是在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裡，人們還來不及明確自己這一輩值得傳遞下去的經驗是什麼，便是以“自我取消”的方式，免除了代際傳承的責任，將一切記錄了再說。
然而，社會雖看起來越變越快，但很多經驗和道理，似乎並不那麼容易變化和更替。於是，錢老當年這句看起來現場效果不佳的“多讀書，讀好書”，比起動輒數十本、虛張聲勢的“本月閱讀書單”和豆瓣上可視的“曬出你的書架或書房”來，更讓人費心琢磨。
比如，在今天，走進書店，不管是實體還是網絡上的，數量浩瀚的書籍，常常讓人有暈眩之感。電子書和有聲讀物，讀書頻道和微信公號，更是讓書不再限於時間地點，成為可以隨時隨地相遇的朋友。不過，書籍數量的迅速增長，卻並沒有讓“多讀書”這件事情，變得更容易。當無窮無盡的新書撲面而來之時，由此導致的焦慮感，已經遠遠大過了對於新知的渴求和喜悅。無論是“羅輯思維”的60秒一本，樊登讀書會的每天一元，還是其他各種以讓人更方便快捷的讀書之法，都不過是把“究竟如何多讀書”這個問題，以當代特有的“經濟”思維呈現出來罷了。於是，當微信推送的文章，總是在第一時間告訴你“本文的閱讀需要幾分鐘”的時候，當讀書總是不得不和“花更少的時間閱讀”這一或明或暗的標準捆綁在一起的時候，“多讀書”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經驗裡，反而成了一個簇新的難題。
同樣地，“讀好書”這件事，也沒有因為出版的發達、網絡的通暢而變得更明晰。這不光是因為，一眼望去，幾乎每一本書的腰封都在叫嚷著——“我才是好書！”每一輪的推送都在宣稱——“這些是不容錯過的”。被稱為經典的書單正變得越開越長，可人們可以按下焦慮，從容讀完的卻越來越少。更是因為，在“記錄一切”的慣性和市場節奏的催促之下，著書立說者想要藏之名山的想法，也越發稀薄。只對當代人說話，甚至於只對眼前的讀者說話，越來越成為理所當然的選擇。這倒不是說，這樣的書寫和閱讀，便完全是快速消費的一部分，而沒有傳遞經驗的價值。而是說，在這樣的書寫和閱讀的節奏之下，人們越來越生活在即刻與當下，失去了通過書籍，與作者展開對話的慾望。好書的標準，也由此遊移起來。究竟什麼樣的書，才算是好呢？是那些流傳已久，和當代社會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必然關係的古籍經典，還是針對當代社會的議題，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關的讀物？所謂的“好”，是讓人有知識、有心情去應付實屬不易的當代生活，還是讓人和這樣的生活拉開距離，跳脫開去，彷彿看一場歷史舞臺上的短暫演出？當卡爾維諾洋洋灑灑列出十四條理由，主張人應該讀經典，並強調“所謂經典，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的時候，實際的情況卻是，“重讀”在急於鑑別“好書”的窘迫之下，早早退場。即便是豆瓣這樣的文藝青年集散地，讀書也只是被分解為“想讀”、“在讀”和“讀過”。一旦“讀過”，就此安心。
可惜的是，坐在臺下聽錢先生笑眯眯地講話的時候，所有這些都還未成為我們的煩惱。當年的我們，只是沒心沒肺地覺得，“多讀書，讀好書”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情，絕非什麼寶貴的經驗，又何必這麼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們呢？如今，卻再也來不及追問和辯論，在我們這個時代裡，究竟什麼是“多”，什麼是“好”？或許，即便是在這樣一個一切都被事無鉅細記錄下來的時代，經驗卻仍以這樣的方式，或漫不經心，或自以為是，狡猾而執拗地消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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