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濟文化藝術講述瓷器款識別特點：
瓷器款識是標明陶瓷器製作年代的一種款識，在古代陶瓷款識中佔有較大比例。一般說來，紀年款可分為3種
一、年款，即以帝王年號為紀年的款識．又稱朝代款。如北宋“端拱二年”
明代“大明宣德年制”
清代“大清康熙年制”等。
二、干支款，指用60年週而復始的天干配地支來標明器物具體年代的款識。這種款識多附在帝王年號之後。如“大明宣德癸丑年造”
“萬曆丁丑年造”
也有直接用干支紀年的，如弘冶時的“壬子年造”
康熙時的“又辛丑年制”
三、特殊年款，指只寫某朝而不寫具體年號的款識，如“大明年造”
“大清年制”
。歷代紀年款中，以元，明，清時期釉下青花書寫款所佔比重最大，另有刻劃款 ，模印款及釉上彩書寫款等。紀年款外多加邊飾、常見有雙線圓圈、雙裝方框、單線圓圈、單線方框等，也有無邊欄的。款字多書於器物外底中心、也有書於內底心、口沿下以及肩、腹、耳、柄、頸、足內沿等處的。字體以楷書最為多見，另有篆書、行草等。款字排列方式多為自上而下豎寫或自右向左橫排。紀年款以明、清兩代景德鎮官窯瓷器使用最多，但部分民窯器，尤其是景德鎮民窯器上也經常使用。民窯款字體多顯得粗率、不及官窯款字體規整。
紀年款標明瞭器物製作的大致年代或具體年代，所以是古陶瓷年代鑑定中最重要的依據。
秦、漢紀年款
秦、漢陶瓷器尚無單獨落紀年款的習慣．但有些銘文中的紀年內容，同樣起到紀年款的作用。較重要的有以下幾件。山東鄒縣邾國故城遺址出土的一件秦代陶量(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上印有篆書秦詔文，文曰：“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一，歉疑之，皆明壹之。”
所印詔文，四字一組豎寫，綴連成篇，外有邊框。從其書法風格上看，屬於秦代小篆，字體方正，筆道圓潤，章法和諧，佈局合理。這段文字既是研究秦代統一全國度量衡和文字的重要佐證，也是研習秦篆書法可靠的典範。 廣東省博物館收藏一件漢新莽時的灰陶狗，腹一側陰刻篆書“天鳳六年何亞”銘，天鳳為新莽年號、六年相當於公元19年。1988年湖南湘陰青竹寺漢代窯址堆積層的下層出土了東漢順帝“漢安二年”(143年)紀年款的陶器殘片，款字是刻劃上的。另外，考古發掘工作中，常發現一種東漢時的鎮墓陶瓶，上有朱書鎮墓文，內容是為死者解除災禍的文告，文字開頭多記年、月、日。見有“永壽二年五月”(156年)、“熹平元年”(172年)、“初平四年十二月己卯”(193年)等。
三國紀年款
迄今所見三國時期陶瓷器上的紀年款，主要出現在越窯瓷器上。]955年．江蘇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吳墓出土的一件越窖青瓷虎子腹部刻劃“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袁宜作”十三字銘文。
赤烏十四年即公元251年。此器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本世紀30年代後期，浙江紹興吳墓出土一件青瓷穀倉其正面堆塑龜馱碑，碑上刻劃“永安三年時，富且洋(樣)，宜公卿，多子孫，壽命長，幹意(億)萬歲未見英(殃)”。此器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30年代紹興還出土過一件“吳陶灶”，現已不知下落，灶壁刻有“永安四年十月九日...... ”等二十二字。1958年，
江蘇南京清涼山三國吳墓出土一件青瓷熊燈，在燈的承盤底部刻劃“甘露元年五月造”七字銘文。甘露元年即公元265年。這幾件有確切記年的器物，大致反映了三國時期瓷器上紀年款的風貌，其特點是：釉下刻劃，字體較草率、落款位置不固定，文字內容不統一。
兩晉南北朝紀年款
此時陶瓷器上紀年款的風格與三國時相似，無大改變。1976午3月．江蘇吳縣楓橋獅子山西晉傅氏家族墓出土的兩件青瓷穀倉，在龜趺碑上分別刻有“元康二年潤(閏)月十九日超（造）會稽”、“元康出始寧，用此 ，宜子孫，作吏高，其樂無極”等字樣。元康(291―299年)是晉惠帝司馬衷的年號，元康二年即公元292年，但該年並不置閏，元康三年則閏二月。這件穀倉與“元康三年四月六日”銘文磚同出，可能也是元康三年物，碑銘紀年有誤。西晉時帶有紀年款的瓷器，還有浙江餘姚出土的青瓷穀倉，其龜趺碑上刻有“元康元年八月二日會稽上虞。”浙江平陽敖江出土的青瓷穀倉，其龜跌碑上刻有“元康四年九月九日口州會稽”。東晉、十六國時期陶器上的紀年款，見有60年代敦煌東晉墓出土陶罐腹部墨書的“昇平十三年潤(閏)月甲子朔廿一壬寅張弘妻汜心容盛五穀瓶”。昇平十三年為公元375年。南朝瓷器上見有“大宋癸丑”、“永初年制”等紀年款銘，“大宋癸丑”為公元473年，“永初年”為公元420―422年。
唐、五代紀年款
此期紀年款仍以刻劃為主，但已有模印和釉下彩書寫款。從日前l發現的資料看，唐代紀年款主要為唐宣宗大中年間(847―859年)的款銘，如“大中二年”、“大中三年八月”“大中四年歲次庚午八月丙午塑”、“大中玖年正月二十八日書記”、“大中拾年拾日叄造鼓價”等。其次為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年)款銘，如“元和三年二月卅日”、“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五年”、元和十四年”等。另有武宗會昌年間〔841―847年)、文宗開成年間(836―840年)、昭宗光化年間(898―901年）的款銘。如“會昌七年”、“會昌七年趙家”、“開成三年”、“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等。五代瓷器上的紀年款見有“貞明六年”(920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也”(929年)等。從窯口看，唐、五代瓷器上的紀年款主要見於越窯和長沙窯瓷器。刻劃款者多為越窯
釉下彩寫款者多為長沙窯。
款識字體多為草書，楷書少見，落款位置不固定。這一時期年款的內容較複雜，如長沙銅官窯遺址出土的一件‘鼓價器”
，其外壁釉下以褐彩書“大中拾年拾日叄造鼓價”。浙江嵊縣出土的―件盤口壺上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日造此罌，價直壹幹文”。浙江餘姚上林湖東岙南山麓出土的一件盤口壺上刻有“維唐故大中四年歲次庚午八月丙五朔，胡珍妻朱氏四娘於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後代無志，故記此罌。”這組文字表明，此盤口壺既是租地卷，又是墓誌銘。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越窯青瓷執壺，腹部刻劃的三行文字為：“會昌七年改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記此耳。”這件器物的款識記錄了當時年號的更換。湖南石渚五代長沙窯遺址出土一件瓷枕，上刻“開平三年六月廿十八日開造，夏月二女使用”。唐、五代時期的越窯瓷器中有一種罐形墓誌，內容主要為紀年、人名、事蹟等，紀年有“長慶三年”(823年)、“鹹通七年”(866年)、“光啟三年”(887年)、“光化三年”(900年)、“龍德二年”(922年)等。
宋代紀年款
宋代瓷器上的紀年大多為北宋年號，只有少數為南宋年號，主要見於越窯、龍泉窯、定窯、耀州窯、磁州窯等瓷器上，既有刻劃、模印款，又有墨書、彩書款。磁州窯系瓷器上的紀年款多為釉下彩書。越窯、龍泉窯瓷器上的紀年款多為刻劃。目前已發現北宋瓷器上的紀年款有“大觀”、“大觀元年制”、“大中祥符五年”、“慶曆五(年); 七作，其年乙酉歲”、“治平三年丙午歲次九月一日題，匠人周明”、“太平戊寅”(即太平興國三年)、“元封內用”、“元豐年”、“元佑年制”、“元佑四年”、“元佑七年三月口日莫”、“嘉佑口口月二十二日”、“元符三年仲秋佳制”、“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史五”、“至和貳年記 （碗）徐蔣大歌”、“明道元年”‘政和”、“政和三年”、“政和六年”、“鹹平年造”、“鹹平元年十―月三日張家記”、“鹹平元年七月廿日記”、“紹聖四年四月十六日鍾博士謹記”、“紹聖五年”、“崇寧二年新婿”、“淳化二年”、“雍熙一年七月”、“熙寧四年”、‘端拱元年”，等等。南宋紀年款見有“嘉定四年月”、“紹興永和舒家造”、“紹興三年”、“紹興五年”、“淳熙年制”等。總之，宋代瓷器上的紀年款，比以前各代數量明顯增多，持別是內容單純的年款明顯增多，五花八門的大段文字則明顯減少。浙江餘姚出土青瓷碗上的“淳化二年”款、越窯青瓷上的“太平戊寅”款等四字年款，與後代的同類款識已無大的區別。有的雖然在一器之上同時書有紀年、吉言、匠人姓氏等，但都分開刻劃或書寫，如英國收藏的一件剔花珍珠地瓷枕，枕面刻“家國永安”，右側書“趙家枕永記”，左側書“熙寧四年”。內容較複雜的紀年款如現藏召肅省博物館的一件瓷枕，枕面右上側題：“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筆於沙陽。”再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南宋人物紋瓷枕，枕面左側刻：“紹興五年， 為亂事紛紛。白陽山人作。”另據《景德鎮陶錄》記載，北宋景德年間，真宗命景德鎮燒造進御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但尚未見實物。至於首都博物館收藏的刻有“隆興紀元春二月張衝珍玩”款的三彩人物紋枕，被認為是民國時期的偽作。
遼代紀年款
遼代陶瓷器的紀年款，主要見於契丹族獨有的器物雞腿瓶上，均為赤峰缸瓦窯的產品。其紀年款有“軋二年田”、“軋三艾廿一”等。這裡的“軋”和“艾”都是契丹文，分別為漢文的“乾統”和“月”。乾統為遼帝耶律延禧的第一個年號，乾統二年即公元l102年。另外，北京龍泉務窯遼代遺址曾出土遼三彩貼花殘器，器內底刻劃“壽昌五”字樣。殘缺的一個字似應為“年”，壽昌五年即公元1099年。
金代紀年款
金代陶瓷紀年款以墨書款較為多見，另有釉下彩書寫款和刻劃款。落款的位置多在器物的外底、足部，也有落於腹部和內底的。如“時皇統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此為金代蕭窯瓷瓶紀年款，橫刻於瓶足上，瓶腹刻“白土鎮窯戶窯戶趙順謹施到慈氏菩薩花瓶壹對，供養本鎮南寺”。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白地黑花鳥紋虎形枕的底部有墨書
“大定二年六月六; 日口家造”款。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定窯白釉剔花蓮花紋枕的底部有墨書“金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康軍使宅置到”款。
1984年陝西銅川耀州窯遺址出土的盞範上有“大定十年”款。1983年陝西黃陵縣古墓出土金代瓷枕的底部有墨書“大定十六年五月”款。
1978年秋河北曲陽北鎮村出土的定窯夔龍紋盤印模內壁刻有“甲辰正月望日造”干支款；同時出土的定窯菊花紋碗印模的內壁刻有“甲辰蕤賓十四日”款。“蕤賓”為五月。山西出土的白釉砂圈瓷碗的砂圈上有墨書“明昌三年十二月四日買了一十個”款。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霍縣窯盤的外壁露胎處有墨書“明昌四年柒月初四日三李置到”款。秦庭域收藏的金代白地黑花詩文枕，枕面題七言律詩一首，其中有一句為“泰和三年調玉燭”。1988年12月山東成武寶峰鄉定西村出土的金代白瓷碗的外壁近足無釉處墨書“泰和三年十二口買二隻”款。1978年秋河北曲陽北鎮村出土定窯四季花紋碗模的內壁環刻“泰和丙寅辛丑二十四日畫”款。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白地黑花罐腹部釉下有以黑彩書寫的“佛光普渡大安二年張泰造”款。1959年陝西銅川黃堡鎮窯址出土刻有“大安二年”款的青瓷殘片。另見金代磁州窯瓷枕上落有“正隆元年制”款，金代磁川窯三彩花卉盆外底墨書“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七制”款。金代瓷器上還有―種只書年號，不書具體年代的款識，見於紅綠彩瓷器的有“泰和”、“正大“等；見於耀州窯青瓷殘片上的有“貞元”。
元代紀年款
主要見於磁州窯、景德鎮窯、龍泉窯、鈞窯、耀州窯、定窯資器上。既有彩書、墨書款，又有刻劃款。常落款於外底、頸、肩、腹部等處，位置不固定。如廣東遂溪窯出土碗模外壁刻有“大德六年”款。元紫金釉貼花牡丹紋三足爐外底刻有“大德七年制”款。元鈞窯天藍釉紫紅斑盤上落有“大德八年”款。元定窯刻劃花魚紋盤外底刻“至元八年制公用”款，前五字直書，後二字橫書。元代白釉瓶上落有“大元國至元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記耳”款。陝西銅川立地坡古窯址出土的殘瓷片上刻有“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款。山西琉璃龍蓮花香爐上刻有“至大元年午汾陽琉璃寺詔伍塘城造”款。湖南衡東麻園窯址出土擂棒殘器上刻有“延佑四年”款。元代磁州窯白瓷枕的外底有墨書“至治二年前五月十五造磁齊居(君)仁”款。元龍泉窯青瓷大花瓶上刻有“泰定四年丁卯歲仲夥吉日謹題”款。1979年江西豐城縣徵集的出土於景德鎮的青花釉裡紅樓閣式瓷倉上有青花料楷書“後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款；同時徵集的出土於景德鎮的青花釉裡紅塔式蓋罐頸部有一週青花楷書款為“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收藏於英國倫敦大維德基金會的元青花雲龍紋象耳瓶頸部有青花料楷書“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謹記”款。元磁州窯白釉褐花罐外壁釉下有褐彩書寫的“至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款。另外，元代瓷器上還有一種不書年號的干支紀年款，例如內蒙古呼和浩特出土的鈞窯雙耳獸足爐上落有“乙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爐一個”款。
明代紀年款
主要見於景德鎮官、民窯瓷器上。官窯瓷器上冠以帝王年號款始自永樂朝，後成定製。但永樂官窯年號款只見四字款，官窯瓷器上落六字雙行或三行楷書年號款並圍以雙重圓圓這一最常見的體式，則始自宣德朝；常見的六字雙行圍以雙重方框的體式，始自成化朝。還有―種常見的環書於高足杯、碗足內沿的六字或四字年號款的體式，也始自成化朝。明代官窯瓷器紀年款以朝代款(又稱年號款、年款)為主，民窯瓷器紀年款則以干支款較為多見。明代紀年款多以青花料書寫，兼用暗刻、模印、釉上彩和白泥料書寫。落款位置以器物外底最為多見。也有在器內底、近口沿、頸、肩、腹、流、柄等處的。官窯年款字體除永樂、宣德、弘治、萬曆朝有篆書體外，其他朝未見。款字排列方式，以六字雙行和四字雙行最為多見，六字三行、一排橫書、一行直書、六字環形、四字錢文排列等極少見。官窯年款多由宮廷出樣、御窯廠有專人負責照樣書寫，字體嚴謹規整。民窯紀年款則大抵隨意書寫，字體多草率不規。據有關專家考證，明代景德鎮官窯瓷器的生產始自洪武二年()369年)。止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此期間官窯瓷器上的紀年款以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較多見，其他朝則少見。有人根據明代各朝官窯瓷器上年款的特點，將明代官窯瓷器年款總結為五句口訣，即“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雜”，這與實際情況基本符合。
清代紀年款
清代景德鎮官、民窯瓷器上的紀年類款，從款識內容看，主要分為朝代款(又稱年款)和干支款兩大類。年款多用於官窯器上，干支款多見於民窯器上。官窯年款以楷書或篆書的“大清某某年制”、“某某年制”、”某某御製”最為多見，如“大清康熙年制”、“雍正年制”、“康熙御製”等。款字多落於器物外底，個別的落於近口沿、足內沿等處。六字楷書年款多作雙行排列，個別為三行排列或一排橫列，款外圍以雙重圓圈、雙重方框，也有無邊欄的。六字篆書年款絕大多數作三行排列，少數作一排橫列，極個別的為雙行排列，款外多無邊欄，個別的圍以雙重圓圈或雙重方框。四字楷書或篆書年款多作雙行排列，外圍雙重圓圈、雙重方框，也有無邊欄的，個別的四字篆書年款作上下右左錢文排列。清代紀年款可分成釉下青花款和釉上琺琅彩款、礬紅彩款、金彩款以及刻、印款3大類，其中青花款在所有紀年款中占主導地位，琺琅彩款則集中出現於康、雍、乾三朝，隨著琺琅彩瓷器的消失而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礬紅彩款。刻劃和模印款則用於顏色釉瓷器上，如白釉、廠官釉、仿鈞釉、爐鈞釉等。從字體上看，整個清代紀年款不外乎楷、篆、隸幾種，其中楷書居於主導地位，自始至終都在使用．篆書款出現於康熙晚期，當時只用於供祝壽用的金釉藍團壽字和五彩三多紋器上。雍正時篆書款增多，許多仿製名窯的品種上均喜用篆書款。乾隆時楷書、篆書款平分秋色。嘉慶及其以後各朝，篆書款數量漸減，基本以楷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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