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3311810449435
开放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形容词，通常情况下的词性，是为了形容一种状态。但如果没有比较，自然无法得出宋朝风气是否开放的结论。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去买菜，昨日蔬菜价格是1元1斤，而今日是5毛一斤，那么通过相互比较，我们就可得出今日菜价比昨日更为便宜的结论。
所以要想弄清楚宋朝是否开放的问题，就得采用“对比参照法”，要先提出一个可供参照的朝代，我个人认为，可以将宋朝与明朝相对比，以此来得出宋朝是否开放的结论。
首先，以宋朝时的“城防”为例。
在网上，大家随意点开一张《清明上河图》的图片，如果仔细观察汴梁城的城门，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
在汴梁城的城门上，竟没有一兵一卒在把守，而城门下也没有守城将士，有的只是一个无聊的男人，站在城楼上，扶着栏杆，俯瞰整座汴梁城的繁荣景象。
（注：汴梁，北宋都城，古称“东京，汴京“）
（图中红框：张望城内景象的男人）
虽然这是很小的一个小细节，却体现出了宋朝时的城市安保之开放，几乎达到了“不设城防”的状态。
这在其他朝代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如唐朝，元朝，明朝，均在城门处设置城防重兵，如我们拿来做对比的“明朝”，在进城以前，要经过数道安检：
第一道，要先经过城门外约二十米处的“栅栏”。
（明·仇英本《清明上河图》图中红框：城外栅栏）
第二道，进入栅栏以后，再进一道城门，但城门与城市相连的地方，另有一座“瓮城”，其中守有重兵，要检验每一位入城百姓的“文引”，若无入城文引，则立即被官兵扣押，擒拿送官，出城亦然。
《弘治会典》：凡军民无文引，及内官、内使来历不明、有藏匿寺庙者，必须擒拿送官。
《弘治会典》：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
（明·仇英本《清明上河图》图中红框：瓮城）
第二段记载说的也是非常明确，要想出城远行，不管是“军”，还是“民”，均要出示“出城文引”，如若不能提供文引，则无法证明自身来历，反之，外地百姓要进城，也需要出示“进城文引”，而这些文引，则要在出城或进城前几天，到当地所在户籍处找官员申请，官员开出文引，就相当于现在的“证明信”，证明你籍贯哪里，外出何为，去往何地。
而在回到户籍所在地以后，更要再找官员核销文引，以证明确实外出后又返回原地。
《蒹葭堂杂著摘抄》：回籍之日，付本府长史司，验引发落。
（注：长史司，全称为“王府长史司”，为明朝官职名称，掌管王府政令、路通文引，请名、请封、请婚等事，是府官，也是国官。如果是府官，则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户籍科。）
以上内容，便是明朝“路引制”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试想这一系列的安保措施之繁琐，打比方某位明朝百姓想去南京旅游，得先去一趟官府申请文引，而且这文引还要经过数天时间才能批办下来，批办以后去到想去的城市，又得先过栅栏，再过瓮城，经过两道关卡盘问，又得再过瓮城之后的城防安检，而在去往南京的过程中，如果通城文引无意丢失，那可就会被扣押，接着就擒拿送官，要再有些头脑糊涂嘴也笨的倒霉蛋，连自己的出身来历也说不清楚，那就会被当成危险分子，分分钟就会牢狱伺候。
由此可见，明朝时期的城防之森严，入城出城之繁琐，当属历代最严密的城防之一，更为严密的，还有后来的清朝，尤其是清朝逐步衰落，天下叛乱四起的时期，比之明朝甚至更为严密。
言归正传，咱们再说回明朝城防体系的第三道日常安防：
第三道，过了瓮城，迎面第一座建筑，就是“城防单位”，不仅有重兵持刀把守，还在门前陈列有一排兵器，刀枪棍棒简直一应俱全，俱是用来威慑心怀不轨者，警醒他们切勿动犯罪的邪念。
（明·仇英本《清明上河图》图中红圈：城防机关）
过了如上所述的三道安保关卡以后，才算真正入得城池，而入得城池以后，也要带好文引，不然在街上遇到守巡的官兵，会接受盘问，若无文引，则一样会被擒拿至官府，同时如果是流浪人员，更不可无故躲入寺庙之中，否则便会交由司法严办。
《明太祖实录·卷八三》:常州府吕城巡检司，盘获民无路引者，送法司论罪。
凡不应给路引之人而给引，若冒名告给引，及以所给引转与他人者，并杖八十。
于此，便可通过明代时的城防之森严，对比看出宋朝城防之“不严”，甚至达到“疏不设防”的地步。
但如果就此确定宋朝就一定比明朝开放，似乎还欠缺一些严谨，那就让我们来深挖宋朝时期这一不设城防的特征背后，所蕴含的特殊含义，以及所体现出的时代特点。
其实仔细考究起来，为何宋朝时的都城汴梁会不设防，史学界普遍有两种观点，即“正反观点”：
正面观点认为，不设城防，体现出宋朝文化繁荣大背景下所兼具的城市开放性，另外由于当时的宋人平均文化水平很高，人均素质也很高，所以犯罪率相较而言也低，这从正面体现出宋朝崇尚自由的整体氛围，也体现出了宋朝统治者的开明。
而反方却提出另一种有依据的假设，因为《清明上河图》的成画时间为北宋宋徽宗时期，当时崇文弱武，军事实力比之前朝逐渐式弱，尤其是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后，经济文化虽繁荣，社会整体风气虽开放，但军事发展意识却并不十分强烈，由此体现出薄弱的防范意识，而这种大局意识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画中的“城楼不设防”。
（《清明上河图》繁华街景）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反方观点，因为汴梁不是别的地方，那可是宋朝都城，是重中之重的政治中心，几乎全国最重要的机关总部皆在此处，人口密度大，流动也大，每日往来城中的各地百姓商贾何止千万？
所以如此大的一座城市，又是国都，仅凭“维护城市安全”这一项来看，就非常有设立城防的必要性，检查通关文引此类措施，一是能确保进出百姓的身份，二就是能将犯罪率降到最低，但宋朝时期的汴梁却不设防，这不禁让人感觉，整体的防范意识确实略显薄弱。
（《清明上河图》百姓往来络绎）
但如果站在客观的角度，同时看待这两种观点，互相比较下来，再加上宋朝统治者的开明与崇尚自由，对都城汴梁“不设城防”，倒也不失为一种带有开放性质的积极之举。
为何说不设城防，又能体现出北宋时期在城市管制方面的积极态度呢？
原因正是北宋前期，尤为重视商业发展与文化交流，城门不设防，可以更加方便百姓与外来商贾的进出，为朝廷省下很多手续以及事务的同时，还能提高办事效率，缩短人们的出行时间与所要办理文引之类手续的流程，如此来看，不设城防就会显得顺理成章许多。
总结来说，具体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方便百姓进出，节省办事流程与时间，就能提高效率，更不用为了远行而耗费时间去申请文引，这样做的好处，除了方便百姓，更能为朝廷节省新设机关的维护费用，因为要批复手续，就得靠官员，再多设立一种机关，肯定就要多支出，而天下之大，每座城都得设立相应机关，一年算下来，仅是全部官员的俸禄以及机关单位的维护管理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第二、朝中省去许多事务，如果第一点是节省支出，那么对于庞大的国家机器本身而言，不设立城防，乃至不增加通行文引的办理流程，就可以免去诸多麻烦，不会为行政体系增加过多的负担，一方面是节省财力与人手，另一方面也能减轻行政机关的压力，试想如果按照明朝的法子，守巡官兵查验文引，一旦外地来者拿不出，这可就成了要送官审办的严苛事件，一整套事件办理下来，等到查明身份，中间又要劳费不少人力，百姓本身要办的事儿因此耽搁不说，官府也要增加诸多事务，这就相当于设立一项举措，同时也要考虑连带的突发事件的应对，而设立更多举措以及机构，以此才能维持整个体系的正常运作。
（示意图：宋朝行政体系）
比如我们坐火车，光有卖票的不行，你还得有退票的地方，而有退票的地方，也得有人，你想退票，还得带着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文件，虽然退票很快，但退完的票由于之前你买过了，不管是网上还是当地火车站，都是最后一张，那么就会影响到也想坐这趟火车的人，同时还负责退票的工作人员还要再把订票状态从“无票”改成“有票”，这一过程，实际上就增加了人力成本与事件成本，且降低了办事效率，把个人的这一行为，放大到整个国家层面来看，那就是非同小可的大问题了。
所以制定一种新的举措，设立一种新的机关或者机构，所要考虑的方面不止一种，而是要将整个体系考虑在内，不然设立不当，极易给国家的正常运转增添负担。
从这个角度来说，“疏不设防”这一点，其实正反皆对，如此看来也不矛盾，因为本身这件事有利也有弊，利在于，方便百姓通行，节约修建城防，管理城防的所需费用，而弊端则是体现出北宋时期太过于崇尚自由的文化氛围，以及对军事实力的不重视，这种不重视千百年来争论不休，以小见大，以点看面，大多数意见皆认为不重军事，成了北宋后来灭亡的关键原因之一。
另外补充一点，宋朝汴京不设城防，没有所谓的“路引制”，导致宋朝汴梁城内聚集大批乞丐，而寻常百姓过街，乞丐也会沿街乞讨，致使鱼龙混杂，经常会出现乞丐拦路乞讨的情况，这也是由于经济繁荣而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体现，同时拦路行乞这种本该同情的行为，在描绘北宋繁荣气象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我想，这或许也能成为证明宋朝社会风气开放的一例佐证，毕竟如果大宋朝廷对城市人口严加管制，如效仿明朝初期严格的户籍制度，那么我们也就很难在《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如此之多的乞丐了，基本上有伤风化的现象，都会被阻隔于都城之外。
（红框内：讨钱乞丐）
总结来说，通过不设城防的一面，我们也能看出北宋时期对于整个城市安全管理的松弛，或者说是惠民，这一点从宋朝废除宵禁，或者放松宵禁制度上就能看出。
由于北宋统治者着重发展经济的大局意识，包括宋太祖本人在开国之初定下的基调，对于城市内部的安防，也是能放松就放松，从侧面证明出这种意识并非对待军事的薄弱，相反正是从大力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考量，才有意放开城市安全管制，从而也让我们能通过这种实质性的举措，从后人的角度，了解到宋朝时期的开放性。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太祖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
而翻开《东京梦梁录》，更可看出，宋太祖取消了中国历史上存在千年之久的宵禁后，的确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
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
可见当时的夜市之热闹，直到“三更”才尽，而不过两个时辰，到了五更接着再开张，照样与白天一样热闹，“通晓不绝”，甚至就连冬天下大雪时，亦如此。
（《清明上河图》繁华夜市灯牌）
所以我个人认为，要说北宋时期的当局狂妄自大，算是万万谈不上，若说足够自信，当然也是模棱两可，但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使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为了经济繁荣，北宋的皇帝们，选择性的取消了一些在他们眼里可能看似累赘的措施，从而惠及于民，使百姓得到实际的便利，倒也算是一种开明前卫的思想，并以此展现出大宋统治者的开放而又包容的治国理念，使我们后人能在解读过往的历史时，了解到宋朝独一无二的开放性，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赞同上文所说的正方观点。
然而还是那句老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从根本上放松城防，并将这种开放的理念过度舒张，乃至延伸到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的确也体现出对待军事力量的不重视，从而为后来的北宋早早灭亡埋下了隐患。
（宋徽、钦二帝被俘）
而这本身也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假如设立城防，每座城池又得多花费银子来修筑城防设施，以及设立各种城防机关与机构，增添各类城防人力，那么对于北宋之初，尤其是刚刚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国家才刚刚完成南北统一，经济刚刚开始逐步复苏的发展时期，更是为天下百姓增添了负担，毕竟朝廷需要的各项经费，主要还是来源于赋税。
而赋税，自然是来之于民，正如当年劝诫宋仁宗不要修筑大型城壕，以免劳民伤财的范祖禹所言：
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三十年无山川之险可恃。
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
在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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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明代的路引--《集邮博览》2002年01期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明·仇英本《清明上河图》
《弘治会典》：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凡军民无文引，及内官、内使来历不明、有藏匿寺庙者，必须擒拿送官。
《蒹葭堂杂著摘抄》：回籍之日，付本府长史司，验引发落。
《明太祖实录·卷八三》:常州府吕城巡检司，盘获民无路引者，送法司论罪。
凡不应给路引之人而给引，若冒名告给引，及以所给引转与他人者，并杖八十。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太祖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
《东京梦华录》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
《名臣奏议·卷三一六》：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二十年无山川之险可恃，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
钱品聚
很开放！宋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政治最开明、经济最富庶、文人地位最高、人民最具幸福感的朝代。这么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怎么会不开放呢？
曾经有人问我，如果穿越你会去哪个朝代，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宋。一方面是因为喜欢宋词，另一方面，宋朝其实是与我们心理距离最接近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我讲几点刚好来回答问题。
一是人民自由
在宋代，人们其实是相对自由的，大家都说唐朝是很开放的，但他们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一般人其实很难迁徙，跟别说出去瞎玩。而宋代则不同，允许人口流动，并且还有言论自由以及结社自由。先说言论自由，你可以随意讽刺甚至写诗嘲笑皇帝和王公大臣，且不会有人处罚你。有宋一代，文人几乎没有被处死的。结社自由说白就是现在的开办社团合法，在宋朝，人们根据个人喜好可以组建足球俱乐部，还有妓女组建诗社等，都是常见的，有没有觉得跟现在很像。
二是女性问题
女性地位较高，注重男女平等，妇女并不全是男子的附庸，一个社会文明的开放程度很大程度上看女性地位就可以提现。举个例子，有诗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形容的就是女子与丈夫在街上行走手拉手，这在很多朝代不能忍受的。
再就是青楼女子这个群体。在宋代去红灯区是合法的，如果你去了宋，看到一些酒家门前的红栀子登上盖着灯罩，表明这家店有特殊服务。并且相对于唐朝，她们的命运和地位也是颇高的，至少不会被随意杀害虐待，文化素质也较高，比如柳永的词则都是通过妓女传播，成为宋代第一网红。
三是管理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宋代经济空前发展，有一套先进的管理体制，无论是城市运营，据统计，宋朝的城市化为20%，高于任何其他朝代。城市里有完善排水系统，甚至还有消防队灭火，这里就要提到元宵节灯会，在辛弃疾和欧阳修的诗词里可以看到一些繁华的描述。全城放烟火，防火就必不可少。还有在打官司的时，也不是电视剧里那样的需要给官员下跪，而是平等诉讼，可见人权也有一定保障。
关于宋朝的趣事太多，推荐去看清明上河图，很多有意思的画面。举个例子，有一细节，一对夫妻在卖花，小娘子把手搁在丈夫肩上，动作亲昵，这时候两顶轿子路过，前面的轿夫撇过头看这对夫妻，结果把轿子抬歪了。
每天读宋词
宋朝是中国封建王朝里一个特有的里程碑式的王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国家军事实力来讲，宅是所有封建王朝里最弱；以经济实力和文化发展方面来讲，确又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顶峰。
在以汉族为主的封建王朝里有秦悍、汉猛、强唐、弱宋、硬明来概括各朝特点，宋朝确实是最弱的。由于古代中国国家的强弱主要以军事实力来衡量，因此宋朝在对外关系上就不能够强硬，就必须对外开放才能免遭欺辱、侵犯，所以在对北面的辽国、西北面的西夏采取的都是边境集市贸易，用中原的物资、特产、锦丝、字画古玩等大量进行贸易，赚取这两国的钱财，就这样进行的贸易开放政策长达百年，最终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富得流油，文化事业开明发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状态；而另一面的辽和西夏由于把大量钱财用于购买中原物品，变得越来越穷，连最起码的军事装备都无钱补充了，没用多久，这两国就很快被兴起的金国俗灭了。
所以，宋朝是最为开放的一个封建朝代。
佛前听法音
有宋一代(北南兩段)，從思想史的角度分析，是中國歷史由唐代開放至明清保守思想之轉折點。
從思想舆文化的角度看，唐代無疑爲開放之頂峰。唐太宗引入佛敎，豐富了傳統文化與思想資源，武后當政實行了面向關東地主的優惠政策，終使“南朝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唐玄宗更可說是私生活與藝術等方面開放之頂峰。顏字李詩便是經典，臃容大度，文彩照人。唐代佛像更是華貴寬博。
但是，偉大的唐朝留給宋代的不全是美好的記憶。那么強大的唐朝還在開元之治的巔峯，便頃刻卷入安史之亂的旋涡，從此漸入藩鎮割據之亂離局面，難道宋人會不作思考，難道文人會不再總結前代敎訓？
宋趙靖平，在政治方面帝王汲取唐代教訓，削減武官勢力，提高文官地位。所以宋代文化不遑多讓。但降低武將地位的結果是戰力大弱，致使北方敵人常犯邊塞，宋軍敗多勝少。有幸戰勝的，也是楊家將嶽家軍這類家族武装。
在思想與文化領域，留給宋代文人的包袱更爲沉重。怎樣解決思想資源之匱乏，宋代文人從儒道佛諸家中都未找到出路。最終從北宋直到南宋，文人們才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一條路，那就是一一理學。
宋明理學之根在儒家文化，但催生其萌芽的還是韓愈。他堅持反對佛學，主張道統的觀點，應是儒學第二次振興。但韓畢竟勢單，不能全方位提出理學思想。故待宋朱周二程才響亮喊出口號: 滅人欲，存人倫。這口號無疑是針對人欲横流的唐人喊出的。
後卋多對宋明理學評價不高，但夲人對宋代文人的思考還是很欣賞的。雖則理學壓抑了人性，但在那個時代怕是别無另選的。雖然今人還在批評宋人轉向保守，但私以爲在傳統的農耕社會，還真難找到更適合人們的生活方式與心靈的思想資源。
暨阳人也
包拯喷仁宗一脸唾沫，取缔宵禁夜生活很嗨，农民穿丝绸，宋太宗要修宫殿碰见钉子户只能作罢，李清照把丈夫休了，宋徽宗与李师师宫廷爱情，足球强国大宋蹴鞠。天冷了朝廷给老百姓发柴火钱。大宋只有你想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