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胡宗南大傳》，作者：經盛鴻 ，團結出版社出版。
核心提示：紅十一師政委甘濟時與紅二十五軍軍長蔡申熙先後陣亡。紅軍被迫向黃柴畈轉移……紅軍傷亡也很大，紅十師代師長曹光南陣亡……但羊模壩地勢險峻，該團在頑強激戰時，給進攻的紅軍很大殺傷，紅二十五師副師長潘幼卿、紅八十八師副師長丁紀才戰死……在激烈的戰鬥中，康團兩個營死傷過半。進攻的紅軍傷亡也很大。紅十師師長王友鈞打紅了眼，竟端起機槍架在警衛員肩膀上猛烈掃射，被康團槍手擊中陣亡。
1932年6月12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了第四次“圍剿”紅軍各根據地的整個戰略步驟：先集中主要力量“圍剿”消滅鄂豫皖、湘鄂西兩蘇區的紅軍，然後再全力進攻閩贛中央蘇區的紅軍，重點進攻、分區“圍剿”，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
為著先行對鄂豫皖、湘鄂西兩蘇區的紅軍“圍剿”，蔣介石在武漢設立“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下轄左、中、右三路軍：
左路軍司令官為何成浚，指揮進攻湘鄂西蘇區。
中路軍司令部設在河南南部的信陽，後移湖北北部的廣水，司令官由蔣介石兼，劉峙副之，共轄六個縱隊，一個總預備隊。
右路軍司令部設在安徽西部的六安，司令官由李濟深兼，第三軍軍長王均副之，共轄三個縱隊，一個總預備隊。
中、右兩路軍從東、西兩面夾擊進攻鄂豫皖蘇區。
總計國民政府軍兵力達二十四個師另六個旅，約三十餘萬人，其中三分之一為中央軍嫡系精銳。另外還配備了四個航空隊。蔣介石令中路軍為“圍剿”鄂豫皖蘇區的主力，集中在平漢鐵路東側；在皖西的右路軍擔任助攻。進攻的戰術也有了重要改變，採用“縱深配備，並列推進，步步為營，邊進邊剿”，遇紅軍主力，則據地固守，待援合圍，擊破紅軍主力後，則並進長追，四面堵截，特別講究穩紮穩打，力求克服以往此進彼退、易被紅軍各個擊破的弱點。
胡宗南的第一師是中央軍嫡系精銳部隊，被編入右路軍，進駐皖西。
1932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軍對鄂豫皖蘇區紅四方面軍的全面進攻開始。中、右兩路軍從東、西兩面，向鄂豫皖蘇區發動進攻。中路軍於1932年8月中旬攻佔黃安，9月9日佔領鄂豫皖蘇區政治中心新集，14日攻佔商城。紅軍主力被迫東移皖西，因見國民政府軍在這裡已有戒備，遂轉頭南下，接著西進，於10月上旬重返黃安地區，10月8日進抵黃安西、黃陂北的河口鎮以東地區，前鋒威逼武漢。當時在河口鎮僅駐湖北地方保安部隊一個團，戰鬥力很弱，情況十分危急。蔣介石急調胡宗南的第一師以及總預備隊的錢大鈞第八十八師一個旅和第十三師等部前往河口鎮增援，堵截紅軍西進。
胡宗南的第一師於7月間隨右路軍，從皖西進入鄂豫皖蘇區。因右路軍是這次“圍剿”的助攻部隊，又因紅軍轉移，未發生大的戰鬥。9月底，胡師奉命被調往武漢，準備增援南昌。10月上旬，胡宗南突然接到蔣介石“增援河口鎮”的急令，立即率第一師前往河口堵截紅軍。當時胡師各部駐防分散，胡宗南令各部分別出發，緊急趕往前方。最先搶在紅軍前面到達河口鎮的是第二旅袁樸部的羅歷戎團，立即佔領陣地，阻擊正從黃安、麻城方向西進的紅軍主力部隊。從10月8日開始，雙方展開激戰，打了一天多。胡師第一旅李鐵軍部的廖昂團趕了上來，立即投入戰鬥。作為師長的胡宗南在這時並不後人，匆匆趕到前線，親自指揮這兩個團作戰。王應尊：《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胡宗南部“追剿”紅軍的概況》，刊《陝西文史資料》第20輯，第133頁。在這同時，國民政府軍其他部隊第八十八師、第十三師也先後趕到，協同胡師阻擊紅軍。
這就是著名的河口之役。它是南京國民政府軍對鄂豫皖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中的最後一仗。戰鬥的雙方都是精銳主力部隊。戰況十分激烈。紅軍勇猛衝擊。胡師的一個團與第八十八師一個旅被全部擊潰。胡宗南指揮所部退據河口鎮憑險固守，堅不後退，並給進攻的紅軍造成很大傷亡。紅十一師政委甘濟時與紅二十五軍軍長蔡申熙先後陣亡。紅軍被迫向黃柴畈轉移。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頁。
胡宗南師阻擊兩天以後，10月10日下午，從東而西緊追紅軍的陳繼承縱隊先頭第二師黃傑部趕來，從後面夾擊紅軍。不久陳繼承主力也趕來，協同第十三師密佈於河口鎮以東至華家河一線，從南面與東面向紅軍進攻；馬鴻逵縱隊由平漢路東側南下，向四姑墩方向逼進；胡宗南則指揮第一師與第八十八師一部從河口鎮向北推進。--這樣，就將紅四方面軍主力部隊包圍壓縮在一塊方圓僅幾十裡的“彈丸”之地。紅四方面軍“四面臨敵，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同上。然而，正當胡宗南即將大功告成之時，被圍處於危境中的紅軍主力於10月11日夜突然突圍西去，越過平漢鐵路向鄂西北地區轉移。
國民政府軍雖控制了鄂豫皖蘇區，卻未能消滅紅四方面軍主力。蔣介石立即下令：以劉茂恩等部在襄陽、棗城、宜城地區依託沙河堵截西去的紅軍，以衛立煌部跟蹤紅軍追擊，以肖之楚部在南面沿京山至宜城公路平行追擊，以胡宗南部在北面沿花園至襄陽公路平行追擊。《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頁。
胡宗南接到蔣介石的命令後，立即令第一師在孝感集結後，沿花襄公路向西疾進。10月19日至20日，胡師協同友軍在新集對紅軍形成合圍之勢。紅軍雖迅速突圍，卻無法再實現打回鄂豫皖根據地的計劃，被迫向西面的豫陝地區轉移。
國民政府軍各部隊繼續尾追不捨。胡宗南率第一師一馬當先，經老河口、鄖縣、鄖西，在崇山峻嶺中長途跋涉，於1932年11月初到達鄂豫陝交界地區，協同其他追擊部隊，再次對紅四方面軍形成三面進逼之勢，迫使紅軍從南化塘撤向漫川關地區。
漫川關位於湖北陝西交界處，高山峽谷，形勢極為險峻。陝軍楊虎城部三個團在這裡防守，堵住了紅軍前進道路。胡宗南率第一師兩個旅在紅軍後面追擊，於11月11日首先由鄖西進至漫川關東南任嶺、雷音寺一線，與紅軍先頭部隊紅十二師意外遭遇。當時胡師在大山以南行進，紅軍在大山北麓西進，彼此由於大山相隔，互相都未發覺。胡師先頭部隊袁樸旅李用章團在通過交叉路口時，未發現紅軍，順利通過，繼續前進。但當袁樸帶著第二旅旅部與羅歷戎第四團爬上山來到交叉路口時，就遭遇上紅軍。袁樸麻痺，認為前衛團剛過去，不會遇上紅軍，可能是陝西友軍，令吹號聯絡，想不到紅軍突然發動猛烈攻擊，袁樸部猝不及防，譁然大亂，向山下潰逃。
這時適羅歷戎趕上山來，指揮所部拼命抗擊。胡宗南急調其他部隊增援。雙方展開激烈的近戰，拼刺刀，拼手榴彈，死傷慘重，羅歷戎也負了重傷。王應尊：《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胡宗南部“追剿”紅軍的概況》，刊《陝西文史資料》第20輯，第133頁。胡宗南知道這場爭奪路口的戰鬥極其重要，指揮部隊頑強攻擊。而紅軍方面因紅十二師師長曠繼勳指揮不力，貽誤戰機，致使胡宗南師奪取了有利陣地，站住了腳。紅軍被迫後撤。這時，其他國民政府軍追擊部隊陸續趕到，協同胡宗南師，將紅軍包圍壓迫於康家坪至任嶺十餘里懸崖峭壁的峽谷中，眼看即可將紅軍全殲。參見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頁。
然而，出乎胡宗南意料的是，紅軍在這極端危急之時，於11月13日集中了強有力的部隊，選擇北面國民政府軍的薄弱環節--第四十四師之兩個旅的結合部作為突破口，發動猛攻，反覆衝殺，奪佔北山埡口，打開了一條通路。當晚，紅軍終於突圍西去。
胡宗南於是率第一師繼續帶頭追擊紅軍，進入秦嶺山地。胡宗南為防紅軍進入漢中盆地，率第一師搶先佔領山陽城、牛王寨，使紅軍不得進入鎮安、柞水地區。
1932年11月23日，紅軍分左、右兩縱隊，分別經庫峪、湯峪進入關中平原，威逼西安。胡宗南師出湯峪跟蹤追擊，與其他追擊部隊先後進入關中，企圖與西安綏靖公署楊虎城部配合，合擊紅軍於關中平原。1932年11月底，胡宗南師追至爐丹村一帶，將紅軍後梯隊兩個師截斷，並協同友軍再次對紅軍形成包圍之勢。紅軍組織反突擊。雙方展開激戰。胡宗南師獨立旅前衛團第二團團長李龐陣亡。獨立旅第一團第三營營長張靈甫率部迅速佔領了一個寨子，頑強抗擊紅軍的反衝鋒。在激戰中，胡宗南師傷亡團長以下官兵數百人，陝軍一個警備旅被全殲。紅軍傷亡也很大，紅十師代師長曹光南陣亡。
1932年11月29日，紅四方面軍由盩厔縣（今陝西周至縣）南之新口子南下，再次翻越秦嶺，經漢中盆地，於12月10日夜渡漢水，挺進川北大巴山區。胡宗南師經短期休整後，跟蹤追擊至漢中。因四川軍閥劉湘等阻中央軍入川，胡師只得就地駐紮，在川陝邊部署防務，防堵紅四方面軍北返。
胡宗南的第一師在漢中駐紮未久，即與當地駐軍陝軍楊虎城部的趙壽山旅發生矛盾。胡宗南一向討厭與輕視地方軍閥部隊，認為他們是妨礙國民政府統一中國的障礙。他密令部下不得與趙壽山部往來。後來雙方因逃兵問題不斷髮生摩擦。更為嚴重的一次事件是：南京政府派專機為胡宗南師空投給養款項，結果一部分鈔票約兩萬元被趙旅所得。胡宗南為此派人多次向趙旅交涉，只索還了部分鈔票，還有約八千元沒有下落。後趙壽山從漢中監獄提出一個死囚，冒稱是那天率士兵搶空投鈔票的營長，槍斃了事。彭竹林：《國民黨第一師追擊堵截長征紅軍的經過》，刊《陝西文史資料》第20輯，第148頁。胡宗南聞知更為不滿。雙方矛盾進一步加劇。
胡宗南師在漢中駐軍約兩個月。1933年2月，胡突然接到蔣介石的電令，要他立即率領第一師開往甘肅，與原駐甘肅的陝軍孫蔚如部第十七師換防。原因是楊虎城為實現其“大西北主義”，控制甘肅，指示孫蔚如部在蘭州鼓動學潮，驅趕走南京國民政府派到蘭州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邵力子於1933年1月逃回南京。南京國民政府為將楊虎城部勢力趕出甘肅，一方面以朱紹良接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一面令胡宗南師進駐甘肅，與孫蔚如師換防。
胡宗南率第一師於1933年2月17日由漢中出發。當時南京中央政府與楊虎城部陝軍關係緊張。胡宗南為防陝軍襲擊，一路上令部隊加強戒備。一天晚上胡師在兩當宿營，忽然得報趙壽山旅從後面追上來，胡宗南立即令各旅、團長深夜起來察看地形，部署兵力。結果是一場虛驚。王應尊：《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胡宗南部“追剿”紅軍的概況》，刊《陝西文史資料》第20輯，第136頁。中央軍與西北地方部隊關係緊張可見一斑。
胡宗南師經過約半個多月的行軍，於3月3日下午，進駐甘肅南部的天水。
在1933年年初胡宗南率第一師進駐隴南後，到1934年年底，這兩年時間中，在川陝邊大巴山區活動的紅四方面軍得到了重大的發展，四川政局隨之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中共紅四方面軍，自1932年冬進入綿延千里、地勢險峻的大巴山區後，連續擊退四川各路軍閥與陝軍楊虎城部的多次“進剿”，建立起川陝根據地，主力軍隊發展到五個軍、十五個師，達八萬餘人，另有赤衛隊等地方部隊數十萬人。特別是在1933年12月到1934年9月，四川軍閥傾其全力對紅四方面軍進行的歷時十個月的六路圍攻，遭到慘敗，震動了全川。蔣介石利用四川軍閥的困境，在1934年年底，一方面部署“川陝會剿”，一方面調派中央軍分路入川。其中，令胡宗南的第一師從隴南進入川北，接替川軍鄧錫侯部在廣元、昭化的防務，防堵紅軍北上。
胡宗南在天水接到蔣介石命令援川的電報後，想起兩年前川軍阻撓胡師入川的事，仍氣憤難平，對親信部屬說：“第一師如果早入四川，共軍就不會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了。”沈仲文：《松潘先姬山戰鬥》，載《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圍剿”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頁。。他對自己的軍隊很自信。確實，胡宗南師是中央軍中戰鬥力最強的精銳部隊之一，現又經在隴南近兩年的高原山地作戰訓練，軍力充實，戰鬥力提高，遠非川軍等地方雜牌部隊可比。
不久，擔任第九十五軍軍長的川軍將領鄧錫侯親自來到天水胡宗南師部請援。胡宗南排列師部儀仗隊歡迎，胡宗南本人親自站在儀仗隊前列，以接待長官之禮接待鄧錫侯。胡宗南的謙抑儒雅使鄧很為高興。胡、鄧商定了胡師接替鄧部在廣元、昭化地區防務的日期與具體事宜。
1935年1月初，胡宗南調派部隊開往廣元、昭化。他當時輕視紅軍，將第一師主力仍留在天水，先派遣駐防川、甘邊界碧口的獨立旅丁德隆部開往廣元、昭化。
1935年1月18日，獨立旅到達廣元、昭化後，接替了川軍防務。丁德隆率獨立旅旅部與一、三兩團駐守廣元城內，以第二團甘竟生部駐守昭化。
不久，胡宗南聽說紅軍大部隊正向廣元、昭化逼進，情況日益緊張，又抽調第一旅李鐵軍部的第一團（團長李正先）與補充旅廖昂部的第一團（團長羅克傳）和兩個遊擊支隊（相當於營）前往增援。以上部隊統歸丁德隆指揮。丁德隆令李正先團防守廣元西門外的烏龍堡，這裡與廣元城隔著一條嘉陵江，有浮橋可通，控制著制高點，俯瞰廣元城西。李正先團又抽一個營防守三磊壩據點。補充旅第一團羅克傳部則防守羊模壩。兩個遊擊支隊活動於川陝邊界的得勝關、轉鬥鋪等地，以固廣元、昭化的側背。
此外，胡宗南又以其第二旅第六團李用章部進駐廣元以北陝西屬的陽平關，遙為呼應。
顯然，由於胡宗南的驕傲輕敵，所派進駐廣元、昭化地區的部隊不多，駐地又分散，且因中央軍與川陝地方軍閥部隊互相隔閡，多有矛盾，胡部入川部隊顯得單薄與孤立。
丁德隆率各部進駐廣元、昭化地區後，立即指揮官兵加強工事，籌集糧草。
1935年1月22日，即獨立旅等部進駐廣元、昭化地區剛兩三日，部署剛定，工事還未完備之時，丁德隆就得到各處告警，紅四方面軍主力對廣元、昭化的攻擊開始了。
原來，在川陝根據地活動的紅四方面軍在1934年9月粉碎川軍的六路圍攻以後，休整了三個多月，於1934年11月中旬在巴中縣的清江渡召開作戰會議。紅四方面軍總指揮、也是胡宗南的黃埔一期同學徐向前，在會上提出新制訂的“川陝甘作戰計劃”，規定紅四方面軍今後的作戰計劃是，依託老區，收縮戰線，發展新區，主要打擊胡宗南部，重點奪取甘南的碧口和文（縣）、武（都）、成（縣）、康（縣）地區，並伺機向岷州、天水一帶發展，在甘南建立新的根據地。
1935年1月中旬，紅四方面軍總部為貫徹清江渡會議精神，並策應正在貴州作戰的中央紅軍向西北前進，決定組織廣元、昭化戰役。戰役目的是殲滅胡宗南部的丁德隆旅等部，奪取廣元、昭化兩戰略要點與川北通道，以利日後向甘肅南部文縣、武都、成縣、康縣地區發展，尋殲胡宗南部主力，從而粉碎蔣介石的“川陝會剿”計劃，使川陝邊根據地擴大為川陝甘邊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297頁。
1935年1月22日開始，徐向前親自指揮紅四方面軍主力第三十一軍、第九軍及第三十軍、第四軍各一部共約十八個團的兵力，向廣元、昭化地區發動進攻。
1935年1月22日，丁德隆親自駐守的廣元城被紅四軍第十師等部團團包圍後，廣元、昭化外圍各據點首先遭到紅軍猛烈攻擊：
1月22日，駐守轉鬥鋪的胡部兩個遊擊支隊遭紅三十一軍攻擊，第一遊擊支隊全部及第二遊擊支隊大部被殲；
1月23日到24日，駐羊模壩的補充旅第一團羅克傳部被圍攻，激戰一夜又半天。該團成立不久，除各級軍官及軍士外，多是新兵，戰鬥力不強。到24日中午，除一部逃往烏龍堡外，大部被殲。但羊模壩地勢險峻，該團在頑強激戰時，給進攻的紅軍很大殺傷，紅二十五師副師長潘幼卿、紅八十八師副師長丁紀才戰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頁。
駐三磊壩的第一旅第一團的一個營懼怕被殲，竟棄防逃往碧口。
廣元、昭化的外圍各據點被紅軍掃清後，從1月25日開始，廣元、昭化兩城遭到紅軍的猛烈攻擊：昭化的獨立旅第二團甘竟生部遭到紅九十三師圍攻；廣元城則遭到紅軍主力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的圍攻。戰鬥異常激烈。丁德隆為防紅軍夜襲，下令每到夜間，即以火把緊緊圍繞各個據點以照明，在城牆四周也密佈燈籠，通宵點燃，給紅軍攻擊造成很大困難。
紅軍將攻擊重點指向廣元城西的烏龍堡。這裡是廣元城的制高點，與廣元城隔嘉陵江相望，地形險峻，為李正先團防守。李團是胡宗南部第一師的第一旅第一團，號稱“天下第一團”，為胡師最精銳的部隊，頑強抗擊紅軍的猛攻。1月27日廣元飛機場被紅軍攻佔。1月29日烏龍堡部分陣地被紅軍突入。李正先指揮所部拼死頑抗並進行反擊。丁德隆也從廣元城派兵增援。雙方短兵相接，肉搏爭奪，戰況慘烈。最危急時，丁德隆恐烏龍堡不保，危及廣元城，竟下令拆除廣元城通烏龍堡的浮橋。李正先團孤軍奮鬥，終將失去的陣地奪回。王應尊：《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胡宗南部“追剿”紅軍的概況》，刊《陝西文史資料》第20輯。
在這同時，廣元與昭化兩城守軍憑藉險要地形與優勢火力，也多次成功地抗擊了紅軍的進攻。
胡宗南在天水聽到廣元、昭化戰況的報告，先很為廣元、昭化外圍各據點全部失守感到震驚，後見紅軍進攻廣元、昭化兩城數日無進展，斷定在目前情況下，紅軍無重武器，斷難攻進廣元、昭化兩堅城，且紅軍利在速戰速決，不會持久攻城，不久必會撤退，因而決定不派兵增援，以免援軍在行軍路上中伏。他還下令駐守平陽關的第二旅第六團撤回碧口。胡宗南打算憑藉廣元、昭化堅城以疲紅軍，然後配合川軍聚殲之。參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304頁。
果然，紅四方面軍鑑於廣元、昭化多日攻擊未下，無法大舉西進，長期屯兵堅城之下，亦非所宜，乃放棄原定戰役意圖，於1935年1月30日主動撤廣元、昭化之圍。同時為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入川，因而決定暫停對胡宗南部的角逐，集中主力準備西渡嘉陵江。
廣元、昭化戰役歷時八天。胡宗南部據守兩城頑強抗擊，終使紅軍未能攻克。紅軍北進隴南的“川陝甘計劃”受挫。這是胡宗南部與紅軍作戰取得的一大勝利。戰後胡宗南報蔣介石對守衛部隊論功行賞，丁德隆與李正先等人都受到表彰。
但是廣元、昭化戰役也暴露出胡師內部的嚴重弊病與深刻矛盾。戰役中補充旅羅克傳團與兩個遊擊支隊的大部被殲，使胡宗南認識到輕視紅軍戰鬥力的錯誤。丁德隆獨立旅在戰役中的自私與自保，棄別部於不顧，更引起胡師內部各部隊間的重重矛盾：首先是補充旅羅克傳團多系新兵，初上戰陣，戰鬥力弱，丁德隆不將其置於廣元城內駐防，卻令其單獨駐防羊模壩，落得幾乎被紅軍全殲的下場，此事引起補充旅廖昂部的很大氣憤；其次是第一旅第一團李正先部被丁德隆部署在廣元城外最危險的烏龍堡擔任防守，戰況危急時，丁德隆為保住廣元城，竟下令撤掉烏龍堡通往廣元城的浮橋，陷李正先部於孤軍苦戰、進退無路的險境。第一旅是胡宗南的起家部隊，獨立旅是由雜牌部隊改編而來，雙方本來就有矛盾，經此戰役，第一旅對丁德隆部更為惱火，連日爭吵不休。王應尊：《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胡宗南部“追剿”紅軍的概況》，刊《陝西文史資料》第20輯。胡宗南為解決這些矛盾，多次訓話，事態難以平息。
廣元、昭化戰役以後，紅四方面軍於1935年2月先行向陝南出擊，虛晃一槍，後迅速回師西向，撲向嘉陵江邊，準備渡江西進；與此同時，長征到達黔滇地區的中央紅軍也向川西挺進。
剛在重慶建立委員長行營的蔣介石接到上述報告，就判斷兩路紅軍有在川西會師後北上，進出甘、青、新，打通通往蘇聯國際交通線的企圖。蔣將此判斷電告胡宗南。
胡宗南十分同意蔣介石的判斷。胡駐軍隴南兩年，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防堵紅軍北上或西進。他一直在研究川陝甘與西北地區的地理人事，特別認真蒐集與研究紅軍的情況與動向。他早在接到蔣介石電報前，就得出了與蔣介石大致相同的判斷。他對幕僚與部屬們說：“共產黨為什麼放棄在江西多年的根據地到處流竄呢？就是因為共產黨沒有蘇聯的援助，根據地也保不住。共產黨只有移到新疆或外蒙附近，才能取得蘇聯的物質援助。馬步芳
如果讓共產黨達到這個目的，那就不好對付了。”沈仲文：《松潘先姬山戰鬥》，載《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圍剿”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頁。胡怒斥盛世才在1933年夏阻胡師派兵入駐新疆，“誤國不淺”。
1935年2月間，蔣介石為了防堵紅軍北上，“圍殲”紅軍於川西地區，重新作了軍事部署：在以前任命何健為“剿共”軍第一路軍總司令、劉湘為四川“剿共”軍總司令的基礎上，2月1日又任命龍云為“剿共”軍第二路軍總司令，薛嶽為“剿共”軍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督率大軍從黔、滇尾追紅軍北上；在2月24日任命朱紹良為“剿共”軍第三路軍總司令，楊虎城副之，督率指揮陝甘地區的國民政府軍楊虎城、鄧寶珊、胡宗南、王均、毛炳文部以及馬鴻逵、馬步芳等回族部隊，從北面堵截紅軍。
胡宗南被任命為朱紹良第三路軍的第二縱隊司令，除指揮所部第一師外，還指揮從各地調來參戰的一些其他部隊，計有原駐蕪湖的第四十九師伍誠仁部、駐開封的第六十師陳沛部、駐保定的第六十一師楊步飛部、駐贛東的中央第一補充旅王耀武部、駐北平的第二師獨立旅鍾松部等，共計二十七個團，約七八萬人。在各部將領中，伍誠仁是胡宗南的黃埔一期同學，鍾松是黃埔二期同學，王耀武則是黃埔三期同學。蔣介石嚴令胡宗南督率各部迅速開赴川西北阻擊紅軍。
1935年4月初開始，國民政府軍政部正式給軍事長官授軍銜。1935年4月9日，胡宗南被授予陸軍中將的軍銜。
1935年4月初，胡宗南督率第二縱隊各部陸續開抵甘肅最南部的碧口、文縣一線集結。
這時，紅四方面軍已全部放棄川陝邊根據地，於3月28日開始強渡嘉陵江西進，迅速控制了嘉陵江西岸的廣大地區，並於4月10日攻佔青川城，在青川城北川甘交界的摩天嶺佈防，企圖憑險阻擋胡宗南部從甘南南下。所謂摩天嶺，即古稱陰平道，縱橫數百里，形勢極為險要。
1935年4月中旬，胡宗南令補充旅第一團留碧口擔任警戒，接應尚未趕到的第六十師與中央補充第一旅，胡親率各部從碧口南下：以第一旅李鐵軍部為右縱隊，越摩天嶺，穿原始森林，向平武方向進擊，擔任全軍掩護；以第二旅李文部、獨立旅丁德隆部、補充旅廖昂部（缺一個團）為左縱隊，經大刀嶺、蒿溪、三鍋石之線，向青川攻擊前進，此為全軍主力，胡宗南率第一師師部隨該路跟進。其他各部隊第四十九師、第六十一師、第二師補充旅等隨後按序跟進南下。
李文第二旅為左縱隊的先頭部隊，翻越過摩天嶺後，經激戰，突破紅軍防線，佔領青川；接著李鐵軍旅攻佔平武城。胡軍後續各部源源開入川西北地區，在青川、平武一線集結，構築工事，與紅軍隔涪江對峙，歷時約一個多月，企圖配合薛嶽的“剿共”軍第二路軍追擊部隊，實施對紅軍的南北夾擊。
1935年5月底6月初，胡宗南在青川得報，紅四方面軍在歷時約一個月的土門戰役擊敗川軍後，已放棄對青川、平武的進逼，西渡岷江向西急進，其中一部逼近平武西北的松潘、鎮江關一線。胡宗南知道松潘也是川西通往甘南的要道，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判斷紅軍有從這裡奪路北上的企圖，立即將青川、平武一線的防務交給獨立三十二旅等部，令以鍾松的第二師獨立旅在平武擔任掩護，其他各部以第二旅李文部為先頭部隊，迅速搶佔松潘。胡向部下指出：“能先搶佔松潘，就能協同第二路軍（薛嶽部）消滅共軍。”胡要李文部不惜一切代價，趕在紅軍之前佔領松潘。沈仲文：《松潘先姬山戰鬥》，載《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圍剿”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2頁。
李文率領第二旅星夜向松潘急進，艱難跋涉，爬過4500多米高、終年積雪的雪寶頂（亦名小雪山），於1935年6月上旬到達松潘城，並迅速搶佔了松潘城內外各制高點與重要陣地。
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比李文旅遲一步到達松潘城下。他們到達後即與李文旅在松潘南面山地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由於李文旅先行佔領有利地形，火力猛烈，紅軍初戰不利。不久，胡宗南率後續部隊陸續開到，紅軍向南退往鎮江關一線。
胡宗南深為所部搶在紅軍前面佔領松潘這戰略通道而高興。他料定紅軍必定還要傾全力來攻這裡以奪路北上甘南，因而立即指揮所轄各部隊，以松潘城為中心，建立從平武到松潘一線的防禦陣地，堅決阻擋住紅軍北進。胡宗南與第一師師部（兼第二縱隊指揮部）駐松潘城裡，以西北補充旅廖昂部主力協同第二師獨立旅鍾松部守松潘城內外要地；令李文第二旅推進至松潘以南的鎮江關、松平溝、先姬山地區，把守岷江大道；令丁德隆的獨立旅防守岷江以西各陣地；令李鐵軍的第一旅防守岷江以東各陣地；在松潘城北的漳臘營趕修了一個簡易飛機場，由第四十九師伍誠仁部防守該地區兼作全軍預備隊。胡又派人持厚重禮物與當地藏人頭領聯絡協防。
松潘系川西北的一座藏漢民族雜居的邊城。城內居民多為漢人，城外散居均系藏族。此地地處高原山地，氣候寒冷，只產青稞與少量小麥。青稞性寒，外地人吃了多患腹瀉。胡宗南率數萬大軍雲集於此，立感軍糧給養不足，傷病醫療困難。部隊所需米麵醫藥與武器彈藥等，必須由四川江油或甘南碧口徵用民夫挑運而來，沿途山高林密，道路崎嶇，極為不便。胡宗南一面令各部隊千方百計就地籌糧，一面連電重慶行營催促供應。
松潘北、東、南面均多山，地形險要，西面就是著名的川西若爾蓋大草原，一望無際，遍佈沼澤，荒無人煙，極難通行。胡宗南判斷紅軍不會冒險走草地，但他為防萬一，令廖昂補充旅的第一團約2400多人，由團長康莊率領，到草地北面的上、下包座設防，那裡在松潘西北約200裡，是胡軍的糧食供給地之一，也是川西通往甘南的一個孔道；胡又令補充旅第二團第二營，由營長李日基率領，去駐守松潘以西約250裡的毛爾蓋，那裡位於沼澤草地的南部邊沿。
胡宗南指揮各部沿松潘至平武一線佈防後不久，在1935年7月上旬，毛兒蓋與松潘城就先後遭到了紅軍的猛烈攻擊，歷時近一個月，持續到7月底8月初。
原來，在1935年6月中旬，當胡宗南指揮所部搶佔松潘緊急佈防之時，紅四方面軍與從黔滇北上的中央紅軍（又稱紅一方面軍）在川西懋功地區會師，總兵力達10餘萬人，並制訂了今後行動的戰略方針--集中力量向北發展，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為此，首先要擊破胡宗南部，進入甘南。由於平武地形險要，三面臨涪江，一面靠山，不利於攻擊，故紅軍決定集中力量攻擊松潘。6月29日，紅軍擬定了《松潘戰役計劃》，決定“迅速、機動、堅決地消滅松潘地區的胡（宗南）敵並控制松潘以北及東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戰和發展。”轉引自《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頁。紅軍的進攻路線是，先佔領毛兒蓋，再迂迴攻擊松潘城。
1935年7月8日，駐防毛兒蓋的胡部西北補充旅李日基營首先遭到紅軍的進攻。
毛兒蓋位於大草原的南部邊沿，離松潘城約250華里，是塊平壩子，居住著一些藏族農牧民，西山坡上有座堅固的喇嘛廟。李日基營就據守在喇嘛廟裡頑強抵抗。紅四方面軍三十軍二八六團協同紅一方面軍一軍團偵察連連續攻擊了八日夜，未能攻入。到7月16日，李日基眼看快彈盡糧絕，無法固守下去，乃打電報請示胡宗南。胡回電令李砸掉電臺，埋掉槍支，率部突圍。7月16日夜，李日基率部從毛兒蓋突圍。因官兵多日作戰，驚疲不堪，在途中被紅軍追擊殲滅大半。只李日基率少數人逃回松潘城。參閱李日基：《胡宗南部在毛兒蓋被殲記》，刊(北京)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62輯。因李日基營堅守毛兒蓋八日夜有功，胡宗南連連嘉獎，還將李送到成都接受蔣介石召見嘉勉。
在毛兒蓋受到紅軍攻擊的同時，松潘及其周圍的各陣地也遭到紅軍主力部隊的猛烈進攻。胡宗南得到蔣介石的嚴令，在松潘地區築碉堡固守陣地，絕不讓紅軍突破通過。胡宗南深知防守松潘關係能否在川西圍堵全殲紅軍。責任重大，指揮各部死力防守。
1935年7月中旬，據守岷江兩岸的第一師正面，自校場壩、毛牛溝、鎮江關及鎮平一線，均與紅軍發生激戰。其中尤以第二旅李文部在鎮江關的陣地爭奪最為激烈，第四團團長李友梅負重傷，兩位營長陣亡；第五團傷亡也很大；第六團李用章部防守鎮江關北的先姬山陣地，與紅軍激戰竟日，傷亡近百人。
戰鬥延續至7月下旬，胡部在校場壩、毛牛溝等地的陣地均被紅軍突破攻佔，各處防守部隊向松潘城潰退，到達松潘城南的白塔山一線。松潘四面皆山，以白塔山最高最為險峻，關係松潘城安危。此山一失，松潘城即不能守。因此胡宗南決心死守此山。在危急中，胡宗南下令組織了約一個營的敢死隊，以第四團副團長、號稱胡部四大金剛之一的戰將徐保為敢死隊隊長，堅守白塔山，與紅軍拼戰兩晝夜。胡宗南又急調第一旅、補充旅的部分部隊趕來增援，終於打退了紅軍的進攻，穩住了白塔山陣地。沈仲文：《松潘先姬山戰鬥》，載《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圍剿”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3頁。
胡宗南為增強白塔山防守，下令將他的指揮所移駐此山。松潘城內只留下第一師師部與醫院、兵站等後勤機構。
胡宗南指揮各部扼守松潘一線陣地，抗擊紅軍進攻，激戰約二十天。由於松潘多山，地形險要，胡部兵力眾多，工事堅固，作戰頑強，紅軍不論正面進攻還是迂迴襲擊，均未成功。到8月初，紅軍被迫放棄《松潘戰役計劃》，從松潘城下撤兵。參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頁。
胡宗南在松潘阻擊戰勝利後不久，於8月25日得到報告，紅軍自從松潘撤退後，改變作戰計劃，從8月15日開始，兵分為左右兩路軍，分別從卓克基與毛兒蓋出發，穿越茫茫的大草地，歷盡艱險，先後於8月20日至8月25日走出草地，到達松潘西北的阿壩、班佑地區，其前峰正進逼包座，準備奪路北上，而棄松潘於不顧。胡宗南大為吃驚，立即調第四十九師伍誠仁部於8月27日從漳臘向包座疾進，增援防守包座的康莊團，攔阻紅軍北上。
上、下包座位於松潘西北部，離松潘約二百華里，是紅軍走出草地北上甘南的必經通道。這裡地處群山之間，周圍盡是原始森林，山高路險，人煙稀少。上、下包座相距數十里，有包座河縱貫其間，河水深流急，兩岸石崖陡峭，地形十分險要。在北邊的下包座有座求吉寺，在南邊的上包座有座大戒寺，為當地最大最牢固的建築。
1935年7月，胡宗南派補充旅第二團康莊部約2400人去包座防守，另以張孝萊支隊約三百多人協同前往。胡宗南對康莊指示說：“如果紅軍只有一萬人來進攻，由你部阻擊；如果來攻紅軍超過二萬，我自會派兵來增援你。”《胡上將宗南年譜》，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9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69頁。
康莊令第三營駐守上包座大戒寺及其附近山頭陣地，他自己率團部與一、二營駐守下包座求吉寺，以張孝萊支隊進駐下包座附近的阿西葺。康莊令各部以兩座喇嘛廟為核心利用附近險峻山地建築碉堡工事，並籌集大批糧草，建成可以堅守的防禦陣地。
胡宗南於8月27日派出第四十九師增援包座後，又接到蔣介石於當日寫給他的手令。蔣要他務要全力阻紅軍北上，逼迫紅軍退回草地，以在川西聚而殲之。蔣在手令中說：“我軍應積極分別進擊，俾與各處番兵前後夾擊。匪當飢疲之餘，如我軍能犯難急進，必可以一當十，收效無比，並明令懸賞，以鼓勵之。希勿瞻顧，過惜兵力，失此千載難逢之機。”《剿匪第三路軍第二縱隊上包座附近戰鬥詳報》，南京國民政府軍委會檔，藏(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胡宗南為貫徹蔣介石的指示，就積極準備以縱隊主力出包座、阿西茸，於8月30日令最精銳的第一旅李鐵軍部“循第四十九師徑行之道”先行向包座進發。同上。胡宗南於8月30日向蔣介石電告他的軍事部署情況，特地說明赴援的第四十九師“約明可到包座”。同上。
然而，蔣介石與胡宗南的苦心策劃，卻因包座之戰的迅速失敗而破滅了。
8月29日開始，康莊團在上、下包座同時遭到紅軍的猛烈進攻。在上包座南面大戒寺的康團第三營經一夜激戰，被紅軍殲滅兩個連，餘部退據大戒寺山後的碉堡裡繼續頑抗。在下包座北面的求吉寺，寺廟院牆又高又厚，康莊率團部指揮兩個營的部隊，一面在寺廟內頑強抵抗，一面在廟後山上憑藉修築的堅固工事與險要地形，控制著制高點，組成密集的火力網，打退了紅軍一次次進攻。在激烈的戰鬥中，康團兩個營死傷過半。進攻的紅軍傷亡也很大。紅十師師長王友鈞打紅了眼，竟端起機槍架在警衛員肩膀上猛烈掃射，被康團槍手擊中陣亡。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445頁。
康莊連連向胡宗南求救。但胡宗南派出的援軍第四十九師伍誠仁部於8月27日從漳臘出發後，因到包座的200多里路崎嶇難行，出黃勝關杳無人煙，再加上此師戰鬥力不強，延至8月30日夜，該師先頭部隊第二九一團才進抵大戒寺南。紅軍為誘使該師全部進入伏擊圈內，對第二九一團略作抵抗即退走。當夜，第二九一團進至大戒寺。
第二天，即8月31日，第四十九師師長伍誠仁率師部進抵大戒寺以南。他見紅軍退去，就令所部三個團的兵力沿包座河東西兩岸向北進擊，企圖壓迫紅軍於上下包座附近而殲滅之。沒想到這正好中了紅軍埋伏“圍殲”之計。這天下午3時許，埋伏在山林間的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程世才、李先念部突然發動反擊，一舉楔入第四十九師三個團中間，猛烈衝殺。第四十九師被分割成三塊，陣腳大亂，東奔西突，激戰至晚，大部被殲。師長伍誠仁負傷，率少數人逃走。困守在大戒寺後山高地的康莊團第三營殘部約200人，被迫全部繳械。是役，胡部被紅軍殲滅一個整師，傷亡4000多人，被俘800多人，丟失長短槍1500餘支、輕重機槍50餘挺及大批糧食與牛羊。參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頁。
上包座遂被紅軍佔領。
雖然，下包座的求吉寺在康莊指揮下，連續擊退紅軍多次攻擊，與紅軍呈相持狀態。但由於上包座的丟失，紅軍北上入甘的通道終於被打開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西地區的企圖因而破滅。正行至半途的胡宗南第一師第一旅李鐵軍部聞包座戰敗消息，害怕被殲，急忙退回松潘。胡宗南不敢再孤軍北出。蔣介石來電要求胡部繞道文縣開赴西固堵截，但胡宗南卻要求等待薛嶽部到達松潘、漳臘、南坪接防後才能開動，動作遲疑，從而造成了甘肅南部之文縣、武都、西固、岷州等廣大地區的兵力空虛，使中央紅軍得以從包座長驅北上。
包座戰役後，胡宗南在向重慶行營與蔣介石的報告中，將失敗的責任全部推給伍誠仁的第四十九師。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民國二十四年十、十一月份賞罰統計表》中，就稱：“第一師康莊團及游擊隊張孝萊部，全體官兵下包座求吉寺阿西茸一帶之役，以少勝眾。”“四十九師，代師長伍誠仁，包座之役，指揮無方。”(南京)《軍政旬刊》1935年20、21期合刊。對胡宗南在指揮全局與調派部隊中的嚴重錯誤隻字未提。不久，伍誠仁被蔣介石下令撤職查辦。
1935年8月底包座戰鬥後，紅軍一部在毛澤東等率領下，北上入甘；另一部紅軍則在張國燾率領下，脫離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領導，從阿壩揮師南下，重過草地，向川康邊境的天全、蘆山一帶退去。
這樣，胡宗南率重兵扼守的松潘城就失去了防堵紅軍的戰略意義。
1935年9月底，胡宗南得到軍委會允許，率第一師離松潘回甘。但這時甘南碧口一帶胡師原駐防地已為第三軍王均部進駐。胡遂率第二師經弓木貢嶺、南坪、鄧橋、巖昌、西固、禮縣，於10月上旬，開抵天水甘谷一帶駐紮。當時正是農曆中秋前後。
甘濟時（1900—1932），湖北黃安人（今紅安）1924年入黃安師範講習所學習，畢業後，回家鄉任小學教師。1926年參加革命，在紫雲區開辦農民夜校，宣傳革命思想，組織農民協會和婦女協會。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參加黃麻起義。工農革命軍鄂東軍轉移到黃陂木蘭山遊擊後，他奉命留本鄉堅持鬥爭，任中共紫雲區區委書記。1928年至1929年領導區農民武裝，配合紅軍主力開創鄂豫邊革命根據地。1930年，任中共黃安縣委書記、鄂豫皖特委委員，領導全縣人民積極配合紅軍作戰，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1931年，調任紅四軍第十師政治部主任。6月任紅四軍第十一師政治委員，同師長王樹聲率部在第三次反“圍剿”中，配合兄弟部隊取得黃安、商黃和蘇家埠戰役的勝利。1932年任第十師政治委員。同年10月9日在反敵第四次“圍剿”中，犧牲於黃陂長嶺崗。
蔡申熙（1906—1932），湖南醴陵人。蔡申熙，原名蔡升熙，1906年生，湖南醴陵人。1920年入縣立中學讀書，積極參加進步學生運動。1924年春入孫中山的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軍政部陸軍講武學校，後轉入黃埔軍校第1期學習。同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留校教導團工作。曾參加平定廣州商團叛亂和討伐軍閥陳炯明的兩次東征。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營長、第20軍團長。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後任起義軍第11軍第24師參謀長，南下途中參加了會昌、三河壩等戰鬥。起義軍在廣東潮汕地區失利後，他轉赴廣州。同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任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後到上海，在中共中央軍事部工作。1928年起任中共江西省委軍委書記、吉安東固地區游擊隊第1路總指揮。曾率部攻克峽江縣城，配合湘贛邊區的革命武裝鬥爭。
1930年初，蔡申熙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書記，不久被派赴鄂東南陽新、大冶和蘄（春）黃（梅）廣（濟）地區領導遊擊鬥爭。他來到陽新後，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集中當地分散遊擊的武裝力量，於同年10月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15軍，任軍長。紅15軍組建後，蔡申熙率部東進皖西，攻克太湖縣城，後經英山、羅田等地，於12月到達鄂豫皖蘇區，參加第一次反“圍剿”。1931年1月紅15軍與紅1軍合編為第4軍後，任第10師師長、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員兼軍委副主席，率部參加磨角樓、新集、雙橋鎮等戰鬥。他指揮機智，作戰勇敢，身先士卒，在一次戰鬥中右臂被敵機槍子彈擊中，負傷致殘。同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蔡申熙為分局委員，並任彭楊軍事政治學校校長。他言傳身教，貫徹教育訓練與實戰要求相結合的教學方針，主持辦學4期，為鄂豫皖蘇區培養了大批軍政幹部。
1932年7月，當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時，蔡申熙臨危受命，出任紅25軍軍長。從8月下旬到9月中旬，他指揮部隊和皖西地方武裝，在南起英山、北到庥埠的廣闊地域內，與各路進犯的國民黨軍不斷展開激戰，予敵以重大殺傷。9月中旬，紅四方面軍總部率4個主力師向皖西轉移，在金家寨與紅25軍會師。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召開的燕子河會議上，蔡申熙冷靜地分析了形勢，主張以主力西出英山、隨縣、棗陽一帶，將國民黨軍引出蘇區尋機殲滅，然後再回師收復失地。得到與會人員的一致贊同。9月底，紅四方面軍主力由燕子河出發西進，蔡申熙率紅25軍殿後掩護。10月8日，紅軍主力在黃安（今紅安）河口鎮地區，與國民黨軍兩個師遭遇，發生激戰。9日，國民黨軍增加兵力後繼續進攻。蔡申熙指揮部隊頑強抗擊敵人，不幸腹部中彈。他捂住傷口，咬緊牙關，躺在擔架上堅持指揮戰鬥，直至壯烈犧牲，年僅26歲。
曹光南 （1908—1932），湖南平江人。又名廣南。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後入國民黨某部當兵。1930年隨所在國民黨部隊譁變，參加工農紅軍，先後任鄂豫皖紅一軍排長、連長、營長。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12月，任鄂豫皖紅軍獨立一師一團團長。1932年，先後任紅四方面軍少共國際團團長，紅四軍十師二十九團副團長。曾參加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圍剿”作戰。1932年10月，參加西征，在轉戰鄂陝邊途中被任命為紅四方面軍十師代理師長。11月，率部隨全軍出秦嶺，在王曲鎮殲敵一部，威逼西安。12月1日，在陝西戶縣徨鎮指揮全師與敵作戰時犧牲。
潘幼卿（1912-1935），湖北省大悟縣人。出生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歷任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團長、紅9軍25師副師長等職。1933年8月，率紅9軍25五師74團在攻打儀隴戰鬥中，以小的代價突破敵人的堅固防線，殲敵200餘人，繳槍200餘支，俘敵數十人，為營渠戰役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在保衛川陝革命根據地鬥爭中，率部參加了儀南、營渠、宣達三大戰役。1935年1月，在四川廣昭戰役中，身先士卒，英勇犧牲，時年23歲。
丁紀才（1912—1935） 安徽省六安市人。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0年任中國工農紅軍第11軍第32師戰士、排長、連長，曾支援六（安）霍（山）地方游擊隊，攻克漫水河、聞家店、燕子河，奪取三次大規模武裝起義勝利。後隨部隊由商南東進，進攻麻埠、獨山、攻克流波、英山、霍山等地。不久編入紅1軍第2師、紅4軍第十11師，隨部轉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先後參加過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戰役，粉碎蔣介石一、二、三、四次反革命“圍剿”。1932年10月隨軍撤離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西越京漢鐵路，進行戰略轉移。12月經陝南的城固、西鄉、鎮巴、石泉、紫陽、安康進入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區，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紅11師擴編為紅四方面軍第30軍後，因戰功卓著，於1933年7月任紅四方面軍30軍90師270團團長。1934年任紅30軍88師副師長。率部參加儀南、營渠、宣達戰役，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三路圍攻”和“六路圍剿”。1935年1月率部參加廣昭戰役。1月下旬，在四川廣元羊模坎戰鬥中犧牲，時年23歲。
王友鈞（1911—1935）王友鈞，又名王友均。1911年生，湖北廣濟（今武穴）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在紅15軍當戰士。1931年1月，紅15軍與紅1軍合編為紅4軍。在軍部特務隊任戰士、班長、隊長。同年11月任紅四方面軍總部特務隊隊長，參加了鄂豫皖蘇區反“圍剿”和黃安、蘇家埠等戰役。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向西轉移途中，他率特務隊擔任前衛，屢立戰功。由於他作戰勇敢，指揮果斷，職務晉升很快。1933年初任第73師218團1營營長。同年7月，任紅31軍第91師271團團長。1934年8月任第91師副師長，率部參加川陝蘇區反“三路圍攻”和儀南、營渠、宣達三次進攻戰役。他擅長指揮夜戰，在川陝蘇區反“六路圍攻”作戰中，曾率手槍隊夜襲並摧毀國民黨軍1個團部，被譽為“夜摸將軍”。所率第271團曾榮獲川陝省蘇維埃政府授予的“夜摸常勝軍”獎旗。1935年5月參加長征。6月，調任紅4軍第10師師長。8月，在指揮包座戰鬥中，身先士卒，帶隊衝鋒，身負重傷，英勇犧牲，年僅2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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