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21 17:07 | 浙江新聞客戶端 | 通訊員 羅蘭芬
區委、區政府積極響應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融杭聯甬接滬”，特別是立足建設紹興市“接滬橋頭堡”的定位，通過考察學習、對接洽談、項目簽約、招才引智、文旅農推介等專場活動，全力融入、全面接軌，進一步加強與上海全方位、多領域、深層次對接。本文通過上虞接軌上海歷史文化元素的探索，說明上海和上虞兩地經濟歷史人文的淵源及融合的必然性，對於現在我們全力打造接軌上海橋頭堡、長三角後花園和杭州灣高端智造基地，不無啟迪。
標題中的前一個“上”指“上虞”，後一個“上”指“上海”，意思是上虞主動接軌上海，是天作之合。上虞與上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因此接軌上海、接受輻射是上虞人一直以來孜孜不倦的追求。前階段，筆者通過對黨史和地方誌資料進行梳理，發現上虞和上海歷史淵源深厚，交集元素眾多。
一、紅色霞光輝耀兩地
1918-1937年，上海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和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前沿陣地，眾多上虞人紛紛赴上海參加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
老上海
辛亥革命時期，民主革命家陶成章的妻子崧廈人孫曉雲，協助組織女子光復軍、參加女子剪辮隊、參加上海之役，為辛亥革命勝利作出貢獻，1965年病逝於上海。陳溪人夏達才1940年5月到上海經商，期間被日軍拘捕嚴刑拷打堅貞不屈，解放後又遷居上海，1961年7月被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是上海市6位辛亥革命老人之一。
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建立，成為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在此前後，上虞的王一飛、葉天底等一些進步知識青年先後走出家鄉來到上海，兩人都進入上海共產黨小組創辦的外國語學社學習，均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早期團員。王一飛和葉天底堪稱中國共產黨上虞歷史上的“雙傑”，他們在改造自己世界觀的同時，通過信函、回家探親等機會，使馬克思主義在上虞迅速傳播，啟發了上虞的有志青年陸續走上革命道路，促進了上虞早期共產主義思想的發展和共產主義者的成長。
在上海接受革命思想、積極參加革命和抗日戰爭甚至犧牲的還有：陳安芳、殷夫、連德生、周達明、何雲、糜雲輝、章輔、李偉炯、張珊珠、杜剛、陳樹谷、朱性善、嚴庚初等等，這些有志青年或到上海求學或在上海工作，受馬克思主義進步思想影響參加革命犧牲或積勞成疾去世。
部分歷經千難萬險的上虞青年參加解放上海戰爭，後擔任上海市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接管上海，如陳養山、戚銘渠，其他還有鬍子嬰、陸志仁、石甘棠等。
二、文化傳播香飄兩地
20世紀初的上海，是五四新文化傳播的高地，一批上虞知識青年紛紛到上海求學接受新文化、新思潮。而20世紀初的上虞，因為經亨頤和夏丏尊，一些在上海求學、工作的文化名人紛紛到春暉中學任教、生活、訪友或小住，他們有的把在上海接受新文化新思潮輸送給春暉中學師生，有的在春暉這方思想自由、山水秀美的環境裡生髮新文化新芽，形成了清新、平實的白馬湖文學流派，然後又回到上海繼續發展並形成文化新高地。
上虞青年奔赴上海文化高地，主要在黃浦區、靜安區等租界地和閘北區，他們親幫親、友幫友，或求學或參與編輯或辦刊物，思想和學術都得到很大發展和提升，其中尤以杜亞泉和胡愈之為核心。主要人物有：杜亞泉、竺可楨、陳鶴琴、範壽康、胡愈之、吳覺農、經叔平等，其他還有孫夢旦、杜其堡、杜海生、範之傑、胡仲持、屠思聰、丁念先、徐懋庸、戚叔含、高鏡朗、金近、谷斯範、陳從周等。當代則有謝繩武、韓尚義、錢樑、陳述、朱大先、袁承業、屠鹹若、金力、袁承業等等。
1920年著名教育家經亨頤與王佐一起動員小越富商陳春瀾出資創辦春暉中學並任校長。受經亨頤人格魅力感召和夏丏尊的誠懇邀約，一批原在“一師”教書的教壇精英豐子愷、劉叔琴、劉薰宇、葉天底、朱自清、朱光潛、匡互生、章育文、劉大白、劉質平、範壽康、王文川等先後奔赴白馬湖畔教書、任職或小住，一批上海教育界、學術界的泰山北斗如蔡元培、葉聖陶、吳稚暉、俞平伯、楊賢江、黃炎培、胡愈之、何香凝、柳亞子、陳望道、李叔同、俞平伯、吳覺農、張大千等也紛紛來此執教、講學或考察，推行新教育、傳播新文化，給學校和學子帶來廣闊的視野。短短几年內，春暉中學因其先進的辦學理念、富有關愛和善意的教育實踐而名聲遠播，取得了與當時南開中學齊名的輝煌成就。
1930年後，文化名人們陸續離開春暉赴上海，繼續從事教書育人或編輯雜誌或創辦刊物，在新的文化領域又形成高地。
三、經濟合作融匯兩地
上海開埠前，作為上海近鄰的上虞人即前往經商謀生。近代，隨著上海的迅速崛起，赴滬謀生立足、投資創業的上虞人更是絡繹不絕，在金融業（錢莊業、典當業和後來衍生的銀行、信託、保險等）、紡織絲綢業、茶業等行業獲益良多。20世紀尤其是改革開放後，上虞人更是走向大上海開闢建築業，同時上海高校的科學技術也陸續通過“星期日工程師”形式走進上虞轉化為生產力。
上虞人撐起上海灘錢莊業的半壁江山
由於上虞人忠孝誠信、謹慎厚道卻又機敏靈活，比較適合錢莊業的職業特性，大批上虞人在上海從事錢莊業和後來衍生發展的信託、保險業等，篳路藍縷、開闢草萊，形成上海金融業中的上虞現象，創造了輝煌。在近代上海號稱百業之首的錢莊業經營者中，虞籍人士經緯、陳淦、田祈原、何衷筱、邵燕山、裴雲卿、裴正庸、範高平、陳甘棠等佔了相當比例。經緯在上海縣創設仁元錢莊被尊為上海紹幫錢莊的開創者，陳淦1880年創立北市錢業會館，陳春瀾1888年創辦永豐錢莊，田祈原、田時霖1921年創辦中央信託公司，王延松1931年創辦上海綢業商業儲蓄銀行。據上海通志館資料記載：1912年，上海的錢莊業在“橡膠風波”和辛亥革命衝擊下，僅餘24家劃匯錢莊，而由上虞人擔任經理或主要投資人的錢莊佔了12家；1946年，上海仍繼續經營的錢莊為48家，其中上虞人投資或經營的錢莊有14家，約佔30%。晚清至民國虞籍人士在上海輝煌的金融業，和21世紀上虞企業紛紛上市成為“上市企業上虞板塊”可謂一脈相承。
另外在上海也有發展實業致富的，如漁家渡董慶章從事絲、茶行業經銷；李濟生1931年發展橡膠工業（任龍頭企業大中華橡膠廠董事）；李升伯發展紡織工業，1978年任上海市紡織工業局技術顧問、上海市紡織工程學會顧問；吳成和獨資開設吳成記絲號，經營生絲外銷，並任百利洋行買辦；羅坤祥1910年成立上海綢業公所，開設繅絲、織綢工廠；徐梁卿開設早期著名顏料號——成豐顏料號；經乾堃創辦新中實業廠、華成菸草公司，先後任光華火油公司常務董事兼總經理、華美菸草公司董事兼總經理等。
由於虞籍商人在上海工商界佔有一定地位，故著名的上海總商會(後改為上海市商會)有相當多的上虞商人如田祈原等擔任會董和會員。
在滬上虞同鄉會活躍
晚清至民國這段時間，旅滬虞籍同鄉已達2萬餘人，為聯絡鄉誼、交換知識、以謀幸福，在滬的虞籍文化人士和商業人士成立各種同鄉會，不斷為家鄉捐資助學改良教育，濟困幫厄渡過難關。1911年，杜亞泉任紹興、蕭山、上虞、嵊縣、新昌、諸暨、餘姚上海紹興七邑旅滬同鄉會會長，期間為紹興旅滬同鄉會創辦小學3所。裴雲卿、田祈原先後任上海紹興七邑旅滬同鄉會會長。田祈原還創辦餘上永濟醫院，為春暉中學首屆校董之一，每年另出資1000銀圓資助在春暉讀書的虞籍貧困學子完成學業。錢友蘭曾任上海紹興七邑旅滬同鄉會幹事長，組織在滬紹興籍工商界人士捐款捐物、濟危扶困做善事。陳一齋任紹興旅滬同鄉會名譽董事。
1919年4月上虞旅滬學會在上海半淞園成立，潘志驤會長，貝再然副會長。1928年10月上虞旅滬同鄉會成立，經亨頤、田祁原、王延松、裴雲卿、葛叔遷等400餘位政商名人出席，馮步青為主席。1947年10月春暉校友會成立，方便和加強在滬工作、生活的春暉學子相互聯絡和交流。其他還有葉紫垣民國初年任職上海寧紹旅滬同鄉會。由虞籍金融鉅子李濟生、裴雲卿、裴正庸等創辦的舊時上海資本最大銀行——浙江勸工銀行，1944年呈報官方同意，把銀行右邊的一條路命名為崧廈街，另尚有百官街，足見上虞人在上海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上虞建築業走向大上海
新中國成立尤其是1972年後，上虞建築隊伍陸續進入上海、杭州、寧波等城市，開始以“包清工”方式承攬業務。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上虞建築業乘勢而上，上虞瀝東建築工程公司作為浙江省第一家鄉鎮建築企業，1984年參與上海市建築業公開招投標活動並中標上海住商樓和橋樑工程。經過40餘年的開拓發展，2017年上虞有建築企業205家，其中特級企業7家、一級企業37家，浙江、上海、江蘇3大超百億市場完成產值944億元，其中作為上虞建築業走出去“橋頭堡”的上海市場產值360億元，增加48億元，增長15.4%。2018年實現建築業稅收9.3億元，基本形成“以上海為龍頭、江浙為兩翼、輻射全國”的市場格局。
星期日工程師
——上海高校技術引進上虞
改革開放初期，上虞鄉鎮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以徐燦根、蔣夢蘭等為代表的一批農村能人依靠上海交大的“星期日工程師”興辦科技型企業，自此上虞開始產學研合作第一階段（1970-1978年），即民間聯絡、單一合作，被稱為上虞“五虎”的上虞環保設備總廠、上虞風機風冷總廠、上虞聯豐玻璃鋼廠、上虞助劑總廠、上虞製冷設備廠是最早與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和國有大廠掛鉤的探索者。這些鄉鎮企業通過“星期日工程師”項目，依靠科技力量，藉助外腦，借梯登高，生產出一流的風機和冷卻塔產品。在他們的影響和帶動下，鄉鎮企業紛紛依託高校、科研院所走上與科技“聯姻”的道路。1980年，上虞鄉鎮工業產值突破億元大關，登上《中國鄉鎮企業報》頭版頭條，成為當時全縣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
（本文感謝胡耀燦先生的《晚清到民國上虞籍金融界人士研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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