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是把中國歷史解釋成是一再重複的王朝循環歷史，這一傳統的說法掩蔽了某些時期在循環表象背後發生的一些根本性變化。當然，諸王朝的興亡是呈現循環式。凡是王朝的創立者是一個有才幹、有魄力的活動家，但是幾代以後，在宮廷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其子孫後代，很有可能就會變的軟弱無能、放蕩不羈。雖然有時也會出現一個強悍的統治者或一個能幹、忠誠的大臣來設法阻擋這種墮落，但總的趨向仍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義推翻王朝，重新開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環。
不過，比王朝循環更為根本的是所謂的經濟管理的循環。這種循環是從每個重要王朝剛建立時所共有的安寧和繁榮開始的。社會安定的恢復使人口增加，生產擴大，收入增大，國庫充實。但是，個人野心、家族影響和制度的壓力，這三者遲早會使皇帝去承擔過多的義務。他們將人力和財力分散到公路，運河，防禦，宮殿和邊疆戰爭上。因而，每個王朝在它建立約100年後都開始面臨財政上的種種困難。為了彌補虧空，王朝提高賦稅，而賦稅大部分沉重的壓在窮苦老百姓身上。每個朝代開始時，自耕農總是佔農民的大多數，但是，隨著賦稅的增加，他們越來越被迫將自己的小塊土地割讓給大地主，而自己則淪為佃農。地主憑藉與其財產相當的政治影響，只交微不足道的稅，所以他們佔有的土地越多，朝廷的稅收越少，落到自耕農頭上的賦稅越來越多。這樣也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賦稅增加，歲入下降，公路和溝渠的修築被忽視，生產率下降，最後是饑荒、盜匪和全面的農民起義。而與此同時，邊防可能也被忽略，從而又導致遊牧部落越境前來劫掠。常常這是這種內亂和外侵的結合，使搖搖欲墜的王朝潰滅，為新的開端掃清道路。
回到漢朝，這實際上是西漢時期的模式，
好戰皇帝漢武帝贏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勝利，把中國的邊疆遠遠的擴張到中亞。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也使帝國的資源耗損過度。為了應付危機，他採取了種種措施，包括錢幣貶值，出賣官爵和國家重新對鹽，鐵，酒的經營。雖然在他統治期間，他仍可以對付財產支出，但他的後繼者們由於納稅自耕農的數目下降而陷入困境大規模的起義爆發了，甚至在朝廷裡，各種預兆也被解釋是上天的警告，說是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實際上，王朝只是被王莽暫時的篡位。
王莽原是很有權勢的大臣，已經控制朝廷約30年。他大膽處理根本的經濟問題，下令將私有大地產收為國有，重新分配給納稅的農民。這一改革和其它一些改革使富裕家族遠離了他，他們激烈反對這位篡位者，在這同時，黃河下游的災變使數百萬人無家可歸，驅使破產的農民加入盜匪和叛亂活動。遊牧部落也趁機利用這種混亂局面入侵國家，洗劫首都，並於公元23年在首都殺死王莽。繼承王莽王位的是西漢皇帝的一位遠親。
東漢（公元25到220年）的歷史基本上與西漢相同。在兩漢交替之間的長期戰爭中，許多舊貴族和大地主被消滅。因此，在王朝復興後的開始階段，稅收是足夠的。但是，納稅農民又開始被壓榨，於是，向下的螺旋運動又一次開始。大規模的起義爆發了。
自耕農的大批死亡也破壞了原先的農民應徵軍，使其為職業軍隊所取代。軍隊首先忠於他們的將領，因而將領們可以對朝廷置之不理。大地主們也公然蔑視朝廷，他們逃稅，並用種種合法和非法的手段來擴大自己的土地地產。無依無靠的農民們為了躲避蠻族入侵者和朝廷稅收官吏，只好淪為地主們的農奴，以求得經濟和人身的保障。大的家族把宅子改為家堡，實際上在各自地方接替了朝廷管制。他們的割據地基本上都可以自給自足，所以貿易衰落，地盤相應越來越小。公元220年，漢朝在紛亂的農民起義，群雄割據和遊牧部落的侵襲下退出歷史舞臺，中國進入長期分裂和混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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