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军锋先生用三年时间写作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集《乡党》。他这部近四十万字的作品，所写的全部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渭南县蔺店公社刁刘大队的人和事。其中，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和我本人，都成为作者生活原型中的核心。
作为一母同胞，作者的兄长，我对弟弟笔下的几乎所有人和事，都熟悉或者亲历。由于年长几岁的缘故，其中有这么几件事情，我的经历似乎比作者的描述更完整具体。
一是关于母亲讨饭，我是唯一的全程陪伴和直接受益者。弟弟笔下的农妇“车前儿”，完全就是我母亲的缩影。一九七四年，我考上了蔺店高中，需要背着干粮到十里外的公社所在地上学。在此之前，我们家六口人半糠半菜、半干半稀地尚且能艰难度日。可是，上学就一定要背着干粮去，这就让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由于我们家在村子里是顶尖级的贫困户，几乎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和乡亲。所以，根本不可能再为我上学而旧债未还又举新债的。濒临绝境，母亲打定主意要去讨饭。需要指出的是，定下这事的时候，并不像弟弟在书中写的那样，全家开会讨论研究。而是父母亲商量好了以后告诉我的，我三个弟弟并不知情。让我没想到的是，母亲讨饭得来的馍，根本就不能直接背着上学去。因为这些馍颜色大小质地五花八门，让人一看就知道来源。就是这个原因，我不愿意背着这样的馍上学去，把我父亲气坏了，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了我一巴掌。当时，母亲看了心疼不已，一把把我父亲推开，一边流着泪为我“想办法”。母亲所想的办法，就是把这种各样的馍揉碎了再上锅蒸一遍，这样重新加工过的馍，至少在颜色上是差不多一样的，只是没有“劲儿”，一碰就碎。我就是背着母亲讨来的馍念完高中。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班同学中也有几个是背着大人讨来的馍充饥。只不过，都不敢当着其他人的面大模大样吃，而是稀饭开水下肚硬撑着。到了夜里，宿舍同学们都睡着了，他们才敢偷偷地打开馍袋子，在被窝里吃。和他们比起来，我实在是幸运的。就是我母亲想出来的“法子”，比起他们“偷吃”高明了许多，完全顾及到了我这个半大小伙子的脸面。
时隔半个世纪，再来读《乡党》中的这段文字，在忍不住泪流满面的同时，暗暗为作者的笔下升华而叫绝。在这里，弟弟写母亲车前儿说：“娃儿呀，你们都错了！我要饭是为了我的儿子上中学。而你们要饭，只是为了吃饱肚子。不一样哩。如果我要饭，只是为了我儿子也去当叫花子，那我这一辈子，活得冤屈得很哩。”更绝的是，后来和母亲讨论这件事，母亲诧异地说：“怪了！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只是没有说出来。老二是咋知道的？”
我想，这就是作家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同样是生活中的经历，他们总是能上升到人性和民族基因的高度。
二是关于老姨煎熬，我所知道的许多农村老人都如是。许多朋友读了《乡党》都来问我：“书中那个死熬硬撑不愿意死去的老人，是不是真有其人？”对此，我的回答是：“确有其人其事，完全白描写实。”
弟弟笔下写到的这个老人，就是我母亲的姨妈、我们都叫做“老姨”的。在我的印象里，老姨一生极其干净利索，无论冬夏，脚下雪白的线袜子，还有一双手工做的“尖脚”鞋，裤脚扎得密不透风。老人高寿，死的时候八十多岁了。实际上，那一年立了春，老人就熬不住了，卧床不起，一天天上气不接下气，整个人蜷缩成脸盆大小。就是这样，老人硬撑着不愿意咽下最后一口气，理由正如作者所写：“多活一天，就能给我孙子多分一斤麦子，划算着哩！”
每次都是我陪着母亲去看老姨，作者本人、也就是我二弟并没有去。五月端午过后，我和母亲最后一次去看老姨，当天生产队分小麦，老人挣扎着挪动身体，麻雀爪子一样的手摸了一把新分的麦子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料理完老姨的丧事，回来后母亲说起这件事，一家人都唏嘘不已。唯有二弟没完没有了问这问那，甚至连老人是如何摸小麦的？摸的时候是哭还是笑都问了个遍。那时候我母亲还在伤心之中，有点讨厌二弟刨根问底。二弟就纠缠着我，直到弄清了他想知道的所有细节方才作罢。现在想来，这都是上苍的安排。半个世纪前，二弟尚无作家之意，却有了作家极为难得的敏感和多情。
其实，二弟可能不知道，我们村上很多老人，临去世前都和我老姨的表现差不多。他们当中有的人不愿苟喘延年，一口气活活憋死自己。有的人临到大限苦苦挣扎不愿撒手人寰。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但目的却惊人的一致。或不愿意枉吃一口饭而增添儿女艰难，或想多活一半天而为儿女多分一口粮。
和书中所写不一样的是，老姨有四个孙子，而且她去世的时候也并没有给儿孙一分钱。弟弟写老人给了唯一的孙子五分钱，让人格外心酸。这可能是许多农村老人一生的积蓄。然而，我的老姨，连这五分钱的积蓄都没有。
三是关于看病，书中所写的毕先生其实是作者的救命恩人。正如评论家廖洪玉女士所言：“作者把医生尤其是老中医当做心中真善美的化身来写。他是想让中医为社会把脉，为人类开方子。”
确实，弟弟笔下写到了许许多多农村医疗、农民看病的故事，其鲜活生动，远远比我亲身经历的精彩。比如说那个老中医毕先生，其原型就是我们村合作医疗站医生郭先生。二弟不知道的是，这个郭先生其实是他的救命恩人。据母亲讲。二弟半岁出疹子非常严重，用土法子整来弄去不管用，眼看着就要夭折了。这时候，父亲请来了郭先生。郭先生上来就给二弟打了一针，还用很烫的热水给他洗澡。一袋烟的功夫，二弟哭出了声音，郭先生长出一口气说：“娃儿活了。再晚来半个时辰，娃娃就没了。”为啥不提前请先生而非要等到不可收拾？这是因为，那时候先生出诊是要收一毛钱出诊费的。我们家连这一毛钱都没有，先生把二弟救活了以后许多天，父亲才把这一毛钱的诊费还上。
二弟知道的是，郭先生还救了父亲的命。当年父亲又吐又拉，腹胀如鼓，整个人又干又黄脱了形，终日躺在石榴树下，用蒲扇的把儿把自己的肚皮敲得“砰砰”响。郭先生给父亲开了个药方，说照方抓药就能治好父亲的病。可是，这张方子一副药要两块多钱，父亲嫌贵死活不愿意吃药。没有办法，我们和郭先生先生商量，随便换了几味不起关键作用的药，又找人把方子誊写一遍，骗父亲说新的方子费用大大下降，只需两毛钱。父亲一看，果然肯吃药。不过半年功夫，父亲的病就好了。以后几年，我们家还在为父亲的药费还账，父亲知道事情的原委，一边苦苦还账，一边懊恼不已。
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之多也就是个阴影，可是，却给二弟留下了终生的“病根”。一直到现在，二弟都不许别人敲自己的肚皮，甚至连听到鼓声都颤栗不已。
许多年轻读者感到不可理解的是，那时候农村有合作医疗，看病吃药也就是毛把钱的事情，为啥很多人很看不起病？其实，那时候的合作医疗水平相当低。举个例子，在本村医疗站就诊吃药，也确实花费很少，一般人家都能承受。可是，得了大病急病，需要到村子以外的地方去，几块钱的医疗费，普通农民根本承受不起。这就是我在农村二十多年，从未见过一个农民死在医院的原因。
作者笔下的《乡党》，几乎写遍人民公社时期渭北农业、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一个工分合多少钱？到一个农民分得多少口粮？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咋回事儿？什么叫做“欠户”？什么叫做“余户”？可以说相当于一部百科全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和作者谈起创作经过，弟弟饱含深情地说：“为什么写，远比怎么写重要。”
作为作家的哥哥，他的忠实的读者和笔下人物原型，我想说：“选择谁作原型是作者的自由。但是，写我，写我的父母和家庭，写渭南人，写蔺店乡党，是我的作家弟弟赵军锋终生绕不过去的必然。”
赵谦亮，陕西渭南临渭区人，教育工作者。
閱讀更多 篤實國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