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慶又一次站在了輿論的漩渦裡。這位噹噹網原CEO和創始人，再次與妻子俞渝——噹噹網的另一位創始人，就公司管理、股權分配及個人作風問題“交鋒”。無論結局走向如何，無法改變的是這場“罵戰”給噹噹網帶來的聲譽損失。事實上，早在去年聲援劉強東明州事件時，噹噹網官方微博就曾澄清李國慶言論不代表公司。

公司長期的鉅額虧損和諾伊曼不穩定的管理風格，以及他那沉迷於派對的生活方式，在這個特殊的時刻無限放大。投資人將WeworkIPO 失敗歸咎於他。《紐約時報》稱，一些投資人認為要替換諾伊曼，需要有經驗的運營商加入，否則不投資Wework。最近，WeWork聯合創始人兼CEO亞當·諾依曼（Adam Neumann）已經被“決定”徹底離開公司，並放棄他的投票權。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2017的Uber。彼時Uber正捲入一系列看似沒有盡頭的法律和道德醜聞，它的創始人兼CEO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是這一切的源頭之一。最終他被踢下臺。

“更換管理者對公司來說比較常見，某種程度上說明他已經不適合公司當下的發展速度。”一位不願具名的投資人告訴投中網。

投中網統計了2018年以來的20家全球最大“獨角獸”公司，包括滴滴出行、Airbnb在內的12家公司，目前是創始人兼CEO。而有6家公司，其管理者的角色已不再是創始人。這6家公司都有相似之處：他們的創始人曾是管理者，但在IPO之前，或遭遇IPO失敗後，就被更換了。

新經濟公司之所以能夠成功獲得無數資本青睞，往往和創始人的故事、以及其創造的使命綁定在一起。由於股權結構的設計，對由創始人擔任CEO的公司來說，董事會要開除他們並不容易。實際上，關於他們的權力制衡，或許從外部資本介入開始時已發生變化。

管理者要找方向、找人、找錢，最重要的是要匹配公司發展速度

“對創始團隊來說，上市前夕大部分時候是個分水嶺。”投中網接觸的數位投資人都表達了相似的觀點。

一名不願具名的投資人告訴投中網，不管是創始人還是創始團隊，如果無法跟上公司發展速度，並不是好事。比特大陸2018年在香港IPO失敗後，更換了CEO，又進行業務調整和裁員。

一位曾從事投後管理業務的CMO表示，創始人和CEO都是公司核心角色，常規來說，CEO的功能主要為三個方面：公司發展方向、找人和找錢。

“一般創始人兼任CEO，有時候有一些感性化的東西在裡面，他總有一個夢想目標的。”他告訴投中網。的確，在還沒到公開市場之前，創始人和他的創業使命，時常出現在報道中。

比如，Wework表示，“希望不僅僅是創建漂亮的共享辦公空間，我們想要建造一座社區。”Uber 聲稱，“通過推動世界運轉以點燃機遇。”同樣為打車軟件的Lyft也說，“要通過交通方式改善人們的生活”。至於國內，小米的使命是，“始終堅持做感動人心,價格厚道的好產品”。美圖則表示，要“讓世界變得更美”。

這些願景在未上市之前，會被創始人反覆講述，為什麼要創業、希望改變行業，為人們謀求更多福利。

上述曾從事投後管理業務的CMO告訴投中網，前期以創始人為核心，對外去做一些演講、出席活動、做宣發是比較好的，成本比較低，也便於操作。到後期，如果他不再符合公司發展速度就不一樣了。比如管理能力無法隨著公司擴大而提升，無法為公司拉到新一輪融資，運營業務數據沒有跟上等。

以李國慶為例。他成立了中國最早電商平臺之一——噹噹網。但上升期過後，品類以圖書為主的當當網發展逐漸落後於阿里巴巴、京東以及後來的拼多多。2018年下半年，李國慶又因各種不當言論和行為陷入輿論漩渦，被噹噹網官方微博劃清關係。隨後在內部複雜糾紛之中，李國慶於2019年2月宣佈離開噹噹網。

上述CMO總結了過往服務的創業公司，發現很多更換管理者發生在更早的時候。他表示，融資B輪、C輪之後很多公司已經開始換CEO了。“這兩個階段有沒有足夠的資金決定一家創業公司能否‘活下去’的關鍵。”這位不願具名的CMO也表示，負責資金把控的首席財務官（CFO）很多也是在B輪或C輪之後開始被引入。

事實上，創始人也並不總是陪伴著公司發展。《哈佛商業評論》曾調研了1990-2000年的212 家美國初創公司。他們發現，只有不到25%的創始人最後能帶領公司上市；而在拿到風投的第三年後超50%的創始人不再是CEO，大多數創始人都在公司壯大過程中交出了公司的控制權；到了第四年，只有40%的創始人還留在公司，但已經不再擔任要職。

“關鍵要符合公司的發展需求。”另一位不願具名的投資人告訴投中網，無論投資形式、業務模式怎麼變化，不變的是管理者要為投資人帶來利益。

無論是創始人還是CEO，關鍵是能為投資人賺錢

投中網在詢問數位投資人中瞭解，無論是初創公司，抑或已發展到某個階段的公司，它的管理者都需要匹配公司的發展以及背後利益者要求。投中網也統計了當下全球十大市值公司，其中五家公司的創始人至今仍兼任著管理者的角色。而這背後，不外於這些創始人在任職管理者期間，為公司帶來了豐厚的業績報表，也滿足了投資人的需求。

對投資人來說，換一個管理者——無論是不是創始人，是一種及時止損的方式。

《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稱，諾依曼將獲得約17億美元的補償。對比估值減少400億美元的Wework來說，這筆補償金還比較“划算”。

“早期的創始人和創始團隊一起走到後期的時間段，會有一個感性和理性的鬥爭：覺得我們一路走來，大家奮力拼搏，很有感情的基礎。但從實際的層面來講，確實有一些合夥人到這個階段做不出太多的貢獻，也無法施展自己更多的能力。而從管理者的角色來講要考慮情分，而且很多人都比較重感情，這也是我們中國人的特色。”前述從事投後管理業務的CMO說，但情況在今年變得不再“難分難捨”。

經濟的變化明顯改變了創投領域的速度。一位投資公司的風控經理表示，今年基金能融到的錢就少了很多，市場上的母基金少了。僅他們公司投的基金而言，“投到企業的錢很慢變得份，比較謹慎。”

“大環境的變化讓大家變得理性了，咬咬牙就換掉了，實在不行多給一些補償金。”前述從事投後管理業務的CMO告訴投中網，“今年上半年找合夥人找CFO的還挺多”。

一位在投資行業工作多年的投資人告訴投中網，對於初創企業而言，評估合適的管理者；以及對成熟的公司，在恰當的時候，伴隨業務發展引入管理者變更的制度。“兩個方面都很重要。”他說。同時，他以阿里巴巴為例，2010年便提出了“合夥人制度”，並在隨後的發展中創始人逐步放權。

但實際上，馬雲曾在公開演講時談到創始人和CEO的職責，控訴了投資人對利益的追求而喜歡更換CEO。

“我不知道我們會犯什麼樣的錯誤，所以許多投資方喜歡更換CEO，他們說這個公司很糟糕。也許這顆頭顱不完美，但如果你換了它，那整個身體就死了……投資者是公司的叔叔，但是創始人卻是公司的父母。叔叔應該給錢買牛奶，但是永遠不是父母，更不應該更換父母。”馬雲說。

不管怎麼樣，無論是創始人還是管理者，只要涉及投資人的利益，最終決策的董事會會交出一個安撫的解決方案。而這個方案最常見的，就換一個人。而這種更換的速度可能會越來越快了。

2015年成立的電子煙公司Juul可能是目前更換CEO最快的CEO。成立不到兩年後，原創始人兼CEO泰勒·戈德曼（Tyler Goldman ）聲稱追尋新的創業機會，將CEO交給了凱文·伯恩斯（Kevin Burns）。但隨著電子煙相關死亡和損傷增加（主要與Juul相關）以及美國電子煙的聯邦法規或頒發，為Juul帶來的挑戰——最明顯的是銷量下降，今年9月凱文·伯恩斯（Kevin Burns）被要求辭職了。

CNN援引巴黎聖母院商學院的助理教授蒂姆·哈伯德（Tim Hubbard）報道稱，Juul別無選擇，只能將伯恩斯替換了。對Juul來說，當先發展需要引進一位善於營銷，且懂得管理政府關係的傳統菸草高管。

前述投資公司的風控經理告訴投中網，即使是還未上市、還在盈利模式上摸索的創業公司，投資人對管理者的預期都是一樣的：能夠帶來利益。（文/林桔 編輯/陳姿羊 來源/投中網零度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