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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有一位名叫师范的滇西人来到乐亭，并在乐亭住了９个年头。其间写了许多吟诵乐亭风物的诗词，最有名者当属《滦河词》，兹录于下：
“环永者七邑，乐素称沃壤。阡陌沿滦河，百里势平敞。秫粒大于指，秫穗阔过掌。杂粮名更多，比户庆丰穰。连岁苦污潦，此事成梦想。蒿目盼今秋，碗粥天或赏。那意六月中，急雨郁莽苍。横流遂四出，迅疑马绝缰。赴海海不受，惊涛一夜长。可怜数十村，似蚁撞盆盎。心遂樯影乱，耳骇浪声响。泥涂得性命，田庐付飘荡。水退已三旬，余浸犹漾漾。载理滦河楫，河波深且广。洒酒酹河伯，民情亦堪惘。相与约明年，安澜神是仰。”
师范的这首《滦河词》，鲜活地描绘了当时乐亭人民深受滦河水害之苦。今日诵读这首词，油然想起1962年滦河泛滥，当时生我养我的苇厂村，其情境比诗中的描述还要惨。
那天清晨，道北的哥哥把我从梦中喊醒，说：“快挑水去，大坝开口子了！”我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穿好了衣服，见水缸满满的，便挑着一副空桶出了家门。此时的街上，全是挑水的人。当我到村西的井台上，见井里已经没有多少水了，人们的桶里只能提上来浑水汤子。此情此景，只得挑着空桶向后转。
滦河从上游流到苇厂分为两流，苇厂夹在中间，民谚云：“两河变一河，苇厂没处挪。”在上世纪７０年代以前，苇厂地区经常三年里遭受五场水患，百姓的生活非常穷苦。每逢河水出槽，人们应对洪灾的第一件事——家家备足清水，之后便是贴饼子，蒸饽饽，准备干粮。也有些人家来不及准备，只得把锅碗瓢盆等搬到屋顶，备些木柴，到屋顶上做饭。
我回家放下水桶，同家人一起把盛衣物的板柜，用砖垫高至屋顶，从水缸里舀满两桶水提到了房顶上，之后，捆了些秫秸把儿，于房顶上支了个小棚，把家中最新的被褥等拎到了房顶上。当把这些事情忙完后，浑浊的滦河水已在街上放流了。一些人来到当街，截个小树棍插在水边上，测量着洪水上涨的速度，人人都阴沉着脸，失去了往日的快乐。
中午时分，洪水闯进了各家的屋里，人们关严了门窗，以防家中的什物被水冲走，随后，便陆续登上了房顶。
洪水来得急涨得快，许多人家养的鸡都飞到柴草垛上，一个个柴草垛被洪水漂起来，打上几个旋儿，便晃晃悠悠地顺水走了。四野的庄稼，一片一片地被洪水吞噬，昔日的绿色海洋变成了洪水肆虐的世界。
夜幕降临了，洪水仍旧只涨不落。我的两耳只有呜呜的水声，这水声撕肝裂肺。天上没有一点星光，房顶上的人被笼罩在水气里。在这闷闷的、让人窒息的呜呜的水声里，时不时有建筑物叭啦叭啦的倒塌声，更让人毛骨悚然。每逢这时，便有人向塌倒声的方向亮一下手电筒，问一句：“咋样？”听那边的人回答：“没事儿！”“往里边来吧，里边安全。”所谓“里边”，是庄当中的房顶上。在此时，村庄两头人家的妇女和儿童，早已挪到了村中央的房顶上，只有一家之主的壮汉在自家的房顶上守候着。
我披着蓑衣，坐在房顶上，漆黑黑的天，伸手不见五指，身上带有手电筒，偶尔也往院子里照一下。水汽、雾气太浓了，手电筒那道黄黄的光柱，显得有气无力，连丈八远的地方也照不清楚，唯一的用途是在回答“没事”时亮一下，证明自己和房屋安全。让家人和众人放心。当人们在万分恐怖中熬到天亮时，才知洪水再上涨一尺就淹没房顶了。我们道南的情况比道北好一些，除家家的猪圈、厢房倒塌之外，正房没有一户倒塌，而道北西头的几户人家，正房倒了，40多口人全移到了村中央的房顶上。
人们见水不涨不落止住了，漆黑黑的心里总算透出了一丝亮光。间壁的八叔挪到我身边对我说：“没事了，命总算保住了。”我问：“水为啥不落哇？”他说，阴历六月二十四，五日是海水的大襟潮，在这两天，海里的潮水只涨不落，挡着河水进不了海。正如师范《滦河词》里所写“赴海海不受，惊涛一夜长。”
经由这场大水，我弄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乐亭人建房造屋多为平顶？为什么家家户户的房顶都山连山、檐连檐，紧紧相连？就是为了防洪保命！这可谓乐亭先民与滦河打交道的经验总结，同时也在告知后人，大家生活在一个村庄里，理应生死与共。
将近中午，洪水快速回落，一条大木船由西边箭一般驶向村中，没有停留便从庄心飞过去了，有眼尖的人认出了船上的何永昌县长。因他主抓水利，苇厂人都称他“水头”。之后，天上来了飞机，飞机飞得很低，能看见飞机上的人。飞机在苇场上空转了几圈，往水里投了些东西，有胆大的水性好的捞出一袋，是食品。但水深流急，敢冒险者实属凤毛麟角，可惜投下的许多食品，十之八九都喂了鱼鳖。
这场大洪水，村里淹死了一人。该人是位50多岁的光棍汉。当时，他正在瓜地里看瓜——每年生产队里种瓜都叫他看着，他六亲不认，就是他二大伯也休想从他手里讨个瓜吃。按当时的话说，叫一颗红心为集体。滦河水出槽的那天，公社书记带领几个人查看水情，见他在瓜地里没回村子，便命令他赶快回村。他冲公社书记说：“你想调虎离山呀？都给我滚！”公社秘书接茬说：“你咋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他瞪着三角眼说：“让我识好人心，你们就快点滚出瓜地去！”
瓜棚被洪水冲走了，他被压死在瓜棚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布袋，布袋里盛着几斤晒干了的瓜籽。村里从木业社赊了一口棺材，把他埋在瓜地里。当找公社书记申请棺材付款时，公社书记气乎乎地说：“我们劝他回村，他把我们轰出了瓜地，连个瓜也没吃着，还得替他开销棺材费？”
这场大水把田里的庄稼冲个一干二净，洪水下去之后，上级给苇厂调拨来大量荞麦种。于是乎男女老少齐上阵，在泥地上先撒下种，然后小耙挠、大耙搂，外带“二尺钩”乱挠一气了事。由于地泞，种子大多烂掉了，只稀稀拉拉出了些苗，秋后产的荞麦，比种子多不了几颗。苇厂人只好靠政府的救济粮度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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