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元帅崔可夫晚年在《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回忆中写道：“……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路程，按今天的概念来看并不算长，乘坐现代化的涡轮喷气飞机，不过几个小时。但是，如果要冒着枪林弹雨，闯过无数的地雷场，穿过敌人构筑的一个个防御区，越过一条条江河障碍，用你的双脚徒步走完这段路程，那么你会为那些经历过无数次浴血战斗、用两年多的时间走完这段路程的苏联的神奇的勇士们而感自豪。”
决定命运的冬天
在兵临斯大林格勒城下之前，希特勒其实已在莫斯科失去了这场战争。
1940年7月21日，希特勒在一次有他的主要军事顾问们参加的会议上，讨论了入侵英国，以及在1940年秋天进攻苏联的计划。伦敦空战的失利最终让希特勒放弃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犹如拿破仑在得到特拉法尔加战败的消息以后，拆除了他设在布洛涅的兵营，挥兵东向乌尔姆和奥斯特里支那样，希特勒也从打算入侵英国改变为进攻俄国”。他的目的是通过征服整个欧洲大陆以摧毁英国的抵抗意志。同样的策略曾促使拿破仑于1812年入侵俄国，并招致同样的惨败。
在西线胜利之前的希特勒似乎是谨慎的。他采用了被称为“吃香肠”的战略。从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巴尔干，每次都是全力攻击一个目标，好像是一段一段吃香肠。然而希特勒在未能完全击败英国时就开始了东线战场。从北起摩尔曼斯克，南至克里米亚的漫长战线上，精锐的德国部队在经历了最初史无前例的胜利后，迅速被苏联广袤的原野所稀释。巧合的是，冯·包克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所沿续的，正是当年拿破仑的路线。
希特勒曾经坚持认为列宁格勒和乌克兰比莫斯科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他斥责陆军将领们“头脑守旧”，宣称：“莫斯科的确很重要，但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占领莫斯科应该是大戏的尾声，在此之前，应先在南方和北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令希特勒意外的是，列宁格勒成为德军第一个未攻克的目标。正如德国历史上一位伟大军人此前曾经说过：“战争之前犯下的错误，不可能在战争开始后被改正。”1941年在经过了攻占斯莫棱斯克和基辅的耽搁后，希特勒于1941年9月6日发布第35号训令(代号“台风”行动)，确定10月2日发起莫斯科会战。希特勒声称：“今年最后的一次大战将给敌国以及整个战争的煽动者英国以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消灭了这个敌国，就是消灭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最后一个盟国，同时我们将替德意志帝国和欧洲消灭一个危险，这个危险是自匈奴时代和蒙古入侵以来最可怕的。”对于苏德战场的形势，希特勒10月3日在柏林体育馆发表的讲演中对双方作出了预言：“在我们的军队后方已经有了一块领土，比1933年的德国大一倍。今天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宣告，东方的敌人已经被打倒，永远站不起来了。”
所有的预测似乎被希特勒言中。在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对苏军的合围中，德国人俘虏了66.3万名苏军，缴获坦克1242辆，大炮和迫击炮5412门，获得了基辅之役以来又一次巨大的胜利，以致希特勒趾高气扬地在10月7日签署命令，要求包克元帅决不允许接受莫斯科的哪怕是“主动投降”。德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也在日记中写道：“只要会战能有相当良好的指导，再加上中等的好天气，则我们对于莫斯科的包围战是一定能成功的。”然而命运此时开始垂青俄罗斯。1941年突然提前降临了前所未有的严寒，这似乎预示德军即将追随当年拿破仑的宿命。
1812年，横扫欧洲的波拿巴率领60万大军进攻俄国时，严寒突然在拿破仑胜利在望时降临。俄国人说，那是上帝拯救了俄罗斯。1941年的冬天，上帝又一次站到了俄罗斯人的一边。10月18日，当中路德军突进到莫扎伊斯克时，天已开始下雨了，道路变成了泥河。第4集团军参谋长勃鲁门提特将军后来回忆说：“步兵在泥泞中一步一滑，每门大炮得用许多马队来拖拉才能前进。所有车辆都陷在泥坑里，一直陷到车轴部分，甚至连牵引机行动起来也十分困难。不过几天，很大一部分重炮就动弹不得了……这一切使得已疲惫不堪的部队空前紧张。”11月3日的第一次降霜虽然使泥泞的道路变硬，但却再次使身着单衣的德军陷入了冻馁之中。德国名将古德里安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计划一再延期，严冬即将来临，我们只有坐等敌人争取更多的时间。这对于我军的官兵来说，才真是一件殊堪痛苦的事情。一切都使我十分伤心。虽有满腔热情，但却无补于事。那个可以作具有决定性打击的时机已经错过，今后能否再有这样的机会，更是不可知之数。”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当时就在作战分析会上悲观地说：“我们是不是在重蹈拿破仑的覆辙？”
斯大林格勒城内被击毁的德军4号
但在希特勒面前的地图上，德军已经像一只张开的手掌，从北、南、西三面握住了莫斯科。从苏德边境到这里已经经过了500英里的距离。莫斯科就在眼前。12月2日，德军第258步兵师的一支部队突入了莫斯科城郊的波利亚纳。今天，这里已经改名为梅季希，它位于莫斯科西北郊，距莫斯科仅有27公里。就在波利亚纳，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包克元帅曾经在望远镜里看到过克里姆林宫尖顶那颗闪闪发光的红星。然而这是德国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莫斯科。第4集团军参谋长勃鲁门提特将军回忆说：“第258步兵师的少数部队，实际上已冲入了莫斯科近郊。但是俄国工人从工厂中涌了出来，用他们的工具同德军搏斗，参加保卫首都的战争……”
俄罗斯的精神
德军在莫斯科城下失败的原因，古德里安等德军将领认为，主要在于希特勒在斯莫棱斯克、基辅的延误，以及对列宁格勒和乌克兰方向的进攻。而许多西方军事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则认为，俄罗斯冬天的提前来临和德军的疏于准备，才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写道：“假使要追问，在1941年战役中，德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其最适当的判词就是‘为自然因素所击败。’”
但这不是苏军能够在1941年坚持下来的惟一原因。
斯大林曾经说过一句话：“除了苏联，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可以丧失这么多的领土而仍然能继续坚持战争。”苏联常常骄傲地将1940年法军的抵抗与1941年苏军的抵抗相比较。显然，如果苏联像法国一样，其人口、工业和经济财富集中在一条纵深只有500英里的狭窄地带上，他的命运也同样难以猜测。不过斯大林最终没有学习库图佐夫放弃莫斯科。曾经担任过斯大林私人翻译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在回忆录中证实，即便是战争最危险的时候，苏联政府机关已经撤退到古比雪夫，斯大林也仍然留在莫斯科。希特勒轻率地用6000万德国人的命运作为实现自己“理想”作为赌注，同样，对于斯大林来说，为了保证胜利和苏维埃的存在，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
就在红军最初节节败退、动辄数十万人马遭受全歼的艰难日子里，斯大林以最高统帅的名义发出过一道极其严厉的命令：要求各部队无条件地扼守所占领阵地。苏联元帅崔可夫将它描述为“一份最引人入胜的重要军事文件”。“我们的祖国正经历着艰难的日子。”命令要求：“从现在起，我们每放弃一寸土地都将极大地加强敌人的优势，极大地削弱我们的防御，削弱我们的祖国。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杜绝诸如‘我们可以无休止地退下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粮食取之不尽’之类的论调。这些论调是有害的、是错误的。它将削弱我们的斗志，助长敌人的威风。因为，如果不停止退却，我们就会失去粮食、燃料、钢铁、原料、工厂、铁路。由此得出结论：是停止退却的时候了。一步也不能后退！这应该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口号。必须顽强地坚守每一个阵地，坚守每一寸苏联领土，尽最大力量去保卫它，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斯大林格勒外红军的SU-85反坦克突击炮
德国高级将领曾经多次对于苏联红军的战斗素质表示过轻蔑。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遭受了大清洗后的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通常是一群“乌合之众”。但苏联人坚韧的民族性格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指出：“五百年来，俄国人由于一直对自己的命运具有信心而受到鼓舞。作为基督教徒，他们一直认为，在土耳其夺得君士坦丁堡，从而完成了征服安纳托利亚和东南欧信奉东正教各民族的大业以后，他们就是上帝特选的东正教的受托人和守护者。再者，世界上苏联是以共产主义为正式信仰的第一个大国。结果，俄国的共产党人和俄国的基督教徒，在抵抗纳粹德国侵略者、保卫对各种信仰的俄国人来说都是神圣的俄国领土方面是齐心协力的。”
斯大林没有忘记利用这些。“东正教会过去是一个受歧视的，几乎是一个多余的小团体，现在却用来唤起中年和老年人残存的一点宗教情绪。同时，过去的俄罗斯英雄和好战的沙皇被抬出来奉为楷模，以赢得爱国人士和俄罗斯人的支持。”而为了鼓舞士气，彼得大帝在1690年创立的近卫军的称号，被斯大林用来授予那些战功卓著的部队、舰艇、兵团和军团，以表彰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大无畏精神和高度组织纪律性”。
勃兰登堡下牺牲的德军
朱可夫回忆当年斯大林问到他，是否能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在德军兵临城下的莫斯科阅兵。这次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准备的阅兵式，甚至对参阅者也事先未作通知。苏联红军元帅崔可夫回忆1941年11月7日那天早晨，《斯拉夫告别曲》响彻红场。指挥乐曲的，正是它的作者、捷尔任斯基师乐队的指挥阿加普金。从西伯利亚赶来参战的苏联红军从列宁墓前经过，然后直接开赴前线。英国《新闻纪事报》报道说：“通往莫斯科的要冲鏖战正酣，而莫斯科却组织了一年一度的传统阅兵，这是英勇和无畏的榜样。”
一切能够被调动的爱国热情都被用来鼓舞苏联人民的信心。斯大林向部队发表了送别讲话，鼓舞在艰难处境中的红军和苏联人民：“想想1918年的情形吧……比起那时，我们现在要好得多。”斯大林在红场的演说甚至没有忘记利用被苏维埃推翻的沙皇时代的光荣，“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身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一崇高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是正义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茨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洛沃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
神话的破灭
左尔格从日本发回来的电报可以说改变了苏德战场的命运：“日本武装力量将全力南进，无意对苏作战。”在西伯利亚与日本关东军对峙的25个步兵师和9个装甲旅的精锐部队迅速被调集到莫斯科，而德军的上百个师却被牵制在西线。事实上，苏联军队在战前或好或坏的表现也决定了对左尔格情报的利用可能：1939年8月在诺门坎的惨败使日本政府此后记忆深刻。而芬兰军队在1939～1940年冬季战役中虽然获得了令人尊敬的胜利，但这种胜利并没有使芬兰政府盲目到忘记战争的最终结局。
红军和柏林
德军最高统帅部开始感受到了苏联军队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从苏俄内陆涌出来扑向我们……我能预见到未来几天和几个星期的形势图：直到现在我们部队的蓝色标志依然在地图上占主导地位，敌人的红色标志只是零星地四散在其中。不过从现在开始，从列宁格勒到亚述海，厚重的红色箭头在前线的每个部位伸出来，直指德国心脏。”德军指挥官冯·克莱斯特上将此前那个悲剧性的预言似乎不幸被言中。他把德国军队和一头向一群蚂蚁进攻的大象联系起来：“这头大象将杀死数千只蚂蚁，甚至数百万只蚂蚁，但是，最终他们将战胜这只大象，将他吃掉。”
“德国陆军常胜不败的神化已经破灭。”希特勒否决了前线将领要求撤退的要求。英国军事史学家富勒在战后评论说：“虽然是由于他的固执，才会使这个战役走到了惨败的边缘，可是也因为他的固执，才使他不曾跳入这个深渊。毫无疑问，因为他不肯撤出俄国或是斯莫棱斯克以东地区，才使他的大军避免了一个比1812年还更可怕的浩劫。”然而希特勒从此亲自接替勃劳希契陆军总司令的职务，此举被认为是“除了不把莫斯科作为首先进攻的目标，以及代价很高的基辅胜利以外，德国在对俄战争中的第三个惨重损失”。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元首对敌人潜力估计过低，竟出现了这样的古怪现象，即参谋人员不再可能认真地制订作战计划。元首无论在战略上或战术上的指导愈来愈变化无常，愈来愈拙劣。
红柏林郊外准备发射喀秋莎火箭炮的红军
希特勒在拿破仑后对苏联的入侵不仅仅是一场传统战争，它还是一场种族和生物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并非仅仅是领土，而是对“犹太的——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的灭绝。战前希特勒已经警告了德军高级指挥官，“进攻苏俄的战争不可能以一种骑士气概的样式展开。这场斗争是意识形态和种族差异的斗争，必须用前所未有的、无情的、毫不手软的残酷来引导意志”。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指出：苏俄没有在海牙会议上签字，因此没有权利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而根本原因是，在他看来，苏联人是低人一等的，而苏联的领土是布尔什维克化的荒原。“没有什么比在那里教育这些民众更为糟糕的错误了。为了我们的利益，苏俄人只要认识路上的路标就足够了。现在，他们不识字，他们应该永远这样。”他似乎全然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那就是，这是一个产生了托尔斯泰、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的民族。这个民族不但在10年内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就连希特勒的许多王牌飞行员都在几年前前往苏联学习飞行技术。
勃兰登堡下的T34
希特勒此举帮助了斯大林。由于残酷大清洗带来的后遗症，以及一些民族国家新加入苏联为时不久，德国人在进攻的开始阶段甚至受到了不少地方的欢迎。曼斯坦因元帅回忆说，在克里米亚，许多当地人对德国人表示了欢迎。在乌克兰，德国人起初“在许多地方受到欢迎，像是‘带来面包和盐’的解放者”。但是正如曼斯坦因所痛斥的，随之而来的希姆莱的追随者，紧跟着德国武装部队的脚跟，全方位“围捕共产党员、犹太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颠覆分子’，将他们关进临时建立的集中营，毫无人性地将他们杀害”。为了对付苏联游击队而对当地居民不分青红皂白的残酷报复，更是“把数以千计的可能拥护德国的乌克兰人变成怨恨的和坚决的敌方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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