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符號與傳媒》總第18期
2019年第一期 第39—51頁
時間性符號的敘事功能：
探索一種符號敘述學的可能性
曾軍
摘要
無論是“敘述符號學”還是“符號敘述學”，都必須處理“歷史”與“結構”的關係，其中“時間”是繞不開的問題。是否有“時間性符號”？時間如何被符號化？時間性符號何以具有敘事功能？本文從分析《阿Q正傳》中阿Q從哪時“向死路上走”開始，進而探索一種擺脫“棄歷史而要結構”的宿命的符號敘述學的可能性。
關鍵詞
敘述符號學，符號敘述學，時間性符號，敘事功能，《阿Q正傳》
The Narrativity of Temporal Signs: Towards a Semio-narratological Approach
Zeng Jun
Abstract:As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struc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in narrative semiotics or semio-narratology, academic focus has shifted to time. Do “temporal signs” exist? How is time represented by signs in narration? How do the narrative functions of temporal signs wor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d explore semionarrotology , breaking with the ahistorical discourses of narrative semiotics,
by analysing The True Story of AH Q and other modern fictions in detail.
Keywords:narrative semiotics, semio-narrotology, temporal signs, narrative function, The True Story of AH Q
DOI: 10.13760/b.cnki.sam.201901004
不同於格雷馬斯用符號學方法來研究敘述性文本的“敘述符號學”（narrative semiotics或semiotics of narrative），趙毅衡主張將敘述學引入符號學，並試圖建構一個全新的學術領域——“符號敘述學”（semio-narratology），或者是他所命名的“廣義敘述學”。（2013，P. 4）不過，在《廣義敘述學》中，趙毅衡並沒有在這兩者之間的異同問題上多糾纏，而是僅僅將“敘述符號學”作為“符號敘述學”的理論淵源之一略加概述。趙毅衡更強調的是將“非敘述性”符號納入敘述分析的強烈要求。這可以進一步分解為兩個問題：一個是在“敘述文本”中“敘述性”因素與“非敘述性”因素的區分，以往的敘述學只關注具有敘述性的因素如何展開的，而對“非敘述性”的因素棄之不顧。因此，“符號敘述學”希望將敘述文本中以前被認為是具有“非敘述性”的因素都納入到敘述分析之中。另一個則是將“敘述文本”（即具有敘述性的符號文本）之外的“（純）符號文本”（即以往認為不具有敘述性的文本）納入敘述學分析範圍。這是一個更大的學術野心，即用敘述學吞併符號學，而不像趙毅衡在《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中所認為的敘述學從屬於符號學。
不過，這一理論自覺並未完全擺脫既有理論的束縛，尤其是敘述學和符號學都包含的一個重要的邏輯前提。正如保爾·利科所言，“面對持久事物的變化無常，從事符號學研究的動力主要來自在避開歷史的遊戲規則上建立敘述功能持久性的雄心壯志。從符號學研究的角度看，以前的研究恐怕沾染了不知悔改的歷史主義。如果敘述功能可以通過其傳統性風格要求獲得持久性，那麼必須把它建立在無時性約束的基礎上。簡言之，必須棄歷史而要結構。”（2003，P. 46）因此，經典敘述學（也即保爾·利科所說的“敘述符號學”）一致致力於的努力（“使敘事非時序化和再邏輯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符號敘述學”無法擺脫的夢靨。這裡的核心問題在於如何處於“時間”問題。保爾·利科認為“關於敘述，是與時間和行為相關的。敘述的可能條件就是人的行為的時間結構。”（1999，缺少頁碼）那麼“時間”之於“符號”的意義呢？筆者翻閱了幾本符號學辭典，非常驚奇地發現，“時間”在符號學中“消失”了。
因此，我們的問題首先在於，“時間”是否具有符號屬性？或者說，是否存在一種“時間性符號”？如果存在，那麼緊接著的問題就是“時間是如何被符號化”的？“被符號化了的時間”即“時間性符號”是否具有敘事功能？我們如何展開敘事分析？從“時間性符號的敘事功能”這個問題著手，或許可以探索一種擺脫“棄歷史而要結構”的宿命的符號敘述學的可能性。
1
一個問題：
阿Q是何時開始“向死路上走”的？
本文對“時間性符號”相關問題的探討一個個案開始。
魯迅的《阿Q正傳》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名篇。在《〈阿Q正傳〉的成因》中，魯迅回憶說，《阿Q正傳》其中是孫伏園所約《晨報》上的副刊專欄，首先是為其“開心話”欄目而寫，因而為小說確立了幽默的敘述基調。不過因為魯迅漸漸認真起來，編輯孫伏園只好將之從第二章開始挪到了“新文藝”欄。因而這種外表幽默調侃、骨子裡嚴肅認真的雙重性正是由這兩個欄目的特殊屬性而帶來的。更重要的是，魯迅還在文中交待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
“《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裡，而阿Ｑ卻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Ｑ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於阿Ｑ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Ｑ已經槍斃了一個多月了。”
按小說連載一週一章的速度，兩個月時間應該到了第七章或第八章。這時魯迅已經將“大團圓”藏在心裡了，而其最末一章即第九章正是“大團圓”。這就提出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魯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生長出“大團圓”這個念頭的？這個念頭又是轉化成魯迅的敘述行為的？我們如何通過文本分析的方法將這些“阿Q卻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的“蛛絲馬跡”分析出來？
《阿Q正傳》共分九章，前五章的寫法採取的是巴赫金所命名的“唯能型”傳記加“分析型”傳記的寫法，即根據阿Q的生平、性格、戀愛、生計等不同的人生側面進行專題性的敘述。“唯能型傳記”是巴赫金在分析古希臘羅馬傳記時提出的概念。“這個‘能’，就是個性在行動和表現中的展開……個性在自己的‘能’之外根本便不會存在。”“唯能型傳記”中的傳記時間也非常特別，“這是揭示性格的時間，卻絕不是人的成長和發展的時間。”也就是說，在“唯能型傳記”中雖然離不開時間性符號的呈現，但這一時間並不是用來或者主要不是用來推動傳主的生命歷程和個人成長的。傳記中的事件依傳主的性格呈現的需要而“打亂了時間秩序”（用巴赫金自己的話說，“性格特徵本身是沒有時序的”）。如果說“唯能型”傳記側重於“性格”維度的話，那麼，“分析型”傳記則更強調對傳主的人生不同的方面進行分門別類的介紹，如“社會生活、家庭生活、戰時表現、對朋友的態度、值得記錄的名言、美德、罪過、外貌、風度等等”，在“分析型”傳記中，傳記的時間序列也是被打亂的，“因為一項之內列舉著一生中不同時刻的事。這裡的主導原則，同樣是性格的整體性”。（巴赫金，1998，pp. 336-337）這種敘述雖然有其具體的年代背景，但不具備歷史敘述和人生歷程的線性時間展開的特徵。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阿Q正傳》的前幾章是按照“正名”、“性格”、“戀愛”、“生計”等“唯能型”和“分析型”傳記的方式來展開的。反映到小說的敘事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所講的“故事”多是片斷式的。從一個人生片斷到另一個人生片斷的之間的線性歷史的時間性關聯並不強。《阿Q正傳》人生片斷之間的因果性開始被有意識地建構起來是從阿Q的生計問題開始的。因為他調戲吳媽受到了責罰，並最終導致阿Q的出走（離開未莊，另謀生路），進而到第六章“從中興到末路”中，阿Q以成功者的形象回到未莊引起轟動。不難發現，第四、五、六三章構成了一個具有內在因果邏輯的“情節線”。因而，在《阿Q正傳》的前半部分也並不完全是一致的：前三章是既不強調時間性，也不重視因果性的阿Q人生片斷的連綴；後三章之間時間性仍然不強，但事件之間的具備了一定的因果關聯，於是形成了有別於緊湊型情節的可以用鬆散型情節或“弱情節性”來描述的敘事特徵。
但即便如此，小說的前六章在整體上仍然保持了相對一致性。我們從小說中的“時間性符號”作為一個切入口來分析。這裡的所謂“時間性符號”是指具有明確時間意指性的語言符號。如“2018年11月”就是一個表明公元紀年的時間性符號；而“國慶”、“中秋”則是具有政治性、文化性內涵的有著明確節慶標識的時間性符號。結合《阿Q正傳》來看，第一章的“序”聚焦於“名不正則言不順”，因此，集中討論的是傳記的類型、阿Q的姓名之類的問題。整章只有一處顯示時間的，是作為敘述者的“我”託一個同鄉去查阿Q的案卷，“八個月之後才有回信”。而這一時間與阿Q本人的人生經歷沒有任何關係。在隨後的幾章中，線性的歷史時間和具體的個體生命時間仍然沒有出現。比如說第二章“優勝記略”中，阿Q說的“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這一“先前”其實只是一個對“過去”這一時間的虛指。第三章“續優勝記略”中，“阿Q此後得意了許多年”，則是對“未來”這一時間的虛指；而緊接著出現的“有一年的春天”，也不明確具體是“哪一年”，同樣是對“現在”（人物故事發生的時刻）這一時間的虛指。倒是第四章對阿Q的年齡總算有了一個模糊的說法：“誰知道他將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飄飄然了。”也就是說，當阿Q發生戀愛悲劇時，應該是二十多歲將近三十歲的年紀。但這一“而立之年”的時間同樣不具備“情節性”，因而也不會對人物的“行為”（即在時間上的展開）產生影響。
這一以虛指的時間為特點的片斷式（即沒有明顯時間順序的弱故事性以及相應的不強調故事之間的因果性的弱情節性）敘述方式到了第六章“從中興到末路”時出現了一些細微的變化。這一章中出現了幾處值得注意的時間性符號。如“在末莊再看見阿Q出現的時候，是剛過了這年的中秋。”“中秋”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時間標識，與前面的“春天”作為一年四季的時間符號性質是一樣的。還出現了“天色將黑”這一以一天早晚的時間作為標識的符號，顯示出魯迅在對阿Q的生命故事的敘述中開始變得更加具體細緻和精確了。在敘述阿Q回到末莊這一人生的“中興”事件中，魯迅的敘述也不再像以前幾章採取“片斷式”的寫法，而是連續採取幾個“第二天”這類的時間性符號顯示出這一“事件”的時間發展歷程。而這也正好呼應了小說第六章標題中這一“從……到……”的既包含時間性又具有因果性的情節性特徵。因此，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基本判斷，就是當魯迅寫到第六章時，《阿Q正傳》作為小說的情節性得到加強，而這一加強的標誌就是以“第二天”為代表的時間性符號在敘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即便如此，前六章整體的時間性仍然是非常虛而弱的。魯迅有意無意地採取了虛化的作法，讓讀者不去關注這是哪朝哪代、哪個時期的阿Q。魯迅甚至也不想讓阿Q成為西方現代意義上小說中的“個人”——從姓名到年齡到生活環境再到其人生行狀，魯迅所塑造的阿Q不是作為“個人”的“這一個”，而是作為“國民”的“這一個”。這或許正是魯迅所致力於展開的“國民性批判”的初衷始然，也正是詹明信將阿Q視之為“民族寓言”的重要原因。詹明信分析了魯迅的《狂人日記》、《藥》、《阿Q正傳》等多篇小說，並認為，“阿Q成為關於某種中國式態度和行動為寓言”，甚至直接就說“阿Q是寓言式的中國本身。”（1993，p. 239）
但是，所有的這一切到了第七章“革命”時發生了重大變化：
“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將搭連賣給趙白眼的這一天——三更四點，有一隻大烏篷船到了趙府上的河埠頭。”
“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即1911年11月4日。在此一個月前（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暴發，辛亥革命開始；在此之後兩個月（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成立。也就是說，魯迅從第七章開始，一下子就將阿Q置於了近代中國發生劇變的歷史時刻之中。也正因為如此，“阿Q將搭連賣給趙白眼的這一天”這一看上去並不特殊意義的個體生命的某一時刻立刻通過“破折號”的形式被嵌入了宏大歷史的敘事之中。正因為了有這一“宏大歷史”的介入，阿Q的個體生命才突然變得更加具體了——“三更四點”——阿Q的人生歷程首次具有了歷史書寫的精確性。
正因為如此，我們在這第七章“革命”中看到了“將近黎明”、“不到正午”、“晚上”這樣異常緊湊的情節發展，以及革命後的“第二天”“樣樣都照舊”的荒誕感。而到了第八章“不準革命”中，這一因“革命”而帶來的時間緊張感因“樣樣都照舊”而松馳下來：“幾天之後，將辮子盤在頂上的逐漸增加起來了”，“這幾日裡，進城的只有一個假洋鬼子”，並且終於不再有這種“革命”的緊張感，宏大歷史對未莊阿Q的影響漸漸消失——“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再次回覆到時間虛指的狀態。不過，這裡的“有一天”儘管是虛指，但已是處於“革命之後”的“有一天”，已經深深地捲入了宏大歷史的序列。因此，這個“有一天”所發生的事件是趙家被搶；而在這個“有一天”的“四天之後”，阿Q被捕。後三章所形成的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關聯具有了線性時間的緊湊性，可以用“強情節性”來描述。
由此不難看出，阿Q之所以往死路上走，大概是從第七章“革命”開始的。一個最為重要的來自小說文本中的證據是：前幾章儘管有一些時間性標識的符號，但都處於虛指的狀態，沒有真正參與阿Q的個體生命的進程，更沒有影響阿Q“優勝記略”的行狀。而到了“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一個真實的歷史時刻開始進入虛構性的敘事文本，並且成為對阿Q這一虛構性人物的個體生命產生影響。也正是從這一刻起，阿Q開始“往死路上走”了。
2
符號學時間：
時間觀念與時間的符號化
通過對《阿Q正傳》的分析，我們可以提出一個關於“時間性符號的敘事功能如何可能”的問題來。為什麼“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這個時間性符號既改變了小說的敘事方式，又改變了阿Q的人生歷程？這一時間性符號與其它的時間性符號究竟有何不同，使之具備了時間性展開的能力，從而具備了敘事的功能？
在皮爾斯的符號學理論中，其實給予了符號兩種完全不同的界定方式：一種以邏輯學的方式討論以符號與其再現對象之間的關係，並形成的符號類型的區分，即他所謂的“像似符”、“指示符”和“規約符”的三分法；另一種則是以表意學的視角探討符號是如何完成對思想和意義的表達的。前者強調符號與再現體之間的關係，而後者則強調符號與解釋項之間的關係。（皮爾斯，2014，p. 4）而趙毅衡的符號學理論則更強調後者，認為“符號是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2011，p. 1）我們對時間的符號性和符號化的思考更多地強調符號與解釋項的關係，也即在表意學維度的展開。從這個角度來看，時間並非客觀存在的事物，並不是符號的“再現對象”；相反，時間其實是人們對事物或事件的“順序”、“秩序”、“變化”等的一種認識，並且通過特定的符號系統所建構起來的“時間觀念”。因此，任何一個我們稱之為“時間”的東西，其實都是由符號所承載或意指的“觀念體系”。不同的時間具有不同的符號意義。羅蘭·巴特曾深刻地指出，“從敘事作品的角度來看，所謂的時間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多隻是作為一個符號系統的因素在功能上存在。因為時間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話語，而屬於所指事物。敘事作品和語言只有一個符號學時間。”（1989，p. 18）這裡所謂的“符號學時間”就是指以符號化的方式存在的時間，即時間性符號。
這也便是詹明信面對“歷史的終結”這一重大事件之後重新開始思考時間和時間性問題時對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的舊話重提：“什麼是時間？”（2018）不過，詹明信的解釋似乎過於簡單同時又歧義叢生。在他看來，時間和時間性問題是與現代主義的興起相伴隨並得到強化的；但同時，隨著現代主義的結束，“時間已變得無足輕重了，人們不再書寫它”；取而代之的則是空間。而在拉塞爾·韋斯特-帕夫洛夫看來，時間出現問題應該早在啟蒙運動時期，他認為“啟蒙運動以來的近代史表明，時間模式的譜系逐漸縮小。伴隨著人類存在不證自明的校準，已經壓制和迴避了其他可能的個體或全球存在的時間結構，時間漸漸被簡化為普遍的線性時間。”（West-Pavlov，2013，p. 4）也就是說，真正引發時間性問題的不是“時間的混亂”、“時間觀念的多樣性”，而在於“線性時間所具有的主導性和支配性”，正是“普遍的線性時間”帶來了人們帶來了人們理解世界和人生的單一性。因而，當他面對20世紀文化理論中的時間和時間性問題時，拉塞爾·韋斯特-帕夫洛夫做出了與詹明信相似的看法：“大體上來講，無論如何，時間已經被性別研究和文化研究所忽略”。當大家在繼續研究時間時，“這裡的時間只是‘社會時間’，而沒有時間概念本身”。（2013，p. 6）概而言之，“時間”雖然是一個讓所有人和物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的“陷阱”，但它並不是一個自明之物。鐘錶計數所製造出來的只是一種客觀化的幻覺。換言之，時間只是一種觀念，或者說是一種意識形態。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待時間的認識不能滿足於“核對鐘錶”，而應該追問它背後的觀念和意義。
時間性符號就是時間觀念的符號化，即以符號的方式可以進入文化交流之中的時間觀念。在《阿Q正傳》中就有不同類型的“時間性符號”參與了小說的敘事。這裡有具有節慶意義的時間性符號，如“中秋”；有季節標識的時間性符號，如“春天”；有表示一天之中的時辰的時間性符號，如“三更四點”和“晚上”；還有表示事件順序的時間性符號，如“第二天”、“幾天之後”；還有真實歷史的時間性符號，如“宣統三年”等等。因此，這些時間性符號或者說這些符號所承載和意指的時間性決定了阿Q是同時處於多個時間觀念體系之中的個體生命：他早起晚睡，遵循個體生命的節奏和一年四季的變換；他懂“中秋”、“而立”，中國傳統的文化無意識也在阿Q身上積澱；他也感受到了“宣統”、“革命”，重大歷史事件也對他這個有名無姓的卑微生命帶來了情感的衝擊，甚至是命運的改變。
不難發現，時間的符號化過程，也正是將時間觀念不斷強化並灌注進人物（個體生命）的過程。人物（個體生命）的所有行動及其意義都受到這些時間性符號的規約，受到各類時間觀念的影響。在第七章之前，阿Q生活在“自然時間”（一天早晚、一年四季）和“民俗時間”（中秋）的時間觀念體系之中，其最大的特點就是“時間的循環/重複”以及與之相應的性格的扁平化和人生的停滯化（無論是性格還是命運都不具有“成長性”，性格不變，生命不死）。但是從第七章之後，“歷史時間”正式介入。“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與小說中其它的時間性符號最大的區別，正在於它是一個真實的歷史時間符號，在這一符號背後承載著一段中國近現代極為重要的歷史性事件。正是這一“歷史時間”將小說中虛構的阿Q捲入了歷史的洪流之中。從此之後，“時間的循環/重複”被打破了，歷史時間開始一無返顧地向前運行，個體的性格和生命也打破了“不變”、“不老”的魔咒，開始具有了“成長性”（即“可變性”）。
3
符號的時間化：
時間性符號的敘述功能
於是，對“時間性符號的敘述功能”問題的探討進入第二個層面：“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這一時間性符號的時間性在小說敘述中是如何展開的？從現有的符號學與時間性問題的探討中，大體在以下兩個層面涉及到了“符號的時間性”問題。其一是“符號過程”。“過程”是一個時間性展開的狀態；符號表意和獲得解釋的過程是具有時間性的；文學作品以語言文字作為媒介，其展開方式也是以轉喻和組合的方式線性的展開的。因此，這一符號過程也構成了文學理解的基本前提：作為讀者，首先是以轉喻和組合軸上歷時性地閱讀文學文本，其次才可能在隱喻和聚合軸上共時性地發現文學文本的意義。不過這一時間性只是體現為“順序”和“秩序”，只是表明一種“先後”的關係。因此只能說“符號過程”或者說“符號化過程”的存在為“符號的時間性展開”提供了某種潛能。其二是“符號敘述”。即符號是如何被講述的，在敘述學中，與時間有關的問題則被納入與“情節”有關的討論中進行。如趙毅衡在《廣義敘述學》中討論了“被敘述時間”、“敘述行為時間”、“敘述內外的時間間距”等等問題。除了上述已被正式納入符號學討論範圍的時間性問題之外，其實還有一個“符號時距”的問題，即符號與接受符號的主體之間的時間距離。如一塊秦磚漢瓦的符號所攜帶的文化信息與我們作為21世紀的觀眾在面對這一符號時所存在的時間間距，形成一個巨大的“歷史感”。這一“歷史感”雖然不具有敘述學意義上的時間性，但也裹挾到所有的符號化過程以及符號敘述行為之中了。如《盜墓筆記》之類的盜墓文學，以現代人視角進古墓歷險，所有的古墓中的符號綜合了歷史、宗教、祭祀、神話、傳說甚至巫術、機關、詛咒、讖諱、乃至魔幻、科幻的因素。而《三體》的第一部“地球往事”將小說的故事背景置放在中國的文革時期，一下子就將那個曾經荒誕的青春歲月裹挾進了葉文潔的生命歷程，“紅岸”基地及其所從事的外空探索的任務在文革這一歷史背景中增加了其遠離塵世、消災避禍的“飛地”和“世外桃園”的僥倖氛圍（儘管不可能完全與世隔絕的真空）。葉文潔最終決心引入外星文明的舉措也獲得了來自現實歷史的合理化動機。汪淼所參與的地球防衛組織中國區作戰計劃則是立足於“現在”，既依託現有的科技手段，也通過穿戴式VR“三體遊戲”完成對三體文明的呈現。因此，所有的“現在”也是增加科幻的現實感的重要基礎。
不過，這還只是對符號的時間性展開問題的一般性描述。任何符號都可能具有這三類時間性展開方式。如果進一步具體到時間性符號上面，其時間性展開方式則會有自身的一些特點。比如說“時間性符號”的“符號過程”問題因為有了具有支配性的“線性時間”作為重要的參照，其“順序”和“秩序”就不再是一個隨心所欲的過程。在敘述學中，託多羅夫在討論敘事時間時就曾明確指出“提出在敘事中時間的表達問題，是由於故事發生的時間和敘事的時間之間存在差異”，正因為有了“故事發生的時間”作為參照，我們才會對“敘事的時間”做出“時間的歪曲”、“連貫、交替和插入”以及“寫作時間和閱讀時間”的判斷（1989，pp. 294-297）。日奈特也提出了極為相似的問題——“研究故事時況和敘事文（偽）時況之間的關係”問題，所謂“時序”（包括“逆時序”、“跨度、廣度”、“追述”、“預述”等）、“時長”（包括“非等時性”、“概略”、“休止”、“省略”、“場景”）和“頻率”等等（1989，pp. 194-228）。因此，時間性符號的時間性展開之所以呈現出“（線性的、自然的，或故事的）時間扭曲”的特點，其根本原因正在於“符號敘述”對“符號過程”的扭曲，是“敘述時間”相對於“故事時間”的變形。如果再加上因“符號時距”所形成的“讀者的閱讀時間”與“小說的虛構時間”之間的關係，那麼時間性符號的敘述功能也就更復雜了。
以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經典開頭為例：“多年以後，奧雷連諾上校站在行刑隊面前，準會想起父親帶他去參觀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馬爾克斯，1984，p. 1）
這是一句廣為傳誦的佳句。在這一句話中，馬爾克斯用未來的“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的臨死時刻和“遙遠的”過去和父親參觀冰塊的童趣記憶高度濃縮了主人公奧雷連諾的一生。在小說的結尾，奧雷連諾終於破解了梅爾加德斯羊皮紙手稿講述布恩蒂亞家族史的敘事方式，即“並沒有按照人們一般採用的時間順序來排列事件，而是把整整一個世紀裡每一天的事情集中在一起，讓它們同時存在於一瞬之間。”（1984，p. 1）如果說羊皮紙手稿所講述的家族史具有預言性質的話，那麼《百年孤獨》小說的這句開頭即是對這一預言的印證。在這句話中，我們看到了兩個虛指的時間性符號（“多年以後”和“遙遠的”，一個指向未來，一個指向過去），但同時又有兩個實指的“時刻”對這兩個虛指的時間性符號進行了校正或者說補充（“奧雷連諾上校站在行刑隊面前”的那一時刻，想起了童年時代“父親帶他去參觀冰塊”的下午）。如果說虛指性的時間性符號在此承擔的是濃縮過去和未來形成巨大的時間張力的話，那麼實指性的時間性符號則將這兩個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事件並置到一起，使之成為重新理解奧雷連諾一生的反思性視角。這種巨大的時空距離以及迥異的事件性質所形成的敘述張力也成為《百年孤獨》整部小說的敘述基調。不過，這一奇特句式並沒有真正得到符號學和敘述學分析。從時間性符號的“符號過程”來看，“多年以後”和“遙遠的下午”所包含的時間順序是“逆時序”（在此並非敘述學中的“逆時序的敘述方式”）的，即首先指向遙遠的未來，然後再回返遙遠的過去，兩個時間性符號在句子語序中出現的順序是與正常的線性時間相反的。正是這一時間性符號順序的錯位，引發了讀者的“時光錯亂”之感。但是從“符號敘述”的角度來看，“多年以後”和“遙遠的下午”處於不同的敘述層次：“多年之後”，雷奧良諾面對行刑隊時的“想起”是本句的“行動”，而那個“遙遠的下午”是“想起”的內容，處於由這一“想起”的“行動”所支配的“賓詞”的位置。從“符號敘述”的角度，“想起”這一“行動”其實是一種心理活動，並不具備通常意義上作為普羅普式的“功能”特徵。由於“多年以後”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敘述，因此這一“想起”並不具有“已經完成”的“過去時態”。在“想起”之前，添加了一個情態動詞“準會”（本句的英譯本為“ was to remember”），顯示出一種“模態”、“虛擬”、“意動”的特點。趙毅衡藉助現象學的方法，論述了敘述的“文本意向性”問題，試圖找出敘述文本所體現的“模態－語力”，併為敘述的三種時態（過去－現在－未來）建構敘述的模型，可以成為對這一敘述現象的理論補充。（2013，pp. 23-36）通過這種符號敘述學的分析，我們會發現，整句話其實是通過對“記憶”（即“想起”）的預敘（即“準會”）來完成兩個相距遙遠的“時刻”的重疊的。而且在這一重疊過程中，並沒有一個“現在”的“敘述時刻”存在。因此，不同時代的讀者可以自動來佔據這一“敘述時刻”（即“閱讀時刻”），並以此來設身處地地來進入馬爾克斯的敘述情境；與此同時，因為“現在”的不確定性導致不同時代的讀者都夠產生“多年以後”和“遙遠的下午”兩個巨大符號時距的共鳴。
之所以舉這個例子，也同時是出於進一步加深理解《阿Q正傳》這一重要的歷史性時刻究竟是如何影響阿Q的人生命運這一細節的。在小說中，魯迅也採取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句式：“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將搭連賣給趙白眼的這一天——三更四點”。從“符號過程”來看，破折號承擔了將兩個時間性符號並置的功能，即強調這兩個時間的同時性。在破折號之外，是一個來自真實的可以追溯和考證的歷史時刻，而且魯迅對這一時刻採取了“完整時間序列”的方式，即從“年、月、日、時”四個層面將這一時刻加以具體化。這是典型的歷史敘述的方式，或者說是增強歷史真實感的表述方式。而在破折號之內，則是一個來自虛構的小說情節的事件（“阿Q將搭連賣給趙白眼的這一天”）。將一個虛構性情節嵌入一個真實性歷史的做法具有兩種功能：其一，故意混淆真實與虛構、歷史與文學的區別。或者用另外的表述，製造阿Q是真實的歷史中的個體的幻覺。其二，將一個具有歷史重大事件的時刻與本來默默無聞的小人物阿Q的一個並不甚重要的事情聯繫在一起。正是在這一時刻，宏大歷史與個人命運開始發生關聯，並且通過隨後的各種事件——阿Q也具有了“革命”的意願、假洋鬼子們也“鹹與維新”以及趙四爺家被搶等等這些來自阿Q及其周邊各色人等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反應——宏大歷史開始作用並深刻地影響到未莊所有的人，當然也包括阿Q。從“符號敘述”的角度來看，這一併置的時間性符號強調了“有一隻大烏篷船到了趙府上的河埠頭”的不同尋常的性質：這隻烏篷船的到來既承載了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信息，成為宏大歷史（“辛亥革命”）的象徵，又成為對阿Q人生命運發生關聯的暗示。因此，這一“三更四點”的時刻也成為宏大歷史與個人生命相交織的敘述起點。而從“符號時距”的角度來看，小說的“故事時間”（“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即1911年11月4日）與《阿Q正傳》的“寫作時間”（因為小說是以小說連載的方式進行的，因此“寫作時間”和“發表時間”幾乎完全重合，即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之間已經有了整整十年的距離，這其中又經歷了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因此當魯迅創作《阿Q正傳》時獲得了一種居於“五四運動”來反觀“辛亥革命”的超越性視角。而當我們作為一個已經進入21世紀的讀者來說，其間又增加了“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等百餘年的歷史變遷。由此不同時代的讀者便具備了與《阿Q正傳》不同的“符號時距”，所謂“說不盡的阿Q”即由此而來。
參考文獻：
巴赫金(1998). 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 巴赫金全集(第三卷). 河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巴特, 羅蘭(1989). 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 張寅德編. 敘述學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利奧塔爾，讓·弗朗索瓦(1997). 後現代狀態: 關於知識的報告. (車槿山, 譯). 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利科, 保爾(2003). 虛構敘事中的時間的塑形: 時間與敘事. (王文融, 譯). 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利科, 保羅(1998). 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答中國學者問. 哲學動態, 1999(11).
馬爾克斯, 加西亞(1984). 百年孤獨, (高長榮, 譯). 北京: 十月文藝出版社.
馬爾克斯, 加西亞(1984). 百年孤獨. (高長榮, 譯). 北京: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皮爾斯（2014）. 皮爾斯: 論符號. (趙星植, 譯).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日奈特, 傑拉爾(1989). 論敘事文話語——方法論. 張寅德. 敘述學研究, pp. 194－228.
託多羅夫(1989). 敘事作為話語. 張寅德編. 敘述學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詹明信(2018). 時間性的終結. (李芳凝, 譯). 上海文化, 6.
詹姆森, 弗雷德裡克(1993). 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 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 張京媛(主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趙毅衡（2011）. 符號學原理與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趙毅衡（2013）. 廣義敘述學.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West-Pavlov, R. (2013). Temporalities, NY: New York, Routledge.
曾軍，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文藝學和文化理論與批評。
Author:
Zeng Jun,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fields are literature theories and cultural criticism.
Email: [email protected]
閱讀更多 符號與傳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