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解放日報》，作者：呂曉明。
1996年，86歲的著名導演張駿祥陷入了陣發性昏迷中，經常連親人也認不出來。一次，他對妻子周小燕說：“你來遲了，剛才白求恩來過了。”也許，這就是導演與遙在天國的白求恩大夫的心靈相通吧。
《白求恩大夫》，是新中國首部外國人參與劇本創作的電影，也是“文革”後首部上映的“禁片”。在張駿祥百年誕辰之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駿祥傳》披露了這部影片的幕後故事。
白求恩
加拿大作家的劇本離當時中國電影的政治原則和藝術規範太遠
早在解放之初，文化部就有拍白求恩題材電影的想法，當時考慮的是改編周而復的傳記小說。
周而復是最早接觸白求恩的中國作家之一，先後寫了報告文學《諾爾曼·白求恩的斷片》和長篇小說《白求恩大夫》。周而復表示自己不懂電影，但還是交出一個初稿。但以後便無下文，後來才聽說是時任中宣部電影處處長的江青有看法，認為“中國人民的鬥爭生活還拍不過來，為什麼要去拍外國人的故事”，這個題材只得擱置一邊。
到了1958年，這個題材又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周而復明確表示沒時間再搞這個題材，文化部只有另擇目標，那就是加拿大的兩位作家泰德·阿蘭和西德尼·戈登。
阿蘭和戈登都與白求恩有所交往，他們合作寫的《手術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傳》史料豐富，敘述客觀。文化部將劇本任務交給了上影並召張駿祥進京與兩位老外商談。
商談過程中，兩位加拿大作者不解的是，中方最關心的是白求恩的思想歷程，包括白求恩如何從人道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來中國對於這一轉變的意義等，但對白求恩的行為舉止、脾氣習慣等細節卻不甚注意。另外一些分歧則很有趣，阿蘭提出15歲的八路軍勤務兵有童工之嫌，張駿祥只得解釋八路軍是大家庭，“小鬼”也不幹重活。
數月後，戈登交出初稿。此時，文化部明確海燕廠承接白求恩影片的拍攝，張駿祥擔任中方編劇。一切都像是要上馬的樣子，但劇本送上以後又一次杳無音信，原因仍是沒有人能對種種不確定問題拍板，對劇本也意見不一。
阿、戈的初稿確實存在弱點，如陳荒煤評價，“中國人的形象沒有一個活的”，另一個問題是白求恩的形象沒有發展。他們的劇本離當時中國電影的政治原則和藝術規範太遠，他們從西方人的角度看白求恩，當然要強調他的個性，也不可能忽略他的私人生活以及與政治理想之間的關係。而在當時的中國，革命者的私人空間包括家庭、興趣等等，是要嚴格篩選的。
曾經想沿陸路走一遍白求恩在中國經歷的全部路線，但因種種原因作罷
雖然白求恩這個題材暫擱了，但文化部的規劃中還保留著它的名額，還明確了由張駿祥任此片的導演。
作為導演，張駿祥需要細節，需要生動活潑的素材，這些只有採訪才可能得到答案。在張駿祥的採訪名單中有元帥、將軍，也有太行山深處的老農民，更多的是當年八路軍的基層幹部和戰士，還有戰地醫院的院長、醫生。
除了在北京、石家莊等地的採訪外，張駿祥沿著白求恩走過的路線，作了一次跨越三省的長途旅行。1962年5、6月份，他和八一廠的趙拓從北京出發，經西安到延安，再返回西安赴太原，從太原經陽曲、忻縣到五臺，由五臺進山到耿家鎮，當天就去松巖口探訪白求恩住過的屋子和戰地醫院的遺址，然後離耿家鎮到河北村，看白求恩的另一處住地和晉察冀軍區衛生部舊址，結束後返五臺，翌日回太原轉赴保定作採訪，又從保定去河間，第二天去齊會，看白最後的住地屯莊。他曾經想沿陸路走一遍白求恩在中國經歷的全部路線，但因種種原因作罷。
張駿祥的採訪本上記錄了這樣一些逸聞和細節：
白求恩脾氣大，容不得一點馬虎。消毒不到位、手術器械沒擺好、晚上護理值班打瞌睡、做手術時聊天抽菸、不肯為傷員洗澡洗腳、嫌傷口臭戴口罩等等，他都要發火罵人。
白求恩親自給傷員洗澡洗腳刷牙。領導給的馬自己不騎給服侍他的小戰士騎。批評了人，罵了人，過後又親如一家。
白求恩吃穿不在乎，但不抽菸不行。到一個地方就和接待他的首長、百姓又擁抱又親吻的，弄得人家很尷尬。行軍途中，馱藥的馬必須靠近他，一走遠就不放心。對日本俘虜他不大情願給他們治療。
領導曾想給他介紹一箇中國妻子，被他拒絕，理由很簡單，語言不通，習慣不同，在一起也不會幸福。
這些細節在後來的影片中基本沒用，這在當時的環境和氛圍下是必然的。在做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張駿祥重新編寫劇本，到1963年劇本發表之前他改了不下四五次。
小戰士抬著白求恩遺體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在雪地裡，從不輕易動容的張駿祥熱淚盈眶
在劇本得到比較一致的肯定，並於1963年初在《人民文學》雜誌上發表後，張駿祥慎重地向文化部和海燕廠、八一廠兩家出品方提出拍攝時間表，他建議這年的3—7月作籌備，然後開機，到第二年的3月停機。
此時，國外部分的戲的拍攝問題擺在了有關人員面前：拍還是不拍、拍的話到哪裡拍、怎麼落實等等。
張駿祥一直堅持影片必須有白求恩來華前的內容，理由如他在十多年後的文章裡所說，“沒有這一部分，觀眾就不知道他是抱著多麼強烈的對法西斯的憎惡和仇恨到中國來的，會對白求恩的某些行為不能理解”。考慮到種種實際困難，張駿祥經過仔細排比，把國外場景的拍攝量壓減到最低。但最後，還是夏衍把話說明白了：“拍國外部分現在有困難”，“把國外戲拿掉，先拍中國部分”，“前面的來歷（指白來華前的經歷）想辦法交代一下”。
另一個傷腦筋的是主演的人選問題。在不可能請到西方專業演員、也一時找不到領導要求的“思想進步的外國演員”的情況下，大家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到譚寧邦身上。
譚寧邦，美國人，曾是電臺播音員兼製作人，是少數的在1949年後仍留在中國的西方人之一。他對錶演不陌生，加之相貌堂堂，是新中國電影裡演外國角色的不二人選。尤其難得的是，譚寧邦對《白》的劇本給了很高的評價，稱讚它“結構好，戲劇動作生動，人物性格突出”。事後人們都認為，選擇譚寧邦雖然是個無奈之舉，卻是個正確的選擇。
1963年9月份，電影開機。攝製組住在部隊招待所裡，伙食標準很低，少見葷腥，張駿祥同大家一樣啃鹹菜下飯。生活將就，拍戲卻一絲不苟，為了只有20多個鏡頭的人物的化妝，導演和攝影師同化妝師研究扮演者的臉型，整整多用了大半天。對白求恩騎的大白馬，張駿祥也讓道具員跑了好幾個軍馬場才找到中意的。在上海攝影棚裡拍白求恩在河灘邊的戲，因上海的石頭與北方的不一樣，用泡沫塑料做又顯得假，張駿祥硬是從一千多公里外拉了十多噸石頭回來。
在長達五六年的籌備和創作中，張駿祥不僅只是一個創作者，也逐漸地走近了白求恩，感到了與白求恩在心靈上的相通，譬如在對工作的認真負責的精神上，在為了工作堅持原則，不講情面等地方。拍攝中，張駿祥竭盡了自己的功力，也傾注了對拍攝對象的感情。拍戰士們抬白求恩的遺體的戲時，漫天風雪，小戰士抬著擔架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在齊膝的雪地裡，《游擊隊員之歌》顫抖地響起，從不輕易動容的張駿祥不禁熱淚盈眶……
《白》完成後被擱置了一年，1965年，張駿祥試探地送審，但文化部仍在整風，拒絕受理。12年後，《白求恩大夫》成為“文革”結束後第一部上映的“禁片”，得到一片稱讚聲，它的質樸、真摯讓觀眾看到了某種久違了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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