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擴張的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的不同之處很多，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他們對異族的征服方式上，蒙古人多半是不太講究道理的，只是善於運用他們的弓箭和馬鞭，而阿拉伯人卻是一手執刀劍，另一隻手高舉著經書——來吧兄弟，只要咱們有了共同信仰，那麼你就能享受我們的同等待遇。
百年翻譯運動的興起背景：
阿拉伯人一向以伶牙俐齒著稱，善於辯論，他們把這種傳統也帶到了思想意識領域，同一宗教會有不同派別，他們之間對教義學的蓬勃發展都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但他們首先需要說服對方，那就要用到教義經典，但各方的教義本無多大差異，很難說服彼此。
同一宗教下不同教派的紛爭倒還容易，想要說服信奉基督教和猶太教的近鄰，麻煩顯然更大。古希臘人不僅懂得鍊金術，他們還有哲學思辨的固有傳統，當阿拉伯人在與受古希臘羅馬人影響更大的基督徒或猶太教徒辯論的時候，難免有些力不從心。
形勢逼迫著阿拉伯人用新的理論知識填充他們的頭腦，古希臘、古羅馬、古代波斯、古印度卻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著作，何不為我所用，拿來主義，借鑑一下？
除了用於辯論，觸發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的誘因還有完善自身信仰體系和提升現世生活質量的需求，隨著阿拉伯世界的版圖擴張，很多原先信奉其他宗教、浸淫於異質文化背景的人們也皈依了伊斯蘭教，深植於他們世界觀中的強力因子不會被輕易消除，人家自己會在內心裡判斷解讀不同文化、宗教的結構和基礎，往往會對新皈依的宗教帶有自己的解釋。波斯人就曾經強烈質疑阿拉伯人——你們總是長期與駱駝交流，導致了你們語言的粗俗下流。就這還跟我們談思想？
是時候該完善自己的理論體系了。
百年翻譯運動的興起時間：
阿拉伯翻譯運動是中世紀阿拉伯帝國從上而下發起的一場翻譯古代東西方科學文化典籍的學術活動，發生的時間段處於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
之所以被稱作“百年翻譯運動”，是因為它的鼎盛期持續了大約一百年的時間，連同初期和尾聲，實際累加時間為近三百年，從八世紀末到十一世紀中期。
初期階段：
起於曼蘇爾時代，終於拉希德時代，從伊斯蘭教歷136年開始，到193年結束。這段時間，教義學者們開始初步接觸來自於古代印度、古代波斯和古希臘的哲學典籍，翻譯完成了波斯文的《卡里萊和笛木乃》、印度文的《信德罕德》、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等著作，他們開始嘗試用“邏輯”、“現象”、“本質”等詞彙來討論宗教問題。
百年翻譯運動的高潮階段：
起於麥蒙時代，從伊斯蘭教歷198年開始，到300年結束，大致對應著公元九世紀到十世紀。
高潮產生的標誌就是麥蒙修建了國家“智慧館”，官方統一領導全國的學術翻譯研究工作，有了官方背景的智慧館不惜重金，禮聘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專家一起參與這項工作進程，這段時期主要針對的是古希臘人為代表的西方典籍。比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畢達哥斯斯的《金色格言》、柏拉圖的《理想國》和《法律篇》、亞里士多德的《範疇篇》等等。不僅僅是單純的翻譯整理，而是把翻譯和研究並列進行，甚至把研究出成果作為更重要的工作目標。
尾聲階段：
最後階段的時間為公元十世紀到十一世紀中期，也湧現出了一批諸如麥泰·本·優努斯、薩比特·本·古賴等優秀翻譯家，對亞里士多德的作品進行了更加深入的解讀和思辨。
百年翻譯運動的研究對象：
通過上述行文我們可以得知，百年翻譯運動的目標涵蓋了東西方的典籍。
從地域上來說，前期階段比較均衡，來自古代印度、古代波斯的典籍與古希臘、古羅馬的典籍並重，到了真正的百年翻譯運動的高潮期之後，則主要針對古希臘的哲學典籍為主，一方面說明了阿拉伯學者（也代表了哈里發統治者的態度）對古希臘哲學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說明古代印度和古代波斯的文化研究方面，阿拉伯人已經取得了能夠充分吸收和辯證引用的階段成果。
從領域上來看，針對東西方典籍的來源不同，阿拉伯學者有著微妙的差異化對待情況。
對待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他們的哲學著作很少，阿拉伯學者主要翻譯那些能與伊斯蘭文明相得益彰的文學歷史類書籍，直接植入伊斯蘭文明，這也導致了阿拔斯王朝國內處處都存有濃郁的波斯情調，無論是衣裝服飾，還是音樂等娛樂方式，阿拉伯人照搬不誤，奉行比較純粹的拿來主義，我們不產生文化，我們只做文化的搬運工。
對待來自於西方的古希臘典籍，阿拉伯學者的態度則變得嚴苛起來，只認準他們的哲學和科學內容，絕不涉獵人家的文化類作品。究其原因，既可能他們沒拿到趁手的文化作品，但更大的可能性是，無論上層統治者還是充當執行作用的阿拉伯學者，他們都對希臘文學不感冒。希臘文學的歷史背景和審美情調與阿拉伯世界顯得有限格格不入，實在難入他們的法眼。
相對而言，希臘人的哲學思想和科學方面的內容，由於更具實用價值，很大因素還是為了和異質文明吵架方便，所以才能被奉為圭臬，深入研判吸收。
更深層的原因不言自明，伊斯蘭教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在西方，宗教與文化本身是難以割捨的互為存在，阿拉伯學者也不樂見遭受西方文化的侵蝕。而相對平和弱勢的東方宗教，則缺乏藉助文化載體來侵擾的擔憂，完全可以採取更加寬容友善的姿態來敞開懷抱歡迎你。
百年翻譯運動對其研究對象的影響：
阿拉伯學者的這一態度也直接影響到了古希臘的文明傳承，要知道，世界上本無哪怕一本古希臘文的原著，不是希伯來文就是阿拉伯文，假如你是一兩個世紀前的古希臘研究者，要是不精通阿拉伯文字，你還真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是古希臘文化領域的優質研究者呢。
因為號稱古希臘人所著的全部手稿，隨著公元四世紀末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徹底焚燬，迄今為止已經消失了一千六百多年，等到阿拉伯帝國崛起，再次來到亞歷山大，理論上可能會發現一些殘餘，再把它們帶到了阿拉伯帝國。但是後來隨著阿拉伯帝國的衰亡，十字軍沒完沒了的東征，蒙古人和突厥人一次又一次鍥而不捨的西征，最終的結果就是，世界上再也沒有一本被稱為古希臘人原稿的作品。
聯想到文藝復興之前寂寂無聞的古希臘，忽然一朝爆紅，這種結果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人的操弄，從另一方面說來，也離不開中世紀勤勉忙碌的阿拉伯學者，正是他們從事的百年翻譯運動，才使得後世的人們能夠了解到亞里士多德、托勒密、柏拉圖等等那些高大上的“希臘”老先賢們。
由於古印度的梵文流傳不廣，後世產生的差異化又太大，在宗教的傳播方面也是能省就省，儘量口耳相傳，發展到最後，已經是“無人識得李老八”的化石語言，後來又遭到伊斯蘭文化的衝擊，玄奘法師帶回來轉譯的佛經反倒成為研究印度中世紀曆史的重要資料，阿拉伯學者們翻譯的印度文學、史學、數學、天文學等典籍也成了珍貴的“原始資料”。
至於一萬個看不慣阿拉伯人的波斯人，雖然在信仰方面與阿拉伯人走到了一起，但是在後來也進行了文化搬運活動，他們走出了一條差異路線，致力於傳播翻譯成阿拉伯語的波斯文學，通過這種“正名行動”來否定阿拉伯人的民族優越感，反對阿拉伯人的特權意識，打造自己的“波斯品牌”。
百年翻譯運動對阿拉伯世界的內部影響：
百年翻譯運動有著以下三個主要的內在特徵：
一、辯證吸收、為我所用。
阿拉伯學者們始終“不忘初心”（證明自身宗教文化的優越感），在引進這些外部典籍時，始終沒有忘記他們的宗旨，對它們進行了系統整理和深入研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一切都是圍繞著自身教義的理論完善來進行。
二、內部學派、多家爭鳴。
在整個翻譯運動中，尤其是前期，由於阿拉伯學者們本身也可能來自於不同教派，在吸收外來知識的同時，又對自己學派的理論進行整理發揚，由此又衍生出一些細分的教派，一時竟隱然有良性的“百家爭鳴”之態。
三、文化融合、溝通橋樑。
多家爭鳴的現狀並沒有持續很久，理不辨不明，從長期看來，百年翻譯運動不僅促進了阿拉伯內部世界的融合，也事實上促進了與西方世界、波斯世界的融合態勢，至少也充當著文明的溝通橋樑。
根據以上內在特徵，可以清晰地梳理出百年翻譯運動對阿拉伯世界的內部影響，通過引進吸收東西方文化，阿拉伯文明提振了自己的士氣，開放包容的世界觀反過來也能促進他們的重商政策，中世紀的阿拉伯文明從總體上來說，是優於“黑暗中世紀”中的西方文明的。再從深層次著想，緊隨百年翻譯運動之後而來的西方人組織的“十字軍東征運動”，由於有教皇的深層涉入，未必不體現出基督教廷的憂患心理，本身也反向證明著百年翻譯運動的正確性。相對文明開化程度看上去略勝一籌的阿拉伯人的咄咄逼人態勢，從軍事到思想領域的全方位壓制，逼迫著西方教徒們用稍顯野蠻的方式去“東征”，實現變被動為主動的戰略目的。
結語：
直到今天，阿拉伯翻譯運動的積極影響還在發揮著固有的作用，通過阿拉伯學者們的勤奮努力，在“天文學、數學、醫學、化學(鍊金術)領域的大量專有名稱、概念、範疇”，都是採用阿拉伯語逐步確立的；阿拉伯學者們還在翻譯的同時，修正了很多原著中的謬誤之處；尤為可喜的是，根對老文本的研究，他們又在巨人肩膀上撰寫了大批新的各學科學術著作，系統闡述了新知卓見。
阿拉伯翻譯運動的當今意義還在於警示作用，眾所周知，到了阿拉伯帝國衰亡之後，尤其是進入十八世紀之後，阿拉伯文明開始在物質文明、政治制度和社會組織等各方面全方位落後於西方文明，西方文化開始反噬或推倒阿拉伯人的社會和生活各領域的既有傳統，阿拉伯文明開啟了步步後退的尷尬處境。
隨著石油經濟的崛起，在物質文明方面，或許阿拉伯世界已經達到或接近了西方世界的水準，但是在文化精神層面，西方的政治結構和科學水平、價值觀再一次面臨著被重新輸入阿拉伯世界的現狀，阿拉伯人能否拿出當年翻譯運動的執著精神，擺脫長期以來故步自封的境地，主動邁過這種轉型期，步入嶄新的自我救贖時代？
這將是阿拉伯世界的新學者們的共同追求，但他們也展開了有益的嘗試。一千多年前，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創造了樸素活潑的蘇菲主義，一千年後的今天，又交出了強調“愛與寬容”的葛蘭運動的答卷。
文化的交流一定會產生觸變現象，但主動求變，便可以向上開放性的提升；消極躲避，難免陷於閉合性的沉淪，這種考驗，不唯阿拉伯世界獨有。
李榮建：《阿拉伯研究文集》、《阿拉伯文化與西歐文藝復興》
何新：《希臘偽史續考》
蔡德貴：《阿拉伯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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