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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东面的天上响起一阵阵轰鸣声，只见9架P-51战斗机排成“品”字形飞临天安门上空，随后是两架蚊式战斗机、3架运输机、3架教练机呼啸而来。几分钟后天空又出现了9架P-51战斗机。天上地下形成立体的武装阵容。

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看到了天上的机群，他仰脸东望，略眯双眼，一只手不停地用力朝天上挥动着，自豪写满了脸上。广场上的群众把头上的帽子，手中的报纸、毛巾等都抛上天去，欢呼声几乎盖过了飞机的轰鸣声。

沉浸在兴奋中的人们没有注意：在机场起飞受阅的17架飞机怎么突然变成了26架？原来，计划安排17架飞机飞3个梯队，但是，有人提出3个梯队太少了，很快就飞过去了，显得单薄。于是，周恩来建议，让第一梯队再飞一次。这样，就出现了9架P-51飞过天安门之后没有降落，绕了一圈，又过场一次，地上的人就看见了4个梯队共26架飞机。

执行防空警戒任务的4架战斗机飞过复兴门后升上高空了，欢腾的群众不知道，那4架飞机是挂弹飞行呢。后来，当年担任受阅飞行领导的邢海帆说：“飞机带弹受阅这在世界空军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但是那时敌情十分复杂，如果遇到敌机来了再落地装炮弹，那就晚了。常言道：‘有备无患’。敌人不是不想来捣乱，而是因为我们有充分准备，他们才不敢来！”

阅兵的当天，朱德说了一句话：“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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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秘书长继续主持。按照大会程序规定，“欢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就位时，升国旗、鸣礼炮时及主席宣读公告后，均奏国歌”。林伯渠大声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

此时毛泽东神情庄重，两眼闪现出神圣的光芒。他用力按下通往电动旗杆的按钮，广场上第一面五星红旗沿着22米高的旗杆冉冉升起。军乐队奏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军乐声中，54门礼炮齐鸣28响。

“鸣放礼炮”一开始就列为庆祝大典的程序之一。阅兵指挥部决定由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组建一支礼炮队。礼炮选定的是缴获日军的山炮，共108门，分为两组，每组54门。炮弹全部卸掉了弹头。这种炮和野炮、榴弹炮相比，炮身短，口径小，重量轻，使用方便，是从华北六个纵队的山炮营和军区直属炮兵部队选调来的。礼炮队训练就在先农坛公园进行。每门礼炮有3个炮手，主要训练装填、发射、退弹壳三个动作，必须在3秒钟内完成。54门礼炮齐射一次限定在4秒半完成，这是因为毛主席按电钮升国旗、军乐队奏国歌，时间是2分零5秒。在这个时间内要鸣放28响礼炮，同步进行。当五星红旗徐徐升起，乐队高奏国歌时，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响了。这隆隆的28响，每一响都像一门炮那样整齐，但又凝聚着54门礼炮齐射的力量和磅礴云天的声音。54门礼炮一齐鸣放，代表当时参加新政协的54个单位（一说54个民族）和方面的人士;礼炮鸣放28响，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英勇奋斗的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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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上那漫天的“礼花”，其实是信号弹组成的。

苏联专家建议，这样盛大的节日应该施放“礼花”。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接受了这个建议，最后把施放礼花的任务交给了时任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张桂文。

由苏方提供援助的“礼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礼花，而是红、黄、绿、白、紫颜色的苏军信号弹。当时，张桂文“还不知道礼花是怎么一回事”。总指挥部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学习和借鉴的样板，把受阅部队指挥员组织起来，轮流到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接收并管理的东单大华电影院观看苏联十月革命节阅兵全过程的纪录片，其中就有施放礼花的场面。观摩后，大家的脑子里都有了礼花的印象——这次施放的礼花其实是集束信号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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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升国旗，还要有军乐队奏国歌。张致祥同样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军乐队的基础是华北军区军乐队，也是张致祥的部下。这个乐队从最初的建立到能够在开国大典上演奏，也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清风店打了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罗历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聂荣臻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教员。因此罗历戎被俘后见到聂荣臻，风趣地说：“人也被打散了，枪也被缴获了，就剩下一个军乐队了，40多个人，演奏得还不错，算是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吧。”这一意外收获，促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军乐队的诞生。

几天后，聂荣臻叮嘱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张致祥：“尽快将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收容过来。”接受任务后，张致祥亲自来到抗敌剧社对乐队队长罗浪说：“赶紧带人把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收容过来，以此为基础，成立我们自己的军乐队。”当时，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的40多名成员，都分散在我军各个纵队中。为了找到这些人，罗浪骑着缴获来的自行车，历时半个月时间，在保定、高碑店一带奔波于各个纵队间，终于将原军乐队的成员召集到一起，并收集了40多件乐器。之后，经过组织部门政审、鉴定和调查，确定留下40人，与抗敌剧社音乐队原有的10多人，改编为华北军区军乐队。紧接着，罗浪又马不停蹄地到石家庄军校青年训练营挑选了40多人，他们当时所使用的乐器多数是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华北军区军乐队组成了，这也是我军的第一支军乐队，罗浪任队长。

1949年7月，张致祥接到“组建联合军乐团”的命令。他指示罗浪在华北军区军乐队的基础上扩编成一个更大规模的联合乐队，要执行一个“大任务”。罗浪接到任务后，在原华北军区军乐队的基础上，联合了第20兵团各部队的军乐队成员，收编了原北平警察局军乐队，组成了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罗浪后来回忆说：“新成立的这支军乐队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有收编过来的北平旧警察等，使用的乐器更是五花八门，基本上都是战利品。”

1949年8月初，罗浪知道了组建这支联合军乐队将要参加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演奏，而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到了9月初，罗浪正式接到通知：自己将要举起的是开国大典上那只重如千钧的指挥棒，并且将要成为指挥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第一人。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可是，负责通知此事的工作人员却忘了通知罗浪。两天后，罗浪接到了迟来的电话，立即着手配器，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对代国歌的总谱配器的任务。经过反复计算，罗浪决定，配合国旗上升时间，《义勇军进行曲》要连奏3遍。

本文节选自董伟《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