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於李新宇《五四運動的三大“領袖”》。原載於《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轉自：孫立平社會觀察
講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第一個就講段錫朋，一些人可能不大習慣。因為到目前為止，出版物還沒有哪一種是這樣講的。
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三人的命運是一樣的，都是現代史上的失蹤者。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之後，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雖然教科書基本上依然如故，但由於知識界出現的回望熱潮，傅斯年、羅家倫很快與胡適等人一起浮上水面，在一些讀者面前不再是陌生人。段錫朋的情況卻有些不同：一是他沒有留下著作，二是他從事的工作與知識界關係不大，三是他與這些年走紅的歷史人物少有關聯。如此一來，他的名字就依然比較陌生。這種情況嚴重影響到當代人對歷史的認識，甚至一些嚴肅的學者致力於還原歷史真相，也往往只是恢復了傅斯年和羅家倫的歷史地位，而段錫朋即使被提到，也是列在他們之後。但在事實上，五四運動的第一號學生領袖不是傅斯年，也不是羅家倫，而是段錫朋。
回到歷史現場，考察當時人們的看法，段錫朋的領袖地位是公認的，也是無疑義的。羅家倫也是公認的學生領袖，但他說過這樣一段話：“發生五四運動的因素甚多，此地不必討論，可是當年在知識青年群中始終其事的實際領導者，除了書詒——段錫朋——而外，沒有哪一個當得起這名稱。” 傅斯年也是公認的學生領袖，但據羅家倫的說法 ，在當時的同學和朋友中，他與傅斯年最親近，而傅斯年最佩服的卻是段錫朋。
段錫朋的領袖地位之所以無人能比，還在於他實際承擔的領導職務：一是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他已經是著名的學生領袖；二是在五四運動之中，他是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會長，又是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的會長，同時又是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會長。這些職務，傅斯年和羅家倫沒有擔任過，別的人更無法與他相比。
那麼，段錫朋這顆學運之星是如何升起的呢？我們不妨做一些簡單的考察。
段錫朋是江西永新人，生於1896年，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一般傳記說他是1916年考入北大法學科，但這是不對的，因為五四運動爆發時了在法學科是事實，但1916年考入北大時，進的卻是商科。是因為蔡元培掌校後調整系科，他才被劃入法科。五四運動爆發之前，段錫朋已經是北大學生幹事會的總務主任。他的這種領袖地位是在一年之前形成的。那是1918年5月，北京爆發了現代中國的第一次學生運動。運動的起因是中日兩國簽訂《中日防敵軍事協定》，留日學生回國抗議，北大學生起而響應。5月20日晚，北大學生集會，決定第二天與工專、法專、高師等院校一起赴總統府請願，要求大總統不要在條約上蓋印。5月21日上午，各校學生來到總統府，在會客室前要求見總統。總統馮國璋派北京市長王志襄、步兵統領李階平等接見學生，勸他們回校，學生不答應，馮國璋只好親自出來會見學生，並與13名學生代表交談。這13位學生代表中有北大的5位：段錫朋、雷國能、易克嶷、方豪和許德珩。據天津《大公報》1918年5月22日報道，面對學生的質問，馮國璋耐心地做了解釋。他讓人找來條約原件，一條條讀給學生聽，然後告訴他們：這份條約“非正式條約”，“非如外間所傳為亡國條件”，為了國家的利益，這條約還是應該籤。結果是總統成功地說服了學生，學生比較滿意地離開了總統府。正是在這次運動中，段錫朋和羅家倫都成了引人注目的領袖人物。
這次運動之後，學生成立了國民愛國社（稍後改為國民救國社），段錫朋是負責人之一。到1918年10月，在學生救國會的基礎是組織《國民》雜誌社，鄧中夏、許德珩、周炳林任雜誌編輯，謝紹敏任調查股主任，張國燾作任總務股幹事，段錫朋任評議部議長。1919年3月，北京大學成立學生幹事會，段錫朋成為領導人之一。
至1919年5月3日，蔡元培接受汪大燮等人的提議，要依靠學生的力量督促政府拒絕簽約，找來的學生領袖中，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都是新潮社成員，國民社只有一個段錫朋。但是，5月3日晚上召集並主持會議的卻是段錫朋。會議開始之後，才根據當時流行的做法，首先推選本次大會主席。然而，在這次會上，他又被推舉為5月4日天安門廣場集會的主席。因為5月3日晚上的會議是緊急召開的，時間倉促，有些院校沒有通知到，所以在5月4日上午段錫朋又聯絡各校在工專召開各校代表會議，佈置下午的集會和遊行。
5月4日下午，段錫朋作為大會主席主持了會議，接下來的遊行由傅斯年指揮，但段錫朋仍然擔負著領導責任。這從一些回憶材料中可以看出，比如據當時北京高師數學系四年級學生匡互生回憶，火燒趙家樓時，學生們走進曹宅，先要找曹汝霖理論，遍找不到，匡互生就取出火柴準備放火。“事為段錫朋所發現，阻止匡互生說：‘我負不了責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結果仍舊放了火。” 眾所周知，在改革開放之前大陸關於五四的回憶材料中，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的名字很少出現，出現時則大多是反面形象。但從這種“阻撓革命”的行為看，段錫朋的確在為運動負責。
根據羅家倫的回憶，段錫朋在5月4日之前工作並不十分主動，但在同學們被捕之後，他卻挺身而出，顯示了領袖氣度。羅家倫是這樣說的：“到了五五那天的下午，事件愈加擴大，情勢非常嚴重，眾議不免紛紜的時候，書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熱忱的姿態，突現於全體北大同學和整個北京專科以上學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藍舊布長衫，可是他的言論，他的主張，他的氣慨，他發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為大家心悅誠服的領導者。”
就是在5月5日那一天，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成立，段錫朋當選會長。
5月6日下午，各校代表3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禮堂開會，成立北京學生聯合會，段錫朋再次被推舉為會長。在那次會議上，通過了北京學聯的一系列文件，包括給大總統和教育部上書，包括關於罷課的決議。
6月5日，段錫朋與羅家倫等作為北京學生的代表在上海參加各界代表聯席會議。會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聯合會。段錫朋在會上介紹了北京學生運動的情況，號召學生、工人和商人支持北京的學生運動，推動會議做出了罷學、罷工、罷市的決議。
段錫朋的確是傑出的領袖人才。在上海期間，他聯合上海各大學一起向全國各大學發出通知，請他們到上海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議。6 月16 日，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在上海召開，段錫朋主持了會議，並當選為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
正是這一切，使他成了五四學生領袖中的第一號人物。
段錫朋的組織才能和服務精神深受同學們愛戴，人們稱他為“我們的段總理”。對於當時的北大學生而言，有兩個“段總理”，一個是段錫朋，另一個是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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