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虎生（1928-2002）是革命烈士刘伯坚、王叔振夫妇的长子，1937年6月赴延安，1948年赴苏学习，1955年从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莫斯科机械学院）毕业后回国。他生前先后在陕西、山西、北京某厂、国家机械委、国家经委、中国华联汽车公司担任过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工程师、厂长、科技局局长、董事长等职务。多年来，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基础工业、军事工业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国家在1956年授予他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光荣称号。鲜为人知的是，1945年秋，刘虎生得了一场恶病，差点夭折，是陈云拯救了他的生命。那么，他和陈云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延安整风时期的陈云
和父母永别
1928年2月，当时的中国处在最黑暗的时期，祖国大地弥漫于战火硝烟之中，爱国者群起反抗，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展开了革命斗争。就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小名虎子的刘虎生在上海诞生了。刘伯坚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虽然身边有巨款，但他不想挪用公款，卖了600毫升血充当医药费，让儿子降临人间。
刘伯坚和王叔振夫妇看到这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十分惹人喜爱。刘伯坚从小跟随舅父习武，看到这个小家伙的样子，于是给他取名“刘虎生”，希望他将来长得结实而勇猛，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虎子渐渐长大了，也会叫爸爸妈妈了，他拿着爸爸妈妈给的糕点，蹦蹦跳跳，开心得很。
1930年秋，刘伯坚夫妇接到命令，要出发去中央苏区工作。妈妈在临走前对虎子说，要送他去南京舅舅、舅妈那里，虎子十分兴奋，妈妈却很伤心，抱着他，亲吻着他的头发、脸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幼小的虎子丝毫不懂得大人生离死别的悲伤，他哪里知道，这是他们母子的最后诀别。
有一天，刘伯坚坐着吉普车来南京看他。临走的时候，他把虎子抱在怀里，亲了又亲。但是从那以后，虎子就再也没有看见过父亲了。
孤儿易名
不久，舅父病逝了，舅妈梁凤笙带着虎子回到西安老家生活。全家几口人吃饭，全靠表姐每月三四个大洋生活，每天吃稀饭和咸菜维持生命，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买了米回来，虎子就跪在高高的方凳上，帮舅妈把米粒里的石头、秕谷全部挑出来放到一个碗里，一会儿就挑满一小碗，他们一家就吃这种便宜的米。
1935年春，虎子虚岁8岁了。有一天，舅妈绷着脸回来，吃饭的时候也不说一句话，吃完饭就到里屋去了，把自己关在里面老半天，虎子不敢吭声。过了好久，舅妈把他叫到屋里，抓住他的手，出神地盯着他看了老半天，猛地把他搂在怀里，哭着说：“我苦命的孩子啊！”虎子诧异地摇着她的肩膀，问：“舅妈，发生什么事了？”舅妈从炕上拿出一张报纸，用发抖的声音读给他听。原来报纸上登载着国民党在江西枪毙了“共产党头目”刘伯坚的消息。虎子一听爸爸被杀，“哇”地一声抱着舅妈哭了。那天夜里，他躺在被窝里，不停地哭。这时，虎子哪里知道，他的母亲王叔振也已经离开了人世，他已经成为了孤儿。
第二天，舅妈去户警那里把外甥的名字“刘虎生”改为“王富生”，并再三叮嘱他，不能说自己是刘伯坚的儿子。如果让特务知道了，命就保不住了。虎子使劲地点头，记住了舅妈的话。从那以后，舅妈就很少让虎子出去玩了，生怕他被特务抓走。
接送到延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了，此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不久，西安火车站附近也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刘伯坚曾经在冯玉祥部结交了一个好友--苏进，他原来是冯玉祥的副官，冯玉祥就是委托他给刘伯坚400大洋，把他“礼送”到武汉的。1931年冬，苏进在第二十六路军任副团长时，参加了宁都起义，投奔了红军。时隔4年多，苏进在中央苏区又一次和刘伯坚共事了，刘伯坚非常信任他，和他说起了大儿子刘虎生在西安妻嫂梁凤笙那里抚养的事情。
苏进在长征后到了陕北，任陕甘宁边区警备司令部参谋长。1937年夏，他到西安办事的时候，向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反映：刘伯坚的儿子在西安。
周恩来马上派人把刘虎生接送到延安，让他去见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刘伯坚法国留学时同学、上海和中央苏区时的战友）。1937年6月，刘虎生被接送到延安并见到了李富春。
慈父般的关怀
有一天，虎子和几个小朋友在窑洞山顶上捉迷藏。正在嬉闹时，中央组织部部长、刘伯坚的战友陈云来看他了。一脸尘土的虎子连忙往下跑。陈云用手指头在他的鼻梁上刮了一下，皱了皱眉头：“你就是刘伯坚的儿子啊？怎么弄得像个花脸猫？这样可不行。要讲卫生啊。你爸爸和我在上海的时候，可爱干净了，西装革履，还打领带……刘伯坚怎么有这么一个脏儿子呢？”
陈云从灰军装左边的大衣兜里掏出两块白白的手帕，递给虎子一块，拿起一块，对叠起来，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给他擦干净脸。又从右边衣兜里掏出一把牙刷和一盒牙粉，递给虎子，说：“拿着，记住，每天刷牙。要像你爸爸那样，一辈子干干净净。”
某个周日的中午，陈云派小通讯员来接虎子去组织部。虎子赶忙换上干净的小褂子和裤子，洗干净脸，把牙齿刷得白白的，又把陈云送给他的小手帕，叠成小方块，放进衣兜里。一进门，虎子学着大人的样子，“啪”地一并脚，大叫一声：“报告！”陈云一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陈云走过去，把他拉到门口光亮的地方，转来转去地检查了一遍，点着头说：“唔，干净了，这才像刘伯坚的儿子了。”他转过头，吩咐司务长说：“小客人来了，开饭吧。”菜端上来了，是一大碗红烧肉和一大碗炒白菜，每人还有一碗白米饭。
那时候，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平日的伙食是小米饭加上一点白菜、萝卜，有时候加一点豆腐，没有肉，连肉沫儿也见不到。可是今天，竟然有一大碗香喷喷的红烧肉。闻着香味，虎子的口水就如泉水般涌出来。陈云不断地往虎子碗里夹红烧肉，说：“吃吧，吃吧，别客气！吃了快点长大！长大好干革命工作！”那红烧肉又软又糯又香，太可口了，在虎子的嘴里没嚼几下，就往喉咙里滚下去了，一块肉三下两下就吞没了。虎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陈云笑眯眯地看着他，那慈祥的神态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第二个星期天，又是一顿红烧肉，一连好几个星期天，都有红烧肉。在一个星期六的中午，老司务长来到虎子房间，捞起围腰，搓着大手，很为难地悄悄告诉虎子，首长津贴不多，大米也没了，以前，全靠周末补养补养，可是这一阵子，肉全被你吃光了，因为缺乏营养，陈云同志的腿都肿起来了。虎子虽然小，可是很懂事，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肯去陈云家里吃红烧肉了。
尽管延安的生活很艰苦，可人们的精神面貌很好，娱乐活动也多，经常有剧团来杨家岭演出。虎子的学校离杨家岭不远，他常和同学们跑去看，每次看戏时，陈云都把他拉在身边，把他抱到腿上，边看边问学校的情况：都学了什么功课，生活怎么样，同学间团不团结。还给他讲革命史，讲他父亲刘伯坚非凡的经历，讲各种革命道理，使他幼小的心灵不断得到充实和净化。记得有一次，陈云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虎子想了想：“不是，但我的思想是布尔什维克的。”陈云满意地笑了，不住地夸他懂事了。陈云的关怀，使他体会到了父亲般博大宽厚的疼爱和关怀。
起死回生
1945年秋，正在延安四中学习的刘虎生病了，全身疼痛，每到下午三点就身子发虚，冒冷汗，发烧。可是他每天照常上课，咬着牙，硬挺着，没有把生病的事情告诉老师和同学。
炊事员大爷是当地的一个老乡，他见刘虎生每顿打饭只要一小口，脸色也很难看，便问虎生是否病了。虎生只好把实情告诉了他。他听了后，就告诉虎生：“娃呀，你得的病是鬼缠身，打摆子，每天下午发烧之前，你往山上跑，鬼就不找你了。”刘虎生听了很高兴，第二天中午，他鼓起劲往山上跑，一直跑到大汗淋漓。在山上吹了一会儿风，才磨磨蹭蹭地往回走，可是越走越不对劲，他的脑袋越来越沉，脚下软绵绵的，像踩着棉花一般。好不容易来到学校，已经上课了，他鼓劲叫了一声“报告！”便咕咚一声栽倒在地。
同学们连忙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回寝室。歇了好久，他才慢慢苏醒过来。老师请来女校医，校医探了探他的额头，吃惊地说：“烧得很烫人！”便叫人打来凉水，冷敷他的额头。接着又给他做全身检查，查到腿上，叫起来：“怎么这么多小红点！”校医想了想，从药箱里拿出一瓶红药水，棉花签蘸了，一点一点地给他涂。涂完之后，校医欠起身，舒了一口气，把握满满地说：“过一阵就会消下去的。”结果，小红点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疼。那些天，刘虎生躺在炕上，特别思念陈云伯伯，思念中央机关，真想回去玩玩。可老师同学们却严格遵守校医的指示，逼着他躺在炕上“安心静养”。
眼看快过春节了，同学们除了上课还要忙着排练文艺节目，扭秧歌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对他的“监控”自然也就放松了。
有一天，大家都去扭秧歌了，学校冷冷清清。刘虎生看准时机，连忙收拾了一个小包裹，拄着一根棍子，逃出延安四中。从学校所在地到陈云所在的机关，要经过飞机场，有10多里路。他拄着棍子，一瘸一拐，走了大半天，才走到陈云那里。
也许有求生本能的支撑，刘虎生在路上还鼓着劲儿，可一迈进陈云家的门槛，他就好像全身散架了，腿一软，一下子趴了下去。警卫员叫了一声：“不好了！”赶忙把他抱起来。这时，陈云也听见了响动，从里屋走出来，一见到他，着急地说：“虎子怎么了？……来，放到里屋我的床上。”一看到陈云伯伯，刘虎生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也说不出话，指指自己的腿，又伸出了胳膊。陈云弯下腰，仔细查看那些遍布全身的小红点，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他立刻走到桌边，拿起电话说：“叫傅连暲同志马上来我这里一下。”有“红色华佗”之称的傅连暲当时是中央总卫生处处长、中央医院院长兼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
不一会儿，傅连暲来了，检查以后，发现刘虎生的关节都肿起来了。他好像也有些拿不定主意，犹豫了半天，拿出一种治疗关节炎的白色药粉，叫虎子服下试试。结果，那些小红点全都变成小血包，全身疼得像要开裂似的。陈云急了，在屋里团团转，脸色通红。他马上派4个警卫员把虎子抬往几十里外的和平医院。刘虎生在担架上迷迷糊糊的。到了和平医院，刘虎生如死人一般，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医生马上给中央机关打电话：“刘伯坚的儿子快不行了，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快准备后事吧。”接电话的是蔡畅（李富春夫人，刘伯坚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她一听，就在电话里哭了：“一定要再想想办法，刘伯坚唯一的一个有下落的儿子快保不住了，这怎么对得起烈士？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抢救过来。”于是和平医院又对他进行全力抢救，在药品十分缺乏的情形下，给他注射了强心针，采取了许多抢救措施，才使他的心脏又跳动起来。
陈云和蔡畅听到消息后迅速赶到医院，并请来毛主席的保健医生阿洛夫。阿洛夫是斯大林派来的，苏联人，50多岁，中等个子。他检查了刘虎生的全身，包括大小便。这时，虎子的大小便里都是血。经验丰富的阿洛夫很快得出结论，坏血病、晚期。医院立即组织抢救，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输血。延安四中的同学们得知消息后都积极报名为他输血。刘虎生是B型血，最后挑选了7个B型和O型的同学给他输血，每人献了200毫升，一共输了1400毫升。输血后，刘虎生可以吃一点东西了，身体慢慢地恢复过来。
一天，陈云来看刘虎生。那时候他也正在生病，是骑着一匹马上山，由警卫员扶着进来的。陈云比平日瘦了很多，脸色黄黄的。但他给刘虎生带来一包香喷喷的酥油，这是组织上给陈云滋补身子的营养品，就像上次的红烧肉一样。刘虎生谢绝说：“我不吃。”陈云不高兴了，他皱了皱眉头：“不吃可不行，你身体成了这个样子，不滋补行吗？”说着把酥油塞给女护士，要她给刘虎生吃。李富春也叫人送来一只大公鸡，炊事员做了汤，一顿给他喝一点。陈云还派来他的小公务员，负责照料虎子的身体。
吃了这些难得的营养品之后，刘虎生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不久就能满医院走动了。医生见了他，都说：“虎子这孩子命真大，又活过来了。”
刘虎生心里明白，他的命完全是疼爱他的陈云等首长们给的，他虽然失去了亲生父母，可他也得到了胜似父母的关怀和照料，他是最不幸的孩子，也是最幸福的孩子。
陈云送怀表
1945年10月，聂荣臻提议刘虎生去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学俄语，为留学苏联做准备。过了不久，正在中长铁路大学学习的刘虎生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和另外20个烈士子弟集中起来学习俄语。到1948年10月，组织上通知他们办理出国护照，到苏联去留学。原来，东北局向中央打了报告，估计全国很快要解放，急需一批建设人才，决定选送21个烈士子弟到苏联去留学。这一年，刘虎生刚好20岁。出国前夕，东北局领导还为他们召开了隆重的欢送会。那时，陈云刚好在东北工作。宴会开始前，陈云在人群中找到了刘虎生，对他说：“虎子，你就要到苏联去了，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这个你带上吧。”说着，他从脖子上取下表链，再从胸前的衣兜里掏出表链上挂着的怀表，递到他手里。他又说：“这是块瑞士表，它跟我很久了，跟着我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现在让它跟虎子到苏联去吧!”陈云一生清贫，这块怀表也许就是他当时最值钱的东西了，但他却把它送给了刘虎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关怀
1955年，刘虎生以优异的成绩从苏联留学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只一年多时间，他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赢得了家喻户晓的“刘虎生车刀工程师”的美名，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新闻人物，并来到北京参加劳模大会，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不久，29岁的刘虎生被厂里任命为总工艺师，专门负责厂里的工艺技术工作。时隔不久，党组织考虑到他的能力，把他从山西调往陕西某航空工业制造厂。刘虎生专门负责这个厂的光学研究与生产任务，担任副总工程师的职务。该厂的光学产品是专门为飞机配套服务的，质量、精度要求极高。为此，他与广大职工一起呕心沥血一干就是几十年，为我国的光学事业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很大贡献。
后来，刘虎生又离开陕西调到北京，在中国兵器工业部某研究院工作，任副总工程师，专门担负技术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刘虎生就经常被请到陈云家里去。陈云的饮食常常是粗茶淡饭，从未见他吃过什么山珍海味。刘虎生去了，就留下来一起吃饭，边吃边聊。
1982年，刘虎生离开兵器工业部，调到国家机械委工作。不久国家机械委撤销后，他又被调到新组建的国家经委任科技局局长，退休后任中国华联汽车公司董事长。
1983年2月13日，陈云邀请刘虎生和瞿独伊（瞿秋白女儿）等9位烈士子女到他家中过春节。最后，陈云对他们说：“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名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接着嘱咐道：“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正是陈云等同志对刘虎生这些烈士子女的深切关怀与殷切希望，最终使得他们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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