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纵观全球很多发达国家的众多创意产品、行销、服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创意经济浪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近年来，国内市场积极推动创意型行业的发展，展现了一幅创意产业在全国各地蜂起的热烈景象，文化创意、广告创意、创意经济、创意产业、文化创新、创新教育等词频频被提及，成为热度词汇。
创意产业确实起源于西方，所以不少人因而坚信：“创意”也是从西方引进的“新式武器”。 “创意”真的是西方舶来品吗? “创意”与 “创新”之间的关系又如何?
（一）“创新”并非“舶来品”
有人认为 ，“创新”源于拉丁语（creare）。拉丁语作为印欧体系的一支，是世界古老语言中极其重要的一种。拉丁文化亦是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难道“创新”真的是“舶来品”？
这涉及到两个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及不同的语言体系，是个极其复杂的学术问题。现只单纯的探寻中文的“创新”是否真为拉丁语与汉语“交往”过程中，碰撞出火花，而生成的新鲜词汇。
据可见史料记载，“creare”一词是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引入中国的。明末清初，利类思与其同志便致力于《超性学要》的译著。
其《自序》云：“旅人九万里东来，仰承先哲正传，愿偕同志将此书遍译华言，以告当世。”利类思等将《超性学要》中“creare”译为中文“受造”。两种语言的对译，译文中尽量避免增加“新语”，以减少因文化差异带来的阅读困难，利类思每加“新语”必“反复商求” 。
“受造”一词早见于晋代郭璞《葬书》“夫一气磅礴于天地间，无端倪无终穷。万物随时运化本不自知，而受造物者亦不自知也。”
当然，几百年前利类思是否真读过《葬书》，无人知晓，但“受造”绝不是“新语”毋庸置疑。 由此看来，拉丁文的“creare”译为“创新”绝不会早于公元十七世纪，晚于中文“创新”产生年代足有千年之久。“创新”起源于拉丁语“creare”是笑谈。
（二） 创意与创新的起源
“创意”始见于后汉王充《论衡》卷十三《超奇篇》“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至今已走过二千年的岁月。
论衡
春秋、孔子、王充与创意放在一起，有着怎样的意味深长。顿觉“创意”带着浓厚的历史气息，从古老的竹简、帛书里缓缓而来。
“创新”最早见于后汉王符《潜夫论》卷五《实边第二十四》“前羌始叛，草创新起，器械未备。”及晋代成公绥《琴赋》“遂创新声，改旧用。君山献曲，伯牙奏弄。”
潜夫论
不难看出，此“创新”只是作为“创”与“新”两个独立汉字的结合体。而“创新”成词则始于北魏，见《魏书》卷六十二引李彪《求复修国史表》：“观乎人文者，先皇之蕴也；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
“创”和“新”是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光打磨，才衍生出了“创新”， 并将创新的使用范围扩大，从创造新的实体的物延展到创造新的抽象的规范、理论、概念等。
综上所述，创新、创意用词的标凖来衡量，“创新”始于北朝魏，“创意”始于后汉， “创意”早“创新”四百余年。但古人对“新”、“意”的追求却远远早于此，唐韦续《墨薮》有云“上古创意制字，务在形质。”应该说，从人类产生那一刻起，就在创新与创意，“苍颉造字”如此，“钻木取火”如此，“巢居于树”亦如此。
（三） 创意与创新的演变脉络
在整理创意一词延伸脉络时发现，尽管创意在汉代古籍中就已使用，但直至唐及以后的文献中才被广泛应用。举例如下：
汉末丧乱，不复存，形制遂绝，预创意造成。（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飞白书始于蔡邕，在鸿都学见匠人施垩帚，遂创意焉。（唐•刘禹锡•刘宾客嘉话）
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唐•李翱•答朱载言书）
同样，“创新”成词于北魏，但之后的两三百年内，其在文献中使用频率极低，多以字与字的组合形式出现，到了唐代，“创新”才较多的出现在典籍中。示例如下：
自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征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周书卷二十六•斛斯征传）
三寺长老，招予此居，创新堂宇，疏旧泉沼……（唐•白居易•祭庐山文）
于是庀徒度费，即旧创新 。（五代•韩熙载•真风观碑并序）
由此可知，创新与创意的说法自唐代起便被广泛使用。了解字、词的音义、起源，还可以借助辞书的帮忙。翻检了手头上几本常用辞书，试图寻找些补充材料。
《辞源》（1998年商务印书馆第8次印刷）和《中文大辞典》（中国文化大学印行第一次修订版）仅收“创意”，均引《超奇篇》做为注解。
《辞海》（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缩印本）两词条均未收。
《现代汉语词典》（2000年商务印书馆）却收“创新”而未见“创意”。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今大众对创新的熟识度高于创意。
（四）“创新意”与“创新”、“创意”的关系
南齐谢赫《古画品》云：“始变古则今，赋彩制形，皆创新意。”
初见“创新意”私以为是“创新”与“创意”的结合体。仔细斟酌，创新意的产生要晚于创意三百多年；却稍早于成词的“创新”，显然“结合体”一说不成立。王充《论衡》之“创意”的“意”乃是从无到有，而谢赫《古画品》之“创新意”的“意”，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内容。说“创新意”是创意的衍生体似更为贴切。
中华文化极具包容性，有海纳百川之胸怀，千百年来，的确吸取、溶和了大量外来文化的精髓。然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尚有无穷宝藏未被开启。
“创意”“创新”并非“舶来品”，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元素。现在对于文化创新、文化创意理论的推广，大多着重点放在“新”与“意”，其实，不以深厚的文化为基石、为土壤，所谓的新与意，不过如流水浮萍一般，经不起时间的历练，轻易湮没于向前奔涌的文化浪涛中，了无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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