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和楚国，是春秋时代最强大的两个诸侯国。
楚国从楚武王时崛起，在楚文王时期突破了南阳盆地，到楚成王时期就开始全面参与中原争霸；直到楚昭王时期，楚国才因被吴国攻入了郢都而走下了神坛，进入了第一次低潮期。整个春秋时期，楚国维持了近两百年左右的兴盛。
作为楚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晋国在进入春秋时有个更为梦幻般的开局：“二王并立”期间，晋文侯果断选择投靠周平王，趁机在汾水流域大大扩张了晋国领土。可在晋文侯去世后，晋国就陷入了曲沃与晋侯之争，经历了长达六十七年的内乱之后，曲沃最后代晋成功。此后，因为晋献公与晋惠公两代国君的改革积累，在晋文公时晋国称霸东周。此后，在长达一百三十多年内，晋国始终保持强盛，并在与楚国的长期争霸战争中胜多负少，堪称东周第一强国。直到春秋晚期，晋卿内斗不断，才使得晋国走向了衰落。
晋、楚两国之所以能保持长期强盛，要归功于这两国在春秋初的制度性改革：楚武王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创立县制，革除了分封制弊端；晋献公执政期间，建立起“无蓄公子”制度，消除了公族掣肘隐患；韩原之败后，晋惠公启动了“作爰田”、“作州兵”改革，为晋国后续称霸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和军事基础。正是这些制度性改革，让晋、楚两国获得了长期飞速发展的动力，最终成为两大“超级大国”。
可在春秋中晚期，两大“超级大国”却几乎在同时陷入了衰退状态：从楚灵王时开始，楚国盛极而衰，在楚昭王时差点遭遇灭国之祸；晋国则从晋昭侯时期开始，慢慢走向了下坡路，在晋定公时六卿之乱后，彻底被诸侯抛弃、失去了霸主之位。
两个“超级大国”，为什么会先后陷入衰退？
晋、楚两国率先进行了制度化改革，也享受了制度化改革的红利，但在这两国的统治者还没有意识到之时，其国内积弊已经开始缓慢发作了。
公元前627年，在先轸指挥下，晋军在崤山下全歼了秦军，取得一场大胜。凯旋而归后，在嫡母文姜请求下，晋襄公碍不过情面，将俘获的秦军三帅放回了秦国。先轸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将士艰苦鏖战才擒获战俘，现在妇人一句话就把他们释放回国，这样下去，亡国将指日可待了！”说完，正在气头上的先轸当着晋襄公面吐了口唾沫！被先轸这么一骂，晋襄公也自知做错了事，马上派阳处父去追赶秦国三帅，却没能追上。
因为这次君前无礼，先轸遭受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为此，在箕之战中先轸解除盔甲、冲入敌军阵营，主动去送死！
晋襄公与先轸这次小纠纷，就是少君与老臣子相处中常见的现象：老臣子劳苦功高，威望盖过了新主，往往不自觉间就会露出些过分之举。虽然先轸后来主动寻死，但这次君臣之间的小冲突，已经预示了晋国政坛的未来。
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去世，留下了尚在襁褓中的太子晋灵公。因为晋灵公无法执政，晋国大权落入了正卿赵盾之手。
赵盾专政期间，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导致晋国政坛内乱不断。所以晋襄公去世后，诸侯慢慢疏远了晋国，晋国霸业第一次出现了衰微迹象。
此时，更加麻烦的事情又不期而至：随着晋灵公逐渐长，他对赵盾的专权也愈发难以忍耐了。公元前607年，晋灵公多次试图杀死赵盾，却都没能成功。见晋灵公已将两人矛盾公开化，赵盾立刻与堂兄弟赵穿合谋，自己假装逃亡，却让赵穿趁机攻杀了晋灵公！
晋灵公精心设下圈套都无法杀死赵盾，可赵穿却能一举而攻杀晋灵公，公室与卿族在实力上的强弱对比，已清晰可见。“作爰田”改革之后，公室将土地和民众全部交由卿大夫管理，公室军队也是由各卿大夫辖区下的臣民构成。长此以往，晋国民众对家主的忠诚，更胜过对国君的忠诚！
表面上，国君高高在上；实际上，国君不过是卿大夫们供奉在神坛上的玩偶。只要国君失去了卿士的效忠，他根本就无法在晋国立足。在经历多次内斗中的兼并重组后，卿族实力已超越了公室——国君还能凭什么来管辖卿族？
更何况，这次赵盾弑君，还给卿族带来了意外礼物。
回国后，晋成公为拉拢卿族，重设“公族”、“公行”、“余子”之官：让卿士嫡子作“公族”，其他嫡出之子作“公行”之官，庶子作“余子”之官。这项政策，更是令卿士家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作为正卿，赵盾是最大的获益者：他将同父异母之弟赵括立为赵氏公族，自己则为旄车之族。到了邲之战时，赵氏家族一人当上了卿士，三人做军中大夫，占了三军将领的三分之一！不光是赵氏，晋厉公时期的郤氏家族更加强大：家族中三人为卿士，五人为军中大夫，家族军队占晋国军队的一半！
强大卿族层出不穷，严重威胁到公室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晋景公灭赵氏、晋厉公灭郤氏、晋平公灭栾氏的内乱。
但每次翦除强大卿族之后，公室都未能革除致使卿族异常强大的制度根因。所以每次消灭一个卿族，别的卿族就趁机崛起，填补其空白。
公元前514年，在下军佐荀跞主持下，晋国公室灭了祁氏和羊舌氏之族。其后，正卿魏舒把两家封邑分成十县，赏给了十人：司马弥牟、贾辛、司马乌、魏戊、知徐吾、韩固、孟丙、乐霄、赵朝、僚安。
魏舒此举，得到了孔夫子大力赞扬，称他“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
但实际上，这份十人名单却大有文章：司马弥牟即士弥牟，与范氏同族；魏戊为魏舒家族中人；韩固是韩氏族人；知徐吾又是知氏族人。除中行氏之外，六大卿族中的五族都成了祁氏与羊舌氏灭族的直接受益者。
下宫之难赵氏被灭族后，晋景公一度将赵氏之田分给了祁奚；祁氏、羊舌氏被灭族后，魏舒却把大半土地分给了六卿家族中人。这充分说明了公室与卿族主政的差异：卿族主政后，会不断利用各种机会增强自身阶层的实力，使得“强者愈强”，让后来者再想与卿族平起平坐就变得难上加难了。
晋悼公之后，除了栾氏、韩氏、知氏、中行氏、赵氏、魏氏、范氏之外，程郑是唯一的其他氏族卿士。
这充分证明，晋国卿族阶层已高度固化了。
相比于晋国改革，楚武王县制改革对楚国的影响一直较为正面。县制改革之后，楚国公室实力不断增强，使得楚国公室不像其他诸侯国一样，被强大公族或卿族所边缘化了。
然而，县制改革在增强了楚国中央集权之时，却诱发了其它的弊端。
公元前606年，楚国公室与若敖氏决裂，引发了楚国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一次内乱。凭借公室的强大实力，楚庄王成功剿灭了若敖氏之族。
若敖氏之败，固然是因斗椒骄横跋扈所致。可若敖氏一倒，楚国政局也在不经意中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早在楚武王时期，若敖氏的斗伯比就当上了楚国令尹。楚成王之时，若敖氏平定了令尹子元之乱，因此而长期垄断了楚国令尹之职。若敖氏垄断令尹之位的时代，正是楚国快速发展的时代：虽然楚成王没能当上东周霸主，却在与中原霸主争霸过程中，大大扩张了楚国领土；传统中原大国如鲁国、卫国、陈国、蔡国、曹国等等，纷纷投靠了楚国。楚国发展如此迅猛，若敖氏功不可没。
若敖氏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密，能令楚国如此强大？
事实上，这并非若敖氏有什么灵丹妙药，而是当时政局促进了楚国的发展。平定子元之乱后，首位担任令尹的若敖氏族人就是子文。为缓解楚国之难，子文不惜自毁其家。楚国能在子元之乱后得到迅猛发展，子文贡献巨大！
即便功劳如此巨大，子文竟然也曾“三舍令尹”（《国语·楚语下》）！
连子文都三次失去令尹之职，其他若敖氏之人就更难以独霸此位了。楚成王时期，子玉当上令尹后，因城濮战败而自杀；其后子上继任令尹，他又在泜（zhī）水之战中吃了阳处父暗亏，被太子商臣诬陷通晋，被楚成王杀死！
子玉、子上之死，反映了楚国的苛政；但也证实若敖氏虽然垄断了令尹之职，可一旦执政有失，楚王随时可以追究其责。连子文都能三上三下，其他若敖氏族人有几个敢不尽心为国？
然而，若敖氏倒下后，楚国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
楚庄王去世后，年仅十岁的楚共王继位。此后，按郧县县尹钟仪所言，“……太师、太保侍奉着他（指楚共王），早上向子重（楚令尹）请教，晚上向子反（楚司马）请教”（《左传·成公九年》）。子重、子反二人是楚庄王亲兄弟，又身居要职，现在还担任了楚共王的老师，位高而权重。
可正是这两人，成了楚国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
公元前594年，子重、子反二人因私怨灭了申公巫臣族人。为了复仇，巫臣亲自出使吴国，将吴国扶植成了楚国最为致命的敌人。从此，东周争霸格局彻底改变了。因为北有强敌晋国，东有吴国掣肘，楚国不得不长期两面作战，大大消耗了实力。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被晋军击败后，楚国就彻底失去了霸业！
楚共王明知两位叔叔是楚国霸业衰落的罪人，却因为这种亦师亦长的关系，始终无法撤换他们。不但如此，此后四十余年、直到楚康王执政前期，楚国令尹之职都是由“王子”所霸占。即便在楚康王杀死子南后，任命了蒍子冯、屈建两位非王子令尹，可楚康王一死，令尹之位又落入了王子围的手中！
若敖氏倒下后，楚国政坛核心要职长期都由王族近亲垄断，说明其统治阶层已出现了严重固化现象。
晋、楚二国之所以能在东周脱颖而出，就在于这二国率先进行了制度性改革，也最早享受了制度性改革的红利，才得以发展成为“超级大国”。
可制度性改革虽然是这两国腾飞的动力，但制度化也面临着另一大弊端：诱发了统治者的惰性，长期不思变革、不思进取。正因如此，春秋中晚期后，即便是最早进行了制度性改革，晋、楚二国也出现了衰微的迹象。
这种衰微迹象最为明显的苗头，就是其统治阶层越来越固化。
楚国统治阶层固化后，让众多外族外姓人才看不到希望，只能离开楚国，到别国去寻找机会。巫臣、范蠡、文种等人之所以主动逃离楚国，就是因为在楚国看不到发挥自身才能的希望。更何况，楚国政坛向来就有苛政传统。统治阶层固化后，对待下臣更是动辄得咎，让许多楚人与楚国反目成仇：公元前585年的绕角之战，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公元前573年的彭城之战，公元前506年的吴国灭楚之战，其背后都有前楚人在替敌人出谋划策。在春秋晚期时，人心涣散的楚国遭遇灭国之难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晋国卿族阶层固化后，卿士们一方面拼命打压其他氏族，另一方面以权谋私、却无人再关心称霸大业，让晋国在频繁的内斗中逐渐走向了没落！
楚、晋两国在春秋中晚期的衰落，说明即便是进行了制度性变革，也不能保证国家就能一劳永逸、安枕无忧。任何制度变革都不可能包治百病，甚至变革本身就存在着某种弊端；当弊端显现之时，如果不能及时再次变革，必将对国家长远发展造成极大伤害。
如何来判定弊端已经显现？
由晋、楚两国历史可知，一旦内部出现了阶层固化的趋势，就到了必须再次改革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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