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于李新宇《五四运动的三大“领袖”》。原载于《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转自：孙立平社会观察
讲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第一个就讲段锡朋，一些人可能不大习惯。因为到目前为止，出版物还没有哪一种是这样讲的。
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三人的命运是一样的，都是现代史上的失踪者。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教科书基本上依然如故，但由于知识界出现的回望热潮，傅斯年、罗家伦很快与胡适等人一起浮上水面，在一些读者面前不再是陌生人。段锡朋的情况却有些不同：一是他没有留下著作，二是他从事的工作与知识界关系不大，三是他与这些年走红的历史人物少有关联。如此一来，他的名字就依然比较陌生。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当代人对历史的认识，甚至一些严肃的学者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也往往只是恢复了傅斯年和罗家伦的历史地位，而段锡朋即使被提到，也是列在他们之后。但在事实上，五四运动的第一号学生领袖不是傅斯年，也不是罗家伦，而是段锡朋。
回到历史现场，考察当时人们的看法，段锡朋的领袖地位是公认的，也是无疑义的。罗家伦也是公认的学生领袖，但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发生五四运动的因素甚多，此地不必讨论，可是当年在知识青年群中始终其事的实际领导者，除了书诒——段锡朋——而外，没有哪一个当得起这名称。” 傅斯年也是公认的学生领袖，但据罗家伦的说法 ，在当时的同学和朋友中，他与傅斯年最亲近，而傅斯年最佩服的却是段锡朋。
段锡朋的领袖地位之所以无人能比，还在于他实际承担的领导职务：一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他已经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二是在五四运动之中，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会长，又是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会长，同时又是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这些职务，傅斯年和罗家伦没有担任过，别的人更无法与他相比。
那么，段锡朋这颗学运之星是如何升起的呢？我们不妨做一些简单的考察。
段锡朋是江西永新人，生于1896年，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一般传记说他是1916年考入北大法学科，但这是不对的，因为五四运动爆发时了在法学科是事实，但1916年考入北大时，进的却是商科。是因为蔡元培掌校后调整系科，他才被划入法科。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段锡朋已经是北大学生干事会的总务主任。他的这种领袖地位是在一年之前形成的。那是1918年5月，北京爆发了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运动的起因是中日两国签订《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回国抗议，北大学生起而响应。5月20日晚，北大学生集会，决定第二天与工专、法专、高师等院校一起赴总统府请愿，要求大总统不要在条约上盖印。5月21日上午，各校学生来到总统府，在会客室前要求见总统。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王志襄、步兵统领李阶平等接见学生，劝他们回校，学生不答应，冯国璋只好亲自出来会见学生，并与13名学生代表交谈。这13位学生代表中有北大的5位：段锡朋、雷国能、易克嶷、方豪和许德珩。据天津《大公报》1918年5月22日报道，面对学生的质问，冯国璋耐心地做了解释。他让人找来条约原件，一条条读给学生听，然后告诉他们：这份条约“非正式条约”，“非如外间所传为亡国条件”，为了国家的利益，这条约还是应该签。结果是总统成功地说服了学生，学生比较满意地离开了总统府。正是在这次运动中，段锡朋和罗家伦都成了引人注目的领袖人物。
这次运动之后，学生成立了国民爱国社（稍后改为国民救国社），段锡朋是负责人之一。到1918年10月，在学生救国会的基础是组织《国民》杂志社，邓中夏、许德珩、周炳林任杂志编辑，谢绍敏任调查股主任，张国焘作任总务股干事，段锡朋任评议部议长。1919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学生干事会，段锡朋成为领导人之一。
至1919年5月3日，蔡元培接受汪大燮等人的提议，要依靠学生的力量督促政府拒绝签约，找来的学生领袖中，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都是新潮社成员，国民社只有一个段锡朋。但是，5月3日晚上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却是段锡朋。会议开始之后，才根据当时流行的做法，首先推选本次大会主席。然而，在这次会上，他又被推举为5月4日天安门广场集会的主席。因为5月3日晚上的会议是紧急召开的，时间仓促，有些院校没有通知到，所以在5月4日上午段锡朋又联络各校在工专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布置下午的集会和游行。
5月4日下午，段锡朋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会议，接下来的游行由傅斯年指挥，但段锡朋仍然担负着领导责任。这从一些回忆材料中可以看出，比如据当时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回忆，火烧赵家楼时，学生们走进曹宅，先要找曹汝霖理论，遍找不到，匡互生就取出火柴准备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关于五四的回忆材料中，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名字很少出现，出现时则大多是反面形象。但从这种“阻挠革命”的行为看，段锡朋的确在为运动负责。
根据罗家伦的回忆，段锡朋在5月4日之前工作并不十分主动，但在同学们被捕之后，他却挺身而出，显示了领袖气度。罗家伦是这样说的：“到了五五那天的下午，事件愈加扩大，情势非常严重，众议不免纷纭的时候，书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突现于全体北大同学和整个北京专科以上学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蓝旧布长衫，可是他的言论，他的主张，他的气慨，他发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导者。”
就是在5月5日那一天，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段锡朋当选会长。
5月6日下午，各校代表3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礼堂开会，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段锡朋再次被推举为会长。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北京学联的一系列文件，包括给大总统和教育部上书，包括关于罢课的决议。
6月5日，段锡朋与罗家伦等作为北京学生的代表在上海参加各界代表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段锡朋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号召学生、工人和商人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推动会议做出了罢学、罢工、罢市的决议。
段锡朋的确是杰出的领袖人才。在上海期间，他联合上海各大学一起向全国各大学发出通知，请他们到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议。6 月16 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段锡朋主持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
正是这一切，使他成了五四学生领袖中的第一号人物。
段锡朋的组织才能和服务精神深受同学们爱戴，人们称他为“我们的段总理”。对于当时的北大学生而言，有两个“段总理”，一个是段锡朋，另一个是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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