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臺灣旅遊，曾一度非常熱門。如果我有機會去臺灣旅遊的話，我一定會去臺灣大學看一看，感受一下臺灣大學的氛圍，併到“傅園”拜謁一下傅斯年先生，傅斯年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一位頗具傳奇色彩和人格魅力的國學大師，尤其是在“五四青年節”時，我都會聯想到傅斯年先生，而傅斯年就是“五四運動”學生遊行隊伍的總指揮和扛大旗的那個人。
傅斯年
我第一次知道傅斯年的名字，還是從抗日戰爭“李莊時期”的歷史中認識他的，因為當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曾在那裡工作和生活。2000年前後，我在讀了費慰梅所著的《中國建築之魂——一個外國學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之後，才瞭解一點傅斯年的情況。
隨著研究傅斯年學者的增多和研究著作的陸續出版，尤其是互聯網的廣泛傳播，我對傅斯年的印象也越來越清晰，尤其在閱讀了石興澤所著的《傅斯年別傳》之後，雖然這本書不是傅斯年的傳記，但他與歷史上諸多著名人物的交往，就足以證明，傅斯年不僅僅是一個學富五車的學者，更是一個非常活躍的文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在他生活的那個年代，具有非凡的號召力和影響力。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自幼天資聰穎，國學功底深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讀書，3年之後升入北京大學文科，1918年前後，受西方“德先生”和“賽先生”思潮的影響，他與志同道合的同學羅家倫、顧頡剛、毛準等人創辦了《新潮》月刊，積極撰文倡導新文化運動，傅斯年任主編的《新潮》和陳獨秀任主編的《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兩面旗幟，而《新潮》在北平學生界更具有廣泛的影響力，這也使他成為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之一。
《新潮》雜誌
傅斯年是北京學界的風雲人物，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3000多學生遊行隊伍在天安門等地遊行，散發傳單，高呼“還我青島”、“廢除二十一條”等口號，傅斯年就是這支遊行隊伍的總指揮，他肩扛一杆大旗，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帶領學生隊伍，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史稱“五四運動”。
只是傅斯年的名字，是在五四運動過去將近一個世紀之後，才逐漸浮出歷史的水面，被國人所知曉和了解，其箇中原因，頗值得玩味和思考，至於五四時期的其他學生領袖還有誰？還有待學者們去挖掘和考證，但同是北京大學學生的羅家倫、段錫朋、鄧中夏、張國燾、黃日葵、高君宇、許德珩等人，都曾是五四運動的親歷者和參與者，並在其中發揮過積極的作用。
五四運動時期的學生領袖，無論後來的人生命運走向如何？歷史都應該記住他們，記住他們在那場偉大的愛國運動中所發揮的歷史作用，還歷史一個本來的面目，讓真實的歷史呈現在當代人的面前。
當傅斯年對新文化運動的激情退卻之後，他又重新回到了書齋，於1919年夏天，考取了庚子賠款官費留學生，遠赴英倫三島，先後進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留學，在倫敦大學時，跟隨史培曼教授攻讀實驗心理學，1923年又進入德國柏林大學，師從德國史學之父蘭克教授攻讀比較語言學和歷史學。
留學時期的傅斯年
如果當年傅斯年依舊保持著青春的熱血和思想的激情，繼續追隨陳獨秀、李大釗等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思想和足跡，也許會在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有所作為，如果歷史可以這樣假設，那未來的中國，可能少了一個學者、教育家和活動家，而多了一個職業革命者，這是個人的幸與不幸？還是國家的幸與不幸？歷史都很難給出明確的答案。
1926年冬，傅斯年應國立中山大學之聘回國，在中山大學任教授和文學院院長，在這所以孫中山先生命名的大學裡，傅斯年曾與魯迅先生有過短暫的交集。
1928年，傅斯年受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之聘，籌備建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下設歷史組、語言組、考古組和人類學四個學術研究組，並擔任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正是在這個職位上，傅斯年憑藉自己深厚的學養、廣泛的人脈和學術號召力，彙集了當時中國一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為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傳承，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即便在抗日戰爭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沒有終止學術研究活動，從1940年遷至四川李莊至1946年遷回南京，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學術機構，是在“李莊”這樣的條件下，依然從事學術研究和學術活動，並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以致“李莊”這樣一箇中國普通鄉村的知名度，僅次於戰時的重慶和昆明，當時從國外寄到中國抗戰大後方的信件，只要寫上中國—四川—李莊，收信人即可收到信件，可謂是世界郵政史上的奇蹟。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達15年之久的蔣夢麟去職，國民政府擬派傅斯年出任光復後的北京大學校長，但傅斯年以種種理由堅辭不就，轉而向蔣介石舉薦了自己的摯友和恩師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當時正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份，在美國參與籌建聯合國各組織憲章的制定，一時脫不開身，國民政府遂任命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學校長之職。
傅斯年辦公照
傅斯年自己也樂於接受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一職，其目的就是在於為胡適的順利就任而掃清一切障礙。知胡適者，傅斯年也。傅斯年深知，以胡適的學術聲望，北京大學校長一職非他莫屬，但以胡適的性格和管理能力，治理光復後的北京大學，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還是有相當大的困難。
傅斯年從1945年9月開始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到1946年9月胡適正式到任履職，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學校長的時間整整一年，這一年間，傅斯年雷厲風行、殫精竭力地忙於覆校工作，將西南聯大時期的教職員工和圖書設備平安遷回北平，同時他致力於北大“兼容幷包，思想自由”之學風的恢復，努力平息學潮，營造平和穩定的讀書環境。
傅斯年對北京大學最大的貢獻，就在於他頂著巨大的阻力和壓力，對日偽時期的“北京大學”進行清理和整頓，將偽教職員一律摒棄，堅決不予錄用，甚至包括自己的老師，偽“北大”時期文學院院長周作人，為的就是保持北京大學的純潔和五四以來的愛國傳統，從這一事件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傅斯年的高尚人格和民族氣節。
傅斯年的這一做法，胡適就並不一定能夠做到，傅斯年之所以願意替胡適代理北大校長，就是為恢復北大的學風和優良傳統著想，他知道自己的長處，也知道胡適的短處，傅斯年不允許任何人誹謗胡適，他認為別人沒有資格，但他可以隨意斥責胡適，儘管他與胡適是師生關係，但二人的關係更像是摯友，他們是一生的朋友。
傅斯年與胡適合影
傅斯年不同於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他身上不但具有山東人豪爽直言的性格，還有俠肝義膽的個性，更為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不懼任何權貴，他以“傅大炮”的獨特秉性，橫掃和痛打孔祥熙和宋子文兩位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蔣介石曾多次遊說他入閣，他都極力婉拒，為的就是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獨立的話語權，因為他知道，一旦為官踏入仕途，他也就喪失了自己的信仰和氣節。
傅斯年具有一定的領袖才能和非凡的號召力，這在他學生時期就已經暫露頭角，並在五四運動前後達到一個高峰，他自1928年籌建歷史語言研究所並出任所長開始，擔任這一職務達23年之久，直至去世為止，也堪稱是奇蹟。
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學校長一年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他的這一履職經歷，也讓他成為臺灣大學校長最合適的人選。1948年12月22日，國民政府教育部任命傅斯年出任臺灣大學校長，但遭到傅斯年的嚴詞拒絕，經時任教育部長朱家驊等人遊說，傅斯年才於1949年1月20日正式抵校履職，直到他1950年12月20日上午突發腦溢血離世，他在臺灣大學校長的任上還不滿二年。
傅斯年逝世之後，蔣介石親臨追悼會致祭，參加追悼會者達5000餘人，可謂規模宏大，各界人士致送輓聯270餘幅，其中吳稚暉、于右任、葉公超等人的輓聯讚頌了傅斯年一生事蹟和崇高人格，吳稚暉輓聯雲：“成學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長，孑民外一人。”于右任輓聯曰：“是子路，是顏回，是天下強者；為自由，為正義，為時代青年。”葉公超輓聯雲：“有正義感，說老實話，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餘勇氣何來？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學風，嚴真偽辯，人云然，君詎盡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長存。”而臺灣大學全體師生的輓聯是：“早開風氣，是一代宗師，吾道非歟？浮海說三千弟子；忍看銘旌，正滿天雲物，斯人去也，哀鴻況百萬蒼生。”表達了對傅斯年校長的哀悼和追思。
歷史選擇了傅斯年，是臺灣大學的榮幸。如果沒有傅斯年對臺灣大學大刀闊斧的改革和治理，臺灣大學想要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並奠定一個現代大學的基礎，的確是讓人難以想象的。
傅斯年在當年那樣一個異常動盪的時局中接手臺灣大學，他以自己非凡的辦學理念和行政管理才能，將一個日本殖民地時期建立的大學，徹底改造為一所現代大學。傅斯年將北京大學的優良傳統和學術基因，成功地移植到臺灣大學，使之成為孤島上的“北京大學”，讓臺灣大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持了一所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尊嚴。
傅斯年一生沒有加入任何黨派，雖然他的一生與國民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他始終保持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與尊嚴，在他臺灣大學不到二年的任期內，傅斯年以自己的勇氣和魄力，始終拒絕“三民主義”進入校園，能夠做到這一點者，也唯有傅斯年一人耳。
傅斯年儘管只當了三年的大學校長，北京大學一年，臺灣大學二年，而且是在非其所願的情況下就任的，但他的名字足以被列入中國近現代大學著名校長的“光榮榜”，堪稱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傑出的教育家。
傅斯年學貫中西，有一套自己的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其辦學宗旨歸納起來就是——1、大學必須獨立。2、學術必須自由。3、嚴格遴選校長。4、聘用頂尖教授。5、錄取專長學生。
為了紀念傅斯年，臺灣大學仿照美國佛吉尼亞大學，為其創始人——美國第3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在校園內建造陵墓之例，將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校園內植物園中，並建堂一座，人稱“傅園”，在校行政辦公大樓前，鑄鈡一口，人稱“傅鈡”，以此紀念傅斯年，由此可見傅斯年在臺灣大學師生心中的位置。
臺灣大學校園中的“傅園”
傑斐遜總統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也是美國曆任總統中最具智慧的總統，而傅斯年的聰穎和智慧，也使他在許多領域，為中華民族做出了傑出的歷史貢獻，他深厚的國學造詣，即使在他學生時代，也比他的老師胡適高出一籌。
“傅鈡”上鑄有八個字：敦品 勵學 愛國 愛人，這是傅斯年為臺灣大學擬定的校訓，一直被臺灣大學師生奉為做人的準則。傅斯年並非臺灣大學創始人，在校時間也僅僅只有二年不到的時間，但他對臺灣大學產生的影響，恐無人能出其右，可能即前無古人，也後無來者。
“傅鈡”下有一塊牌匾， 上面寫著傅斯年的名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每當臺大校園的“傅鈡”響起時，都是二十一響，猶如二十一響的迎賓禮炮，臺大人以最高禮節，向老校長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臺大人是真誠和善良的，他們沒有因風雲變化和歲月流逝而忘記老校長傅斯年，68年的風風雨雨，68年的歲月年輪，但傅斯年始終是臺灣大學的圖騰和象徵。
詩人臧克家有詩曰：“有的人活著 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著。”傅斯年留給臺灣大學最為主要的精神遺產，有人曾這樣定義：“一個學術的風格，一種自由開放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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