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金文经典著作影印丛刊解题》42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42、《簠斋传古别录》解题
《簠斋传古别录》 ，(清)陈介祺撰。
陈介祺，1813～1884，山东潍县人，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以“十种山房”作为斋名。曾任编修。著名铜器收藏家和金文学家。有《陈簠斋丈笔记》、《簠斋尺牍》、《簠斋传古别录》、《簠斋藏器目》、《簠斋古金录》、《簠斋金文考释》《簠斋藏镜》等古文字学著作行世。
根据《清史稿•陈官俊传》中的记载：
子介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编修。……介祺绩学好古，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
陈介祺随父在京，遍访名家问学，尤其专心于金石之学，曾多次拜访阮元和吴式芬，因而成为阮门、吴门弟子之一。在京期间，他和当时研究金石学的名家许瀚、吴式芬、刘喜海、何绍基、张廷济、叶东卿、徐同柏、潘祖荫、王懿荣、鲍康、吴云等人结识，相互探讨金石学的各类问题，互赠拓本，一时间成为他游学生涯中的辉煌点。
一函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51/178。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5621165。单鱼尾。版心上部刻书名。四周双边。白口。宽15.2厘米，高24.2厘米。
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此书，索书号为：线普长409944、线普长24302、线普长019916、线普长456432、线普362699。
无书名页。无书牌页。此书为滂喜斋丛书之一。所收为有关三代青铜器铭文搨法和鉴别问题文章，是研究金文学的辅助性参考书。
《簠斋传古别录》一书所收为有关三代青铜器铭文拓法和鉴别问题文章，是研究金文学的辅助性参考书。在铜器的作伪判断上，他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
伪刻必有斧凿之痕，以铜丝刷之则又有刷痕。而字释又失。且旧物手摸即可知，铜、玉亦然。伪者必不浑融，伪者斑下无字，斑中更不能见字。古器过朽，铜质无存，则字不可剔而可见。真者字底有铜汗积灰，必不能伪。镂字、刻字必不可辨。铸字佳者，每上狭而下宽。古人之字只是有力，今人之字只是无力。
在金文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他提出了“多见”说：
金文多见多读，自可通真伪，释古文字，多见为第一。
此说已经是金文研究方法论上的定论。
陈介祺的收藏，可以通过《簠斋藏器目》和《簠斋吉金录》二书中记载得到大致了解。其中收商周有铭铜器二百四十八器。而无铭器和汉唐器更倍于此。难怪时人称其“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
在拓本的制作问题上，他独创了全形拓和蝉翼拓，使铭文拓本更为精美绝伦。一时间他亲手制作的拓本成为学术界的至宝。叶昌炽《语石》中就公推他为“拓法为古今第一”。吴大澂更是赞美他的拓本为“纸墨精良，为从来所未有”。他开创并发展了铭文研究的新分支——吉金拓本学。为此，他更引述到金文著作的版本问题，他说：
金文有刻本者，亦并分类附装。装册以字多者居前。字数同，又以佳者居前，一二字者居末。不必别为商周。得真拓则再装入。见难得之本则钩摩装入。伪器之拓别装附册，无须分器分字。无可考。不必多留余纸。真者固多见而知其美，伪者亦多见而知其恶，不必弃之。刻本亦同。其摩刻失真而非伪者，如《博古图》、《考古图》、王、薛诸书均须编入。于古人文意、篆势，皆可推求拟议，甚有裨于三代文字之学也。必以广收拓本、摩本、刻本，分类分字数，选真装册为主，选余必附装，存质勿遗。不知器名，别为一册俟考。刻本图、铭，均可剪装统附。
陈氏在考证铭文时，首先说明其收藏和流传的历史。如，在《邢仁钟》题跋中，他就记载此钟的四位原收藏者及其流传：
浙江钱塘张应昌忠甫、扬州包氏、山东诸城刘喜海燕庭旧藏，得之刘氏。
陈氏已经意识到了铭文研究的科学化问题。他提出了“金文文法，宜编体列”的著名观点。他更进一步提出“金文释文，必定句读。必于字下双行，先注古字如器，次注今字释之。金文释文，必分段，必详起结，必讲文法。金文以三代文字为重。”[ 以上见《簠斋尺牍》，文物出版社，2004年，4页。]他的著作至今依然是金文学术研究领域内重要的学术经典。为此，他特别注意一个字出现在不同的铜器中的写法。如，他曾注意到“鱼”字写法：
余藏古器文有“鱼”字者，鼎二、尊一、爵二、觯一、簋三，皆有不同，可见古人象形之神变。
这已经是后来所谓的比较法所贯用的操作技术。
在对《商梁伯卣》铭文的考证中，他的审辨功夫和古文字功力几乎达到了顶峰，他考证如下：
戈之精者，无逾于此。商器字有小此，此尤小。“鬼方作”。字小而至精。余定为商伐鬼方时作。以中有鬼方字也。昔以商器字为大而疏奇古者，今以此戈与祖庚乃孙簋，与吴清卿太史视学关中所得凤翔出土乙亥方鼎字校之，则商器字不得以小疑之。商文之古厚者人知之，瘦劲者人不知。
短短百字，道出了古文字学家、古器物鉴定专家的学术素养和见识，绝非他人所企及。
但是，作为著名的铜器鉴定学家，他在真伪鉴定方面的心得才是他过人之所在。他的经验之谈也许可以写成一本专著加以分析和研究。他从作伪技术、文字特点、铜器颜色、行文款式、刻字风格、美观程度等诸多方面，认真总结了他个人的鉴定心得和体会，使铜器辨伪学达到了古代学术史的发展顶峰。我们从他的诸多论述中选取一段，说明如下；
古器字既著录传后，必先严辨真伪，不可说赝。古人之文理文法，学者真能通贯，即必能辨古器之文，是谓以文定之。古字有古人笔法，有古人力量，有古人自然行款，书者真能用心得手，亦即必能辨古器之字，是谓以字定之。古器之铜皆铸，铸款入土数千年，土润溽暑，则款内积汗，且款多外狭内宽，贩夫常见，每能识之。赝鼎多系凿刀，转折不圆，行款不浑，赤绿皆浮，而无青色。坚者则系烧成。又复不成文理，多习见文、习见不奇之字，或餖飣杂缀，以为新异。鉴者而收伪器，是谓不能以铜定之。阮书选刻至精，尚不免以宋为周，如《宋嘉礼尊》、《甲午簋》、《天锡簋》。以伪为商，如《秉仲鼎》、《刊宫尊》、《子执刀祖乙卣》、《鹰父己壶》、《作祖壶》、《子执刀父乙觯》、《亚簋》。以伪为周，如《孟姬鼎》、《鲁公鼎》、《亚行鲁公鼎》、《乙公鼎》、《乙公万寿鼎》、《师旦鼎》、《召父鼎》、《绾绰眉寿簋》、《仲驹父簋》、《宝盘》、《乙戈》。
他以其独到的个人学养提出了从拓本辨别铜器真假的见解：
古器真假，世人多不知看字，而只知看斑色。看字不但看字底之新旧，有灰无灰，假刻者必有刀痕或铜刷痕。以文义篆法定之，尤百无一失。即有时真者见弃，亦属寻常矣。
因此，整理和研究陈氏的铜器鉴定方法和制拓方法，远胜过对他的文字考释成果的研究，这应该说是金文研究、金文学术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閱讀更多 京都靜源教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