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 河南實踐——濮陽“大閔城模式”解決了三大難題

濮陽縣渠村鄉大閔城村

“大閔城模式”喚醒沉睡資源

探索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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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陽縣渠村鄉大閔城村因孔子高徒、中國古代“二十四孝”之一的閔子騫而得名。

過去大閔城因閔子騫而有名,而今,卻以鄉村振興的“大閔城模式”讓人矚目。何謂“大閔城模式”?它對振興鄉村經濟,幫助村民脫貧致富有何作用?小編帶您前往大閔城進行了深入瞭解。

村幹部帶領貧困戶種韭菜脫貧

4月26日上午,記者來到環境優美的大閔城村,一條平坦筆直的柏油馬路貫通村莊;村室不大但乾淨整潔,桌椅配套齊全,牆上張貼著村裡近年來獲得的各項榮譽和貧困戶的基本信息。

鄉村振興 河南實踐——濮陽“大閔城模式”解決了三大難題

據大閔城村黨支部書記鄒建明介紹,該村位於濮陽縣最南端,地處兩省四縣交界處。大閔城村耕地面積少,人口多 ,南臨黃河,北靠大堤,是典型的黃河灘區。

雖然緊靠黃河,但全村362戶1423名村民卻用不上黃河水,1885畝耕地依然要靠機井灌溉。多年來,村民除了種地,沒有其他經濟來源,一直頂著貧窮的帽子。

過去,村裡的主要一條東西街道上到處是坑,最深的坑有60多釐米,下雨天,農用四輪車從這個街上路過,一不小心就會掉進去,需要車拉人推才能離開。村中曾流傳“人要是昧了良心,路過大閔城會淤死到大閔城街裡頭”,可見大閔城街裡的路多難走。

2014年以前,該村年人均收入只有2600元,是省級深度貧困村。

“村裡以前開個會都沒地方,還要到村幹部家裡借地兒。”60多歲的鄒建明回憶起以前感慨萬千。

窮則思變。2014年,一個外地人通過土地流轉在大閔城村承包了100餘畝土地種植大棚絲瓜,到了收穫季節,每畝絲瓜純收入在1萬元以上。這在村民中引起很大震動:平時種小麥和玉米,兩者加起來每畝純收入一年還不到1000元,種植絲瓜的經濟價值竟然是種植傳統糧食作物的10倍。當年,村裡就有9戶村民種起了絲瓜。

這件事也讓如今依然在任的大閔城村村支書鄒建明意識到,因地制宜,調整農業種植結構才是增加村民經濟收入的一個有效途徑。

2015年年初,他和村“兩委”班子通過到外地考察,發現種植韭菜更適合大閔城村的實際。“回村後,我們挨家挨戶做工作,動員村民建簡易大棚種植韭菜。但大家都有顧慮,跑了兩天沒有一戶同意。”鄒建明說,無奈之下,他只能和村主任一起,在自家責任田進行試種。當年,鄒建明家的8畝地全部種上了韭菜,到了年底,除去成本,純收入5萬餘元!

擺在面前實實在在的收益讓很多村民打消了顧慮。2016年,70戶村民加入種植隊伍,全村種植韭菜80餘畝。到了2017年,全村韭菜種植面積超過200畝,每畝純收入在5000元以上,村裡的部分貧困戶靠韭菜種植脫了貧。

副市長雨天到村走訪 催生“大閔城模式”

在村幹部帶領下和駐村幹部幫扶下,雖然大閔城村部分貧困戶實現了脫貧目標,但是如何保證讓脫貧村民徹底脫貧?如何讓貧困村民在家門口穩定就業增收?這是擺在駐村幹部劉傳運和村支書鄒建明等村幹部面前繞不過的一道硬坎。

地處黃河灘區,由於長期受到“黃患”的威脅,村裡除了有眾多的廢棄坑塘、幾十眼政府幫扶灌溉機井等集體資源外,別無他物;然而,在農村要想發展,除了種植、養殖、加工外,能走通的路子也不太多。

該村土地是淤沙土,曾經有過種紅薯的歷史,產量倒是還很高,只是銷路不好,村民種植積極性不高。“村集體要是能弄個紅薯粉條加工廠,發展紅薯產業深加工,拉長紅薯產業鏈條,保證村民紅薯有銷路,就能調動村民種紅薯積極性,從而能保證村民快速穩定增收脫貧致富。”駐村第一書記劉傳運和村支書鄒建明等村幹部一致認為這是個好辦法。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萬事開頭難,最難的就是沒有啟動資金!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怎麼辦?

天無絕人之路!據渠村鄉科級幹部吉慶龍介紹:2018年5月15日上午,一個大雨天,濮陽市副市長、濮陽縣委書記張宏義冒雨入村實施精準扶貧調研座談。在座談會上,張宏義瞭解到村裡想發展村集體經濟缺乏啟動資金時,問在座村幹部:“你們村有什麼資源?”“除了好幾個廢坑,和幾眼機井,啥也沒有!”實在的村支書鄒建明如實回答。半開玩笑的回答,卻讓張宏義腦海中閃現大思路:為什麼不把這些村裡閒置資源確權,實現資源變資產,以資產做抵押,這不就有了村集體啟動資金了嗎?

鄉村振興 河南實踐——濮陽“大閔城模式”解決了三大難題

張宏義當場通知縣直相關部門負責人現場辦公。大閔城村幹部在縣委的支持下,把村裡的沉睡資源確權辦證,實現資源變資產,對資產抵押貸款,落實資產變資金。有了啟動資金,結合村裡的紅薯種植優勢,選擇粉條加工項目,完成資金助產業,催生了濮陽縣土生土長的“大閔城模式”形成。

利用閒置資產 發展集體經濟 幫助村民脫貧致富

村“兩委”班子通過調查摸底,弄清了村裡閒置的資產情況,確權辦證後實現資源變成資產。2018年6月,該村貸款40萬元,成立了濮陽縣閔城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流轉360畝土地種上了紅薯苗,又投資建了個佔地12畝的粉條加工廠。

“去年紅薯獲得了大豐收,畝產6000多斤。我們把360畝紅薯打成粉,共計6萬餘公斤。”鄒建明算了一筆賬,“光這6萬餘公斤澱粉就可以收穫6萬餘公斤粉條,每公斤粉條按批發價20元計算,毛利潤也在120萬元左右。粉條加工廠每天的生產能力為5000公斤,我們自己生產的澱粉根本不夠用,計劃再從山東等地購進大量的紅薯澱粉,每公斤粉條的純利潤在6元以上,一年下來又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鄉村振興 河南實踐——濮陽“大閔城模式”解決了三大難題

縣委常委、縣委辦主任晁自強帶領各鄉鎮觀摩“大閔城模式”

“為了保證生產優質粉條,我們專門請來汝陽非常有經驗的師傅負責。”在去往粉條加工廠的路上,鄒建明告訴記者,“粉條加工廠在管理和銷售上,我們聘請行業內富有管理經驗的專業管理人員,引進現代化管理機制,確保村集體企業實現高收益高回報!現在已經有4戶貧困戶在公司入股,10名貧困群眾在公司就業。很多村民要求公司今後向他們提供紅薯苗,把種植的紅薯賣給公司。”鄒建明領著記者參觀粉條加工廠時,滿懷信心地說,“今年我們計劃再建一個紅薯醋廠,用紅薯出粉後留下的粉渣做原料,釀造紅薯醋。還要把醋渣再利用,建一個有機肥廠,形成循環經濟。集體經濟發展好了,貧困戶既可以享受入股分紅,又享受優先在村辦經濟實體就業,有了穩定的收入,就不用擔心返貧了。”

“原來是省級深度貧困村。經過這幾年的脫貧攻堅,現在全村年人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有50戶村民把原來的磚瓦房、土坯房翻蓋成了兩層樓房,30戶村民家裡添置了小轎車。到目前,全村131戶建檔立卡貧困戶中,除了4戶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兜底’戶外,其餘貧困戶全部實現了正常脫貧或穩定脫貧。如今有了可長期依託的村集體項目,讓村民致富奔小康我心裡更有底了!”鄒建明最後接受記者採訪時,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大閔城模式”助推濮陽縣鄉村振興結碩果

濮陽縣以大閔城村為試點探索出了一條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金、資金促產業的有效路徑,這就是濮陽縣土生土長的“大閔城模式”。

鄉村振興 河南實踐——濮陽“大閔城模式”解決了三大難題

“大閔城模式”集中回答了,錢從哪裡來?產業項目怎麼選?集體經濟怎麼管?三大難題,為村集體經濟改革撕開了一個口子,趟出一條路子。大閔城村在縣委的支持下,敢闖敢試,勇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把村裡的資源確權辦證,實現資源變資產,對資產抵押貸款,落實資產變資金;結合村裡的紅薯種植優勢,選擇粉條加工項目,完成資金助產業;實施公司化運作的現代企業管理模式,讓集體經濟受益,群眾普惠分紅。

“大閔城模式”是農村改革中的新生事物,資金難、貸款難、項目難、管理難,面對著一個個前所未有的挑戰,一個個橫亙綿延的難題,濮陽縣搶抓機遇,借勢發力,部門協作,務實創新。兩權抵押貸款試點縣打響了農村集體經濟改革的“當門炮”,縣直部門主動入村,確權頒證;貸款主體由個人轉為集體公司,打消了村幹部的思想顧慮;評估機構免費評估,金融部門優化流程,提升額度,實現了資金倒逼產業,資金助力發展,實現了“大閔城模式”的制度化管理,規範化運作。

一石激起千層浪,今報記者在濮陽縣許多鄉村採訪時瞭解到,“大閔城模式”喚醒了濮陽縣大地上沉睡了多年的集體資產,40個村集體跟進,30個村進行了集體公司註冊,17個村實現貸款780萬元,174個貧困村通過入股分紅、光伏收益、扶貧車間租金等多種渠道,村集體收入均達到5萬元以上,特色種植、特色養殖、農產品深加工、休閒農業項目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龍鄉大地勃勃生機捲雲起,春意盎然正當時。

■專家點評

大閔城模式關鍵在以結構調整撬動產業振興

□楊建國 中國產業集聚研究專家、老楊會客廳創始人

大閔城在鄉村振興實踐中做好了兩個方面工作:

第一,結構,大閔城在實踐鄉村振興過程中,一個探索的重點是:結構。無論是韭菜、絲瓜,還是之後的紅薯產業,均著眼於調整農業種植結構。

基於大閔城小麥和玉米經濟效益低下等現狀,大閔城重點做好了“破”和“立”。“破”,就是要破除祖祖輩輩種植小麥和玉米的習慣;“立”,就是不種玉米、小麥,種什麼?就是要圍繞大閔城的優勢來發展特色作物,比如上面提到韭菜、絲瓜,以及後來的紅薯等等。

隨著農業產業結構的大力調整,大閔城的農業產業結構逐漸由“輸血式”向“造血式”轉變,產業鏈條不斷延伸,農業產業向現代化、高效化發展。

第二,思想轉變,很長時間以來,大閔城一直處在農民增收無門,致富無路,連基本生活都難以保障的狀況下。而從這種傳統的思維模式,往產業發展路子轉型,正是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後續工作開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之所以說,這種轉變很有代表性,就在於,筆者在多地考察過程中,碰到過不少類似的情況。在農村發展環境和生態不斷變化的大背景下,過去傳統種植模式,會越來越缺乏市場競爭力和長久活力。

當然,這種思路轉變,不能至上而下硬性推廣,更多地要靠類似鄒建明這樣的基層幹部的耐心的交流溝通,以及實踐中不斷地嘗試學習。

正如文中所描述的:“大閔城模式”集中回答了,錢從哪裡來?產業項目怎麼選?集體經濟怎麼管?三大難題,為村集體經濟改革撕開了一個口子,趟出一條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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