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危难之时，我们不能不闻不问。
1936—1938:从“红小鬼”到共产主义者，青年如何在斗争中成长
1934年10月开始，中央主力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血与火并存，这是一场被载入史册的伟大征途。在长征中，红军共进行了大小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和24条大河，爬雪山过草地，行程逾二万五千里。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长征进程中的1936年5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主持了红军东征工作团的总结会。会上，他听说大家一致认为胡耀邦是筹粮工作的模范，便高兴地问道：“哪一个叫胡耀邦？站起来给我看看。”
胡耀邦激动地站了起来。毛泽东一看就笑了：“是个幼稚味还未完全脱掉的同志嘛！”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胡耀邦。但是胡耀邦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则是在1927年，12岁的胡耀邦还在家乡湖南浏阳读小学。那年9月的一个早上，胡耀邦和表哥杨勇看到操场上聚集了很多当兵的，就趴在学校围墙的豁口上围观，一个穿着白色土布褂子的高个子正在队伍前作动员讲话。“用小石子打破蒋介石的大水缸”，这话让人印象深刻。这个高个子就是毛泽东，胡耀邦那天目睹的便是“秋收起义”。
胡耀邦在县城中学读书时，国民党县党部曾有一个要员到学校上训育课，要求学生们“要紧的是做学问，要安分守己，毕业后为国家做事业，为个人争前途”。但少年胡耀邦却有不同的认识，“我看天下并不太平，列强尚未打倒，军阀仍然存在。我们学生当然要读书，但要关心国家大事。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危难之时，我们岂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国家不太平，书也读不成。”
国家危难之时，我们不能不闻不问，这样以天下为己任的“表白”掷地有声。
1929年冬，14岁的胡耀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经中共湘东特委挑选，胡耀邦到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儿童局工作。临行前，他对一些不太理解他的同学说：男儿怎能恋守几亩地几间房，要离家出去。1931年秋，胡耀邦担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31年7月，《中国青年》在江西瑞金以《青年实话》的刊名出版，从1932年第20期起为共产儿童团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儿童栏”，当时人们习惯称之为“儿童实话”。1932年第25期的《青年实话》就刊载了胡耀邦写的《我们这里的情形（闽赣通讯）》，报道了茶陵、永新、莲花等地儿童团慰问红军的生动情景。
1933年初，胡耀邦被调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部长、青年部部长。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长征中曾在中央工作团和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工作。1936年4月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部长等职。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1937年4月12日，延安召开了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的决议》，决定建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作为全国青年救国会成立前现有各地青年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冯文彬、胡耀邦等9人为当选常委。
1937年春，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将设在保安的“西北抗日红军大学”迁往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不久，胡耀邦来到抗大第二期一队学习。抗大二期共有学员2767人，绝大部分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中的高级干部，也有部分从全国各地来延安投身抗日的爱国青年。胡耀邦在抗大认真听讲，勤奋学习，学习成绩居全班之冠，受到领导和学员的好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适应抗日前线对干部的迫切需要，抗大二期学生提前毕业，学员们大都奔赴前方。但毛泽东将胡耀邦留下，与另外27名同志一起编成了抗大高级研究班，继续学习。胡耀邦潜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著作，政治理论和马列主义水平提高很快。有一次，毛泽东到抗大召开座谈会，倾听大家对办好抗大的意见。胡耀邦在会上发言，提出了办好抗大的三点意见，很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还根据胡耀邦提供的抗大学员思想状况材料，写出了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
是年秋天，胡耀邦从抗大毕业，经毛泽东推荐，担任了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这一年，他只有22岁，差不多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同龄。
这一时期，胡耀邦还担负着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这个任务，对于年轻的胡耀邦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过去吸收党员时，一般只是问对方：“哪里人？家里共几口？以往干过些什么？愿意参加共产党吗？”但是到了30年代末，这种问答式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抗大的知识分子情况较为复杂，他们单在简历材料上所写的历史情况和社会关系往往就达数千字，比起以往那些农民出身的党员情况要复杂得多。胡耀邦不仅要亲自审查每份入党积极分子的材料，提出问题，还要同他们个别谈话，向他们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通过做思想工作，胡耀邦使很多青年在政治上理解了党的基本方针，树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并将他们当中的积极分子尽可能多地吸收到党内来。经过胡耀邦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抗大第三期的知识分子学员中有将近百分之七十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力量。
胡耀邦与共青团的关系非常紧密。除了在延安时期从事青年工作，1949年4月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当选为团中央委员。1952年以后，他还担任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
胡耀邦的性格开朗，工作风格细腻，从湖南的革命经历一路走来，每一个曾与胡耀邦谈过话的人，“都难忘他那种让人如沐春风的情怀。他像一团火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很多团干部还记得胡耀邦在青年团的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在团中央工字楼前的院子里接见团中央机关干部，他站在水池边上，“留着平头，个子较矮，稍瘦，长得很秀气，显得很精神，完全是一个小青年的模样”。胡耀邦对他的同事们说：“如果同志们发现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有什么缺点错误，要大胆地提出批评，也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也就是提意见！告状！”这个讲话，博得了一片掌声。他提出大家要互相以名字相称，不称呼职务，“大家都要叫胡耀邦，不要叫书记。”自此以后，在胡耀邦任职团中央的十余年里，书记处的书记、机关干部、秘书、工勤人员甚至食堂的大师傅、传达室的老大爷，都亲切地叫他“耀邦同志”。后来担任过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宝顺回忆说：“团中央至今不搞特殊化，同志之间不称官衔，就是耀邦同志那时开创的好风气。”
胡耀邦同志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青年》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长达13年，曾多次亲自指导杂志编辑工作，为杂志的编刊宗旨、栏目设计、报道重点出谋划策。1988年《中国青年》创刊65周年，胡耀邦亲笔题词：“长风送乳燕，摘斗传佳音。”他曾明确概括《中国青年》的办刊特点：“《中国青年》并不是一般的刊物，而是充满着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刊物，那么它就应该有思想的权威，这就是我们杂志的个性。”（文-郝志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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