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宋氏三姐妹齊名的張家四姐妹,二姐張允和的一生


與宋氏三姐妹齊名的張家四姐妹,二姐張允和的一生

張允和被人形容“年輕時她的美,怎麼想像也不會過分”,她卻稱自己是一個“標準的家庭婦女”


張允和,安徽合肥人,長於蘇州,著名“合肥張家四姊妹”中的“二姐”,中國語言文字專家周有光的夫人。當初沈從文來蘇州拜訪妹妹兆和,兆和上圖書館避而不見,是允和說服了她,兩人才開始進一步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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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姊妹及夫婿孩子的合照

父親張冀牖未入仕途,辛亥革命後舉家前往上海後遷至蘇州。張冀牖受到五四運動新思想的影響,於1921年變賣部分家產創辦了著名的樂益女子中學及一所男子中學平林中學,自己擔任這兩所學校的校長,但男中未能持久,他全力辦好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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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益女子中學


張冀牖先後有兩位夫人,第一位夫人陸英,21歲嫁到張家,生有14個孩子,其中5個夭折,留下4個女兒、5個兒子。她36歲那年因拔牙引起血液中毒,不幸逝世。第二位夫人韋均一,生有3個孩子,但僅有一個兒子活下來。這樣,張家就共有10個孩子了。這姐弟10人雖然同父異母,卻感情極深,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們並非是同一個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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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十姊妹


十姐弟原有“小名”,女孩子依次叫“大毛”“二毛”“三毛”“四毛”,男孩子則叫“大狗”“二狗”……他們的名字中都有一個“和”字:和美、和諧、和平、和睦。所以雖然“毛(貓)狗同‘籠’”,卻從不爭吵,相處得好極了——張寰和說這是二姐允和總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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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和六個弟弟


1909年陰曆6月初9,合肥張家小二毛(張允和)出生。

張允和出生時臍帶緊緊繞脖子三圈,窒息太久的她小臉都是紫的。嬰兒落地時本應哭鬧,試過十幾種方法,小二毛仍舊一聲不吭。

老祖母坐鎮產房,一位抽水煙的胖女人提議用水煙噴,一百袋水煙噴出,仍不見反應,信佛的老祖母堅持讓胖女人噴夠一百零八袋,因為老人家手裡的佛珠有一百零八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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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煙


八袋水煙噴完,小二毛鼻子嘴巴動了動,活過來了。張允和這樣寫她的出生“一個平凡的女人,就是這樣不平凡地誕生了。”

小二毛從小身體不好,受爸爸和大大(張家姐妹對母親陸英的別稱)特別關愛,張允和所著《最後的閨秀》中說道“我總覺得爸爸在兒女中最喜歡我。……爸爸一出門,喜歡捎帶著我,他一上車,交起腿來向後坐,留下前面的地方說‘小二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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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和小毛頭


張允和幼時習崑曲,姊妹們都喜歡杜麗娘,允和卻獨愛關公,因為關公講義氣,頗具男孩子氣的二小姐被人說成弱柳扶風的林黛玉還不開心,因為她不喜歡文文弱弱,她喜歡有俠義心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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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姐妹讀書下棋的休閒活動


張允和小時候很調皮,她教四妹張充和唸書識字,還幫四妹改名為王覺悟,希望她一覺睡醒就覺悟了。

改完後,她覺得還用紅線把王覺悟三個字縫在書包上,名改了,姓也改了。後來充和問她,什麼是覺悟?她支支吾吾解釋不出個所以然來,居然正經地回答道,“現在新世界,大家都要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學、才能拯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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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攝於壽寧弄8號,家裡專門為三姐妹置辦了舞蹈的練功衣和軟底鞋,兆和嫌自己照得醜,把臉部摳去了



在樂益女中讀書時,她參加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的演出,還帶著學生們一起冒雨去古城門、火車站等等地方募捐,布鞋溼了,衣服也溼了,她卻還是很高興。因為募捐竹筒裡滿當當的。第二天報紙上公佈捐款消息時,樂益女中還是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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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允和在樂益女中,左起:允和、凌海霞(舍監)、胡馥雯(表嬸)、元和


張允和與周有光的妹妹同為樂益女中的學生,十六歲的張允和去同學家玩耍便認識了周有光。那時他在大學裡唸書,而張允和正讀初中三年級。

從十六歲到十九歲,周有光一直喜歡著張允和,而張允和卻東躲西藏、吩咐管理員說張小姐不在,周有光的出擊都沒有得逞,只能失望而歸,張允和因此在同學中間得了一個“溫柔的防浪石堤”的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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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允和(右)與中國公學的同學章以仁(左)

周有光回憶:“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個,四個女的——‘張家四姐妹’受到了當時比較好的教育。不僅是新的大學教育,傳統國學的基礎也比較好。葉聖陶在我岳父的學校教過書,他講過一句話:‘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

我們兩家在蘇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樂益女子中學讀書。張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學,常常來看我的妹妹,到我家來玩,這樣我們就認識了。放假,我們家的兄弟姐妹,她們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

我與張允和從認識到結婚的八年時間裡,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很普通的往來,主要在蘇州;第二個階段,到了上海開始交朋友,但是還不算是戀愛;第三個階段,我在杭州民眾教育學院教書,而她本來在上海讀書,正好趕上浙江軍閥與江蘇軍閥打仗,蘇州到上海的交通癱瘓了,於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學借讀。在杭州的一段時間,就是戀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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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中國公學讀書的兆和(左一)和在光華大學讀書的允和(前蹲左)與眾好友的合影


我跟她從做朋友到戀愛到結婚,可以說是很自然,不是像現在“衝擊式”的戀愛,我們是“流水式”的戀愛,不是大風大浪的戀愛。

她們家跟我們家距離不是太遠,因為她們家跟學校是連起來的,一早我們就到她們家去玩了,所以她們家長一早就見過我,不是特意去拜訪。她們父母對我很好,她的父親當時應當說是很開通的,對兒女是主張戀愛自由,許多人用舊的方法到她們家說親,她的父親說:‘婚姻讓他們自由決定,父母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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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張冀牖忙於樂益女中的建設和教學,他對兒女的婚事和戀愛很開明,圖為樂益學生在春遊


我們真正戀愛是在杭州。開頭我一個姐姐也在上海教書,那麼我寫了一封信給張允和,我記不清內容了,大概是她們家託我姐姐帶什麼東西給她,我寫信大概是問她收到了沒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們在一起應該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緊張,就跟她一個年紀大的同學商量,她的同學一看,這個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復他反而不好,就開始通信。

從前放假的時間很長,暑假都在蘇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別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邊讀書。杭州地方比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們週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適合談戀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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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春,張允和在杭州六和塔下,是“戀愛中的周有光第一次為我拍照片”


有一個星期天,我們一同到杭州靈隱寺,從山路步行上去。當時戀愛跟現在不同,兩個人距離至少要有一尺。有一個和尚跟在我們後邊聽我們講話,我們走累了,就在一棵樹旁邊坐下來,和尚也跟著坐下來,聽我們講話。聽了半天,和尚問我:‘這個外國人來到中國幾年了?’他以為張允和是外國人,可能因為張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開玩笑說:‘她來中國三年了。’和尚於是說:‘怪不得她的中國話講得那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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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允和


張允和的嘴比較快,什麼要隱瞞的話,她一下子就講出來了,人家說她是‘快嘴李翠蓮’。張允和學歷史,她研究歷史有條件,因為古文底子好,從小讀古書,《孟子》能從頭到尾背出來。她還讀了許多翻譯的外國文學,受外國文學的影響比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崑曲、中國古代文學影響。音樂方面,她喜歡中國古代音樂,我喜歡西洋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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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允和

她大學還沒有畢業時,我畢業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時,夏天請她到上海聽貝多芬的交響樂,在法租界的法國花園,一個人一個躺椅,躺著聽,很貴,兩個銀元一張票,躺了半天她睡著了,這是一個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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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張允和在上海南翔

結婚前,我寫信告訴她,說我很窮,恐怕不能給你幸福。她說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獨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當時的思想也比較開明。

不久我們就在上海結婚,四姐妹裡,她最早結婚。我們在上海的婚禮很簡單,提倡結婚不要亂花錢,我們有一個親戚有錢,結婚花了很多錢,我們就反對那一種。當時結婚不得不請客,我們就找了上海青年會,請客簡單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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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和張允和的結婚照


她婚後主要還是教書,她寫文章有天然的才氣。當年報紙請她編副刊,她有一篇傳播得比較廣——《女人不是花》,因為那時女的工作還是很少,機關裡面有一個女職員就叫做“花瓶”。編副刊是她的副業,她把寫文章當成一種興趣。”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與張允和結婚,婚禮在上海八仙橋的青年會舉行。來的客人不少,儀式西化而簡樸,張允和成為兄妹10人中第一個結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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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時的照片


兩人的婚禮很簡樸,只花了400多元,留下吃飯的客人剛好100位,加上新郎新婦,兩元一客的西餐,共102客。一個14歲的白俄小姑娘哥娜彈奏鋼琴,四妹充和唱了崑曲裡的《佳期》,顧傳玠吹笛子,兩人大學的老師哲學家李石岑主持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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倆人夫妻感情很好,恩愛有加


周有光的岳父張冀牖在錢財上並不精細,恰好在周有光和張允和成婚前,一位在銀行工作的親戚清理賬目時偶然發現,張冀牖賬上還有20000元存款被他遺忘。得到這筆“意外之財”,張冀牖很高興,給了張允和2000元作為“嫁妝”。

夫婦兩人便決定將這筆錢用於出國留學,他們都渴望去美國,但這些錢顯然不夠,五個月後,夫婦倆踏上了日本留學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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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允和攻讀日本文學;周有光選擇了經濟學。那時他對積極宣傳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日本教授河上肇非常入迷,遂報考河上肇所在的京都帝國大學,希望拜他為師。河上肇在20世紀30年代對中國左翼知識分子影響很大,他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譯著很早就被引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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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允和


但周有光不知道,由於日本政府深懼共產主義思想在日本的擴散,河上肇已被迫從京都帝國大學辭職,繼而被捕入獄。留學日本失去了原來所追求的意義:“我失去了專業的對象,主要是讀日語,瞭解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生活。”

不久,張允和發現自己懷孕了,不得不提前回國。周有光則繼續留在日本學習。1934年4月30日,結婚一週年的紀念日那天,允和生下了第一個孩子周曉平,後來又生下了女兒周小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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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曉平週歲,與張允和在蘇州烏鵲巷


張允和調侃自己:“多少年來我總愛驕傲地說‘我結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說‘第二年’。”

京都帝國大學的入學考試雖然嚴格,管理方式卻十分寬鬆,提倡自讀自修。由於京都帝國大學還不承認中國的同等學力,周有光讀的還是大學課程。如此過了一年,更覺意義不大,最終決定提前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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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


1935年,周有光回到上海,繼續在光華大學教學,而張允和則到實驗中學教書。一個偶然的機會,周有光進入自己最初選擇的金融領域,到陳光甫任總經理的江蘇銀行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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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允和


這時候,周有光因為工作的關係,總不能陪伴在她身邊,她既要主持家裡,又要帶孩子,一個人生活非常辛苦。她回了合肥老家,周有光則因工作調動,同時暫居於多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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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允和與周有光,擁有良好親密關係的人都在生活中都是非常平和快樂的

抗戰前夕,發生了“七君子事件”,沈鈞儒等7位著名民主人士因宣傳抗日被捕,其中6位關在蘇州監獄,允和先生不顧危險前去探監,送去被褥等日用必需品,還把自己的家作為“聯絡點”和“接待站”,6位君子的家人來蘇州探監,往往都是先住在她的家裡。她說,直到君子們獲得釋放,“我才覺得盡了一份‘天下興亡,匹婦有責’的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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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初為人母的張允和


1937年日寇發動了侵華戰爭,她帶著年幼的兒子和女兒與周有光輾轉逃到四川,女兒小禾患了盲腸炎,四下裡找不到合適的藥,連醫院也找不到。等她把女兒弄進醫院時,已經拖延了三天,小禾在她的照顧下,活生生地在疼痛中熬了兩個月,終究還是去世了。

那時,四妹張充和見證了整個不幸的過程,她二姐麻木了,有時候只是尖叫著再也受不了了,而她只好趕緊出去大口地抽菸,以緩解精神痛。

允和所受的打擊不可謂不大,她在四川時,父親去世了。四五年的時間裡,她經歷了親人去世,趁火打劫,保姆也病死,還有人將他們一行人迷暈了,再入室盜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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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四川南部發生饑荒,照片上的兩名男子抬著一具餓殍,抬屍的人也是衣衫襤褸,瘦骨嶙峋。川民不幸,因旱災肆虐,草根樹皮食盡,因爭水而釀成人命,甚至盜屍為糧,舉家自盡,處處可見

張允和帶著兒子遷回成都後,小平又被流彈打中肚子,腸子穿了6個洞,幸虧手術及時,保住了性命。那粒子彈在她保存了半個世紀之後,交給小平的女兒作為紀念。而小禾的一塊小手絹則始終留在她的身邊,那是未及6歲便離開人世的小女兒唯一的遺物。

周有光對充和說:“要是曉平再有個三長兩短,你二姐恐怕……”充和也說:“不止是我二姐無法活下去,徐聞老太太也經不起這打擊,耀平(周有光)自己怕也支撐不下去,這個家不就完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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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被日軍炮彈摧毀的房子


暫居成都時,抗戰時期少醫少藥,張允和不忍看見百姓受難,憑著一點衛生常識開始無證經營。她給鄉民們開藥,給小孩子們種牛痘,開刀擠癤子,她還給人打針,甚至還給人接生孩子,有個產婦生不下來,她三下五除二,難產變成了順產,人家感激她讓孩子認她做乾媽。

張允和在救人的行當越做越上癮了,直到有一個護士斥責她:“你是要是一針下去把人給戳死了怎麼辦?”允和才金盆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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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允和與四妹充和在四川華西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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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張允和在美國紐約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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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周有光、張允和在美國耶魯大學的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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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與張允和在意大利龐貝城(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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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英國劍橋大學留下了周有光、張允和這兩位中國學者的身影


解放後,由於元和等幾位姐弟旅居國外,與他們聯繫有“裡通外國”之嫌。允和先生告知家人:在國內她是最年長的,和國外的聯繫由她一人負責,有什麼事由她承擔。從“反右”到“文革”,有不少老朋友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沒人敢與他們接近,允和先生就敢把人請到自己家裡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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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允和,外柔內剛的女漢子

張允和因陷入“三反運動”早早下了崗,她索性迴歸了家庭,打理家事,悉心照料一家老小,讓周有光後顧無憂,安心鑽研漢語言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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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允和與周有光的日常

到了60年代,夫婦兩一個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一個成了人人喊打的“老虎”。但允和回憶說:

“‘塞翁失馬’,時間越長我越體會到這是一種幸運。如果我沒有早‘下崗’,如果‘文革’時我還在工作,那我必死無疑,不是自殺就是被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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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與張允和

文革中,周有光被髮配到寧夏賀蘭山的農場接受勞動改造,兒子、兒媳下放湖北,只剩下允和先生帶著小孫女留守北京。她曾說:

“命運為了鍛鍊我,把最難的‘題’都留給了我一個人。”

文革十年,張允和獨自在京照顧小孫女,還與人鬥智鬥勇,想方設法給鄉下患眼疾的丈夫堅持送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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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被下放到西北時,曾經給張允和寫過信,說這場運動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結束,自己也望不到歸期,怕拖累她,言下之意讓她放棄他,但允和只是回信說,我會給你寄巧克力和藥,文革中夫妻感情好的因為有很深的牽掛,求生意志力會很強不會輕生

1984年,丈夫平反後分到的屋子不過五十平方米,但她和他一樣知足常樂,“心寬室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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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太有愛了,張允和回憶她與周有光在上海第一次握手,她說:“當我的一隻手被他抓住的時候,我就把心交給了他。”

晚年張允和潛心研究崑曲和編輯雜誌《水》,為了使《水》能長流不息,同時也為後人留下點有益的東西,她86歲開始學習用電腦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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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歲的允和先生成了“世上最小的雜誌”的“最老的主編”,張家4女6男,70年前,這些水做的女兒們組織了一個“家庭文學團體”──“水社”,開始籌劃辦自己的《水》雜誌,與兄弟們的另一本刊物《九如巷》抗衡,

後《水》實力日漸雄厚,《九如巷》的成員們也被拉攏了過來。《水》每月一期,共出了25期,發行範圍雖然只限於張家的成員以及為數不多的親朋好友,但大家都踴躍為它投稿,並積極地刻版、油印、裝訂、分發。

1937年,因戰亂的影響,全家人離散各地,《水》也就被迫停刊了。《水》在停刊近60年居然又復刊了,那發起者就是允和先生。1995年10月28日,她給所有的姐弟們發出了一封約稿信:“親愛的!70年前,我們姐妹兄弟辦了一個叫《水》的小刊物,今天我建議繼續辦下去……”

允和在《水》上的文章《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中,以見證人的身份,記述了沈從文與張兆和頑固相戀的種種細節,時間跨度近50年。有一篇記敘令人難以忘懷,1969年冬天,即將下放的前夜,在凌亂得難以下腳的屋中,70歲的沈從文找出了珍藏著的張兆和寫給他的第一封信,他把它放在懷中溫熱許久,又小心地放進衣兜裡,口中還喃喃著“這是三姐(張兆和)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水》記錄了這個家族非常難得的史料。

除了辦《水》,允和又續寫《崑曲日記》,研究崑曲的唱腔、音韻、吐字、行腔,著有幾十萬字,歷時幾十年。後來她又開拓了新的天地,開始寫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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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廂記·寄柬》,左起梁壽萱飾紅娘,張允和飾琴童,姜宗褆飾張生

她說,寫書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由於她的書引起了很大反響,引來許多媒體採訪,“名氣”之大不亞於著作等身的周有光先生。她笑言道:“我比有光更有光,成了老明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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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的張允和依然很愛美,四妹張充和說,“80歲的她,每天仔細地梳妝,仔細地穿戴,一定要90歲的他,來評價好不好看,美不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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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記者採訪,張允和撒嬌著說周有光今年沒給她準備生日禮物,周有光把桌上的維他命遞給她幾片,她馬上樂呵呵地接過來說:“維他命,維他命,他要維持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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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愛白頭的愛侶

周有光回憶張允和:別人都說我們結婚七十多年來沒有吵架,就因為我們的親戚經常向我們的保姆詢問此事。其實我們也有吵架,不過我們吵架不會高聲謾罵,不會讓保姆聽到的,也沒有鬧幾個小時的,一般是三兩句話就吵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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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允和喜歡紫色,多子多福多孫多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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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歲的張允和與九十二歲的周有光合影,“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

還有一點,我們吵架通常不是為了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其他人的問題。的確,我們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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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人在一起給人的感覺就很美好很恩愛

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們每天上午10點鐘喝茶,有的時候也喝咖啡,吃一點小點心。喝茶的時候,我們兩個“舉杯齊眉”,這當然是有一點好玩,更是雙方互相敬重的一種表達。下午三四點鐘,我們又喝茶,又“舉杯齊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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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14日,張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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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允和

8月24日,家人與親友將允和先生的骨灰撒在西郊永定河畔雁翅鎮觀澗台山中,並在安置骨灰的地方種了一棵小小的楓樹。她曾說過:最喜歡由綠葉變成紅花的楓葉。她的確如同一片飄然而去的楓葉,給人們留下了一個永遠無法忘懷的優雅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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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和去世後,周有光就將書房裡的兩椅一幾換成了一個沙發,到了晚上,他就直接蜷縮在沙發上入睡,不再回到臥室去。至愛已去,獨留他在人間空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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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推文是張家四姐妹中的張兆和與張充和,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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