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軍鋒先生用三年時間寫作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說集《鄉黨》。他這部近四十萬字的作品，所寫的全部都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渭南縣藺店公社刁劉大隊的人和事。其中，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和我本人，都成為作者生活原型中的核心。
作為一母同胞，作者的兄長，我對弟弟筆下的幾乎所有人和事，都熟悉或者親歷。由於年長几歲的緣故，其中有這麼幾件事情，我的經歷似乎比作者的描述更完整具體。
一是關於母親討飯，我是唯一的全程陪伴和直接受益者。弟弟筆下的農婦“車前兒”，完全就是我母親的縮影。一九七四年，我考上了藺店高中，需要揹著乾糧到十里外的公社所在地上學。在此之前，我們家六口人半糠半菜、半乾半稀地尚且能艱難度日。可是，上學就一定要揹著乾糧去，這就讓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由於我們家在村子裡是頂尖級的貧困戶，幾乎借遍了所有的親戚朋友和鄉親。所以，根本不可能再為我上學而舊債未還又舉新債的。瀕臨絕境，母親打定主意要去討飯。需要指出的是，定下這事的時候，並不像弟弟在書中寫的那樣，全家開會討論研究。而是父母親商量好了以後告訴我的，我三個弟弟並不知情。讓我沒想到的是，母親討飯得來的饃，根本就不能直接揹著上學去。因為這些饃顏色大小質地五花八門，讓人一看就知道來源。就是這個原因，我不願意揹著這樣的饃上學去，把我父親氣壞了，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打了我一巴掌。當時，母親看了心疼不已，一把把我父親推開，一邊流著淚為我“想辦法”。母親所想的辦法，就是把這種各樣的饃揉碎了再上鍋蒸一遍，這樣重新加工過的饃，至少在顏色上是差不多一樣的，只是沒有“勁兒”，一碰就碎。我就是揹著母親討來的饃唸完高中。後來我才知道，我們班同學中也有幾個是揹著大人討來的饃充飢。只不過，都不敢當著其他人的面大模大樣吃，而是稀飯開水下肚硬撐著。到了夜裡，宿舍同學們都睡著了，他們才敢偷偷地打開饃袋子，在被窩裡吃。和他們比起來，我實在是幸運的。就是我母親想出來的“法子”，比起他們“偷吃”高明瞭許多，完全顧及到了我這個半大小夥子的臉面。
時隔半個世紀，再來讀《鄉黨》中的這段文字，在忍不住淚流滿面的同時，暗暗為作者的筆下昇華而叫絕。在這裡，弟弟寫母親車前兒說：“娃兒呀，你們都錯了！我要飯是為了我的兒子上中學。而你們要飯，只是為了吃飽肚子。不一樣哩。如果我要飯，只是為了我兒子也去當叫花子，那我這一輩子，活得冤屈得很哩。”更絕的是，後來和母親討論這件事，母親詫異地說：“怪了！我當時就是這樣想的，只是沒有說出來。老二是咋知道的？”
我想，這就是作家和一般人不一樣的地方。同樣是生活中的經歷，他們總是能上升到人性和民族基因的高度。
二是關於老姨煎熬，我所知道的許多農村老人都如是。許多朋友讀了《鄉黨》都來問我：“書中那個死熬硬撐不願意死去的老人，是不是真有其人？”對此，我的回答是：“確有其人其事，完全白描寫實。”
弟弟筆下寫到的這個老人，就是我母親的姨媽、我們都叫做“老姨”的。在我的印象裡，老姨一生極其乾淨利索，無論冬夏，腳下雪白的線襪子，還有一雙手工做的“尖腳”鞋，褲腳扎得密不透風。老人高壽，死的時候八十多歲了。實際上，那一年立了春，老人就熬不住了，臥床不起，一天天上氣不接下氣，整個人蜷縮成臉盆大小。就是這樣，老人硬撐著不願意嚥下最後一口氣，理由正如作者所寫：“多活一天，就能給我孫子多分一斤麥子，划算著哩！”
每次都是我陪著母親去看老姨，作者本人、也就是我二弟並沒有去。五月端午過後，我和母親最後一次去看老姨，當天生產隊分小麥，老人掙扎著挪動身體，麻雀爪子一樣的手摸了一把新分的麥子嚥下了最後一口氣。料理完老姨的喪事，回來後母親說起這件事，一家人都唏噓不已。唯有二弟沒完沒有了問這問那，甚至連老人是如何摸小麥的？摸的時候是哭還是笑都問了個遍。那時候我母親還在傷心之中，有點討厭二弟刨根問底。二弟就糾纏著我，直到弄清了他想知道的所有細節方才作罷。現在想來，這都是上蒼的安排。半個世紀前，二弟尚無作家之意，卻有了作家極為難得的敏感和多情。
其實，二弟可能不知道，我們村上很多老人，臨去世前都和我老姨的表現差不多。他們當中有的人不願苟喘延年，一口氣活活憋死自己。有的人臨到大限苦苦掙扎不願撒手人寰。雖然表現形式不一樣，但目的卻驚人的一致。或不願意枉吃一口飯而增添兒女艱難，或想多活一半天而為兒女多分一口糧。
和書中所寫不一樣的是，老姨有四個孫子，而且她去世的時候也並沒有給兒孫一分錢。弟弟寫老人給了唯一的孫子五分錢，讓人格外心酸。這可能是許多農村老人一生的積蓄。然而，我的老姨，連這五分錢的積蓄都沒有。
三是關於看病，書中所寫的畢先生其實是作者的救命恩人。正如評論家廖洪玉女士所言：“作者把醫生尤其是老中醫當做心中真善美的化身來寫。他是想讓中醫為社會把脈，為人類開方子。”
確實，弟弟筆下寫到了許許多多農村醫療、農民看病的故事，其鮮活生動，遠遠比我親身經歷的精彩。比如說那個老中醫畢先生，其原型就是我們村合作醫療站醫生郭先生。二弟不知道的是，這個郭先生其實是他的救命恩人。據母親講。二弟半歲出疹子非常嚴重，用土法子整來弄去不管用，眼看著就要夭折了。這時候，父親請來了郭先生。郭先生上來就給二弟打了一針，還用很燙的熱水給他洗澡。一袋煙的功夫，二弟哭出了聲音，郭先生長出一口氣說：“娃兒活了。再晚來半個時辰，娃娃就沒了。”為啥不提前請先生而非要等到不可收拾？這是因為，那時候先生出診是要收一毛錢出診費的。我們家連這一毛錢都沒有，先生把二弟救活了以後許多天，父親才把這一毛錢的診費還上。
二弟知道的是，郭先生還救了父親的命。當年父親又吐又拉，腹脹如鼓，整個人又幹又黃脫了形，終日躺在石榴樹下，用蒲扇的把兒把自己的肚皮敲得“砰砰”響。郭先生給父親開了個藥方，說照方抓藥就能治好父親的病。可是，這張方子一副藥要兩塊多錢，父親嫌貴死活不願意吃藥。沒有辦法，我們和郭先生先生商量，隨便換了幾味不起關鍵作用的藥，又找人把方子謄寫一遍，騙父親說新的方子費用大大下降，只需兩毛錢。父親一看，果然肯吃藥。不過半年功夫，父親的病就好了。以後幾年，我們家還在為父親的藥費還賬，父親知道事情的原委，一邊苦苦還賬，一邊懊惱不已。
這件事情在我的心裡之多也就是個陰影，可是，卻給二弟留下了終生的“病根”。一直到現在，二弟都不許別人敲自己的肚皮，甚至連聽到鼓聲都顫慄不已。
許多年輕讀者感到不可理解的是，那時候農村有合作醫療，看病吃藥也就是毛把錢的事情，為啥很多人很看不起病？其實，那時候的合作醫療水平相當低。舉個例子，在本村醫療站就診吃藥，也確實花費很少，一般人家都能承受。可是，得了大病急病，需要到村子以外的地方去，幾塊錢的醫療費，普通農民根本承受不起。這就是我在農村二十多年，從未見過一個農民死在醫院的原因。
作者筆下的《鄉黨》，幾乎寫遍人民公社時期渭北農業、農村和農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從一個工分合多少錢？到一個農民分得多少口糧？所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咋回事兒？什麼叫做“欠戶”？什麼叫做“餘戶”？可以說相當於一部百科全書，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和作者談起創作經過，弟弟飽含深情地說：“為什麼寫，遠比怎麼寫重要。”
作為作家的哥哥，他的忠實的讀者和筆下人物原型，我想說：“選擇誰作原型是作者的自由。但是，寫我，寫我的父母和家庭，寫渭南人，寫藺店鄉黨，是我的作家弟弟趙軍鋒終生繞不過去的必然。”
趙謙亮，陝西渭南臨渭區人，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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