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夏朝建立距今已約4000年，這期間中國歷史已有文字可考。夏朝再向前推1000年，屬於中國歷史上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被稱作史前文明時期。那個時期沒有文字，社會組織只有部落，部落裡有首領。那麼，部落中的首領們都是誰呢？
因政治需要而編造的史前首領
史前文明時沒有文字，只有石器文化，自然部落首領的事就沒有記載。之後進入夏商周三朝，這期間有了文字，可是直到東周後期（也是春秋末期），三朝已跨時近1600年，這期間還是沒有關於史前部落首領的記載。
公元前475年，中華大地進入戰國時期。也就是在這個時期，過去近兩千年間都沒有任何文字記載的史前部落首領們的名字，卻突然大批冒了出來。這與當時的政治需要有關。
戰國時群雄逐鹿，中華大地分裂成許多國家，各國統治者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和擴大版圖，除去不斷地征戰外，還需要思想家和知識分子從治國理念、謀策和文化上的支持。與此需求相伴，社會上迅速產生了一大批不同觀點的思想家。這些人為了說服各國統治者接受自己的觀點、謀策和政治主張，或者排斥與自己意見不同的派別，開始到處遊說。
他們遊說時，為了證明自己是唯一正確的，常常喜歡引證。比如，他們常以史前部落首領的行為、語言為論據，會採取這樣的句式：“昔某某帝曰……”“昔某某帝曾……”，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是有根據的。這個方法很有效，往往使對方被說服或者啞口無言。
很快，一大批所謂的史前部落首領的名字和形象就被各學派“發現”和“編造”了出來。而且這些新首領們還非常具體，有血有肉，活靈活現。比如當時這些首領都是誰，做了什麼，說了什麼，甚至連說話的長短、語氣、表情都有。充分展現了戰國思想家們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才能。
編造何其多
顯然，戰國思想家們突擊編造的這些史前首領們的形象和言行，在辯論和遊說時都派上了用場。那麼，他們到底編造出了多少史前部落首領？僅從現在能看到的諸子百家的典籍記載來數，也有200名左右。
儒家開始的時候，在《國語》《左轉》中寫了12個人：炎帝、黃帝、共工、大暤、少暤、顓頊、高陽、高辛、帝鴻、金天、伯翳、祝融。後來他們又加上了堯帝和舜帝，成了14個人。到戰國末期，他們將這些人簡化成了5個人，稱“五帝”，不過這五人他們當時的說法前後並不一致。比如《大戴禮記》說是：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而《禮記·月令》說是：大皞、炎帝、黃帝、少暤、顓頊。《易經·系詞》則說是：包犧、神農、黃帝、堯、舜。
其他各家在名單上互相有交叉、吸收和借鑑，但都是為自己的觀點服務的。
漢朝人選定了儒家的“五帝”說
漢代人對史前部落首領繼續有編造。比如有人設計出了“九皇五帝三王二代”之說。還有人設計過一個更加遙遠的神人祖先叫“盤古”。不過漢朝的主流是延續戰國時儒家的說法。
對此做了重要工作的是司馬遷。他對儒家史前部落首領的說法重新進行了取捨和編排，比如他不再讓神農、蚩尤、炎帝作為正式帝系，而只是作為黃帝的戰爭對手。把禹、皋陶、后稷、伯夷、彭祖等人，都降成舜帝的大臣。只留下五個人形成了新的“五帝說”：黃帝、顓頊、嚳帝、堯帝、虞舜。
另外，司馬遷在寫這五個人時，認為戰國人描述的“其文不雅馴”，即語言不好，他便在選擇“其言尤雅者”的基礎上，又展開想象的翅膀，儘量使其“雅馴”起來。例如，他讓五帝們事蹟更加豐滿，對話大量出現，還讓五人有了祖輩血緣關係。
但是，司馬遷在設計他們的祖輩關係時並不縝密。比如，夏禹本來是虞舜的兒子輩，可是他在敘述時，讓顓頊與夏禹相隔了兩代，讓顓頊與虞舜相隔了六代，這樣晚輩夏禹就成了前輩虞舜的高祖父了。
被無限美化的黃帝和堯帝
自司馬遷之後，歷朝歷代從治國化民的目的出發，統治階級和文人聯手，繼續對五帝的事蹟進行再擴大和再組合，後來乾脆把五人的事蹟集中在了兩個人身上，即黃帝和堯帝。
黃帝是作為“人文初祖”來塑造的。就是說他最早給人們發明衣裳、舟車、房子，還命臣子伶倫制樂器，大撓定干支，倉頡造文字，命妻子嫘祖教人們養蠶。他統治時期，中華大地天下大治，人民安居樂業，民族統一。可見，如此優秀的一個史前首領，華夏始祖的資格非他莫屬。
可是，人們覺得僅僅這樣神化黃帝一人還不夠，因為在統治思想上，儒家主張“仁政”和“德治”。歷朝統治階級和為其服務的文人，為了體現這一思想，很需要再樹一個以“仁政”和“德治”為範本的典型，他們選中了堯帝。
戰國時期的儒家對堯帝的描述還是簡單的。即使司馬遷寫的《史記·五帝本紀》，對堯帝的描述也還不如對虞舜著墨多。後來的歷代統治階級和文人加大了對堯帝的渲染和拔高，甚至幾乎到了把他神化的程度。
對史前首領我們應持的態度
畢竟，儒家和司馬遷的“五帝說”，還有關於神農、炎帝、蚩尤的傳說，已經流傳至今，中華民族也已經約定俗成。從形象化和符號化的角度說，這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在無法確切知道和證明到底史前部落首領都有誰、都是誰的情況下，中華民族不能沒有名義上的“共祖”，這些遠古人物形象，對於今天華夏民族的團結和凝聚，還是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只是應該注意的是，在沒有發現新的考古證據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對這些史前部落首領形象化、符號化，卻還不能急於把他們歷史化。比如，現在有人把儒家留下的那些書籍作證據，進行所謂的“五帝確有其人其事”的“考證”，就沒什麼意義——用儒家的書籍證明儒家的觀點，只能是一種代替儒家的自說自話而已。另外，現在有的地方熱衷於爭搶“五帝”的出生地、活動地、交戰地、後裔分佈地等等，其目的恐怕就不是在歷史而是在現實、不是在學術而是在其他了。
當前，要想對史前部落首領做歷史化的認定，只有呼喚、等待和寄希望於新的考古技術和考古成果的出現，舍此別無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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