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疆域
唐高祖李渊，先世本为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氏，宇文泰以关中为根据地后，改西迁汉人的山东郡望为关陇郡望，李氏乃伪托西凉李暠嫡裔，并改其郡望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李渊祖父李虎，西魏时官至太尉，由于对北周政权有佐命功，死后追封唐国公。渊父李昞袭爵，北周时历任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渊母为隋文帝独孤皇后姐。
唐高祖李渊
李渊7岁时袭封唐国公。613年杨玄感起兵时，李渊任卫尉少卿，隋炀帝诏李渊驰驿镇守弘化郡，代为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615年拜山西河东抚慰大使。617年拜太原留守。
当时农民起义遍布各地，杨隋政权摇摇欲坠。李渊自知无力扑灭农民起义，又深知炀帝猜忌嗜杀，政局动荡难于自保，遂与次子李世民起事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杀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并召回长子建成、四子元吉，起兵反对隋炀帝。是年七月，李渊率兵三万向关中进军。十一月攻占长安，在关中地区站稳了脚跟。
进入长安后，李渊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天子，遥尊炀帝为太上皇，自为大丞相，进封唐王，综理万机。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都被纳入他的势力范围。
618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缢杀隋炀帝。五月杨侑禅位，李渊称帝，改国号唐，定都长安。立建成为太子，以世民为尚书令，封秦王。封元吉为齐王。
唐朝在关中的统治巩固后，李渊着手谋划统一全国的战争。对各个敌对割据势力，李渊父子采取政治诱降与军事进攻双管齐下的策略，而在实施军事行动时，又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
全国统一前，李渊与王世充、窦建德是鼎足相峙的三支强大的政治势力。
620年七月，李渊派秦王世民统率诸军进攻洛阳的王世充，王所属的州县相继降附，世充只得向窦建德求救，并固守洛阳待援。
窦建德击溃隋军主力后，于618年建立夏国。窦害怕王世充被歼灭后自身受威胁，遂决定亲自率师前去解救。他先攻占曹州，接着攻陷元州、梁州、管州，占领荥阳、阳翟。夏军水陆并进，军次成皋。
许多唐将见夏军来势汹猛，主张避其锋芒。只有少数人主张分兵包围洛阳，而以主力与夏军决战，待歼灭夏军后，再回头收拾王世充。
李世民采纳了少数人的主张，亲自率领精锐部队进至虎牢阻击援军。两军相持数月，窦建德部将凌敬建议放弃虎牢，渡过黄河，袭取河东，进攻唐军后方，唐军势必返师自救，这样也就解了洛阳之围。
窦建德却拒不采纳凌敬的正确主张，而全力猛攻虎牢，并在氾水结阵。结果，由于兵力分散，加以轻敌，被李世民击溃，窦建德被俘。夏军或逃散，或投降。
621年五月，李世民回师进攻洛阳，并把窦建德押至洛阳城下示威，王世充只得打开城门投降。为此，李渊诏曰：“闻获建德，竟如汝所料，画策者虽吾，平定者汝也。”
李世民则自谦说：“皆上禀睿算，幸而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
李渊共有22个儿子，其中为嫡妻窦氏所生者4人，即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四子元吉。李玄霸早逝。隋末李渊任太原留守，只带世民，建成、元吉都留在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太原起兵时，李渊召建成、元吉赴太原。
李渊建唐称帝前，建成与世民尚能同心协力，共同作战。随着统一战争的接近尾声，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开始激化。俩人各树党羽，彼此倾轧不已。
李世民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建树显赫功勋，握有军政实权；李建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者，长期留住长安辅佐李渊处理朝政，亦有很大势力，在京城与外地不乏支持者，又有齐王元吉的赞助，在政治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李渊在废立太子之心犹豫不决。或因“世民功名日盛”，“常有意以代建成”，或“无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加上两大集团都要对李渊施加影响，故他的态度有所反复，并不奇怪。
历代皇帝在废立太子问题上出现反复，可谓屡见不鲜。唐高祖也不例外，这与皇位继承制本身的弊端有关，并非个人罪责。李渊也曾想方设法缓和长子与次子的矛盾和冲突，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借突厥进犯之机，共谋调动秦王府将士，最终翦除李世民。获知其计后，李世民先发制人，抢先在宫城北门—玄武门埋下伏兵，发动军事政变，射杀建成、元吉，击败东宫和齐王府卫队，并杀建成、元吉诸子。李渊遂立世民为太子，后又传位于世民，自称太上皇。
唐太宗李世民
李渊退居太上皇后，昔日威风扫地以尽，而且任人摆布，遭人奚落，全然没有开国皇帝的雄风威严，无可奈何地度过了一生最凄凉困苦的岁月。
可以说，李渊的余生是在屈辱中度过的。仅举父子间三事为例。
第一例姑且称“父耻子雪”。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派李靖率大军出击东突厥。年底捷报传来，
他对侍臣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旧唐书》卷六十七）
太宗拿乃父称臣说事，意在让臣下明白，高祖当年奇耻大辱被他洗雪了。一个“暂”字，一个“偏”字说明他轻而易举地为乃父洗雪了奇耻大辱，并以此证实他的事功非其父所能望背的。贬父扬己的心态昭然若揭，得意洋洋的情态溢于言表！
第二例叫“父仇子报”。 贞观四年三月，北方各族尊李世民为天可汗；颉利可汗被擒送到长安，东突厥前汗国亡，北方为之安定。李渊闻讯叹道：“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
刘邦当年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陈平计谋才得以脱险，此仇刘邦未报。如今东突厥亡，乃父的仇报了。于是，太宗把太上皇请到太极宫，特意为他安排了一次亲贵聚会。
“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世民）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这场聚会名义上是庆贺父仇子报，实际上是要点明他即皇位，实乃天授。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第三例为“父卑子尊”。贞观七年十二月，太宗置酒未央宫。李渊命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咏诗，然后笑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李世民接着说：“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敢也！”
八百多年前，汉高祖九年未央宫落成，刘邦“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席间起而向太上皇敬酒，并奚落道：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史记》卷八）
刘父出身低微能当太上皇全仗刘邦拔擢。刘邦当皇帝后，对其父仍以家人父子礼相待。有人劝刘父：“天亡二日，土亡二帝。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刘父遂跪拜相迎刘邦。刘邦见状大惊下诏曰：
“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汉书》卷一下）
认为其父应有尊号，故尊太公为太上皇。唐人颜师古释道：
“太上，极尊之称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也。”（同上）
李世民明里批评刘邦，暗地却指责其父目光短浅，早该把皇位让给他了。李渊与刘父虽同为太上皇，实质截然不同。刘父的尊号系刘邦所封，而他的太上皇却是被迫而为，居所也从太极宫迁往弘义宫。
弘义宫原为表彰李世民“克定天下之功”而建，把乃父迁往那里，表面上的理由是那儿有山林胜景，实质上是弘义宫的规制在太极宫之下。李渊迁到此宫后就被软禁起来，失去了人身自由，任人摆布，遭人奚落，在百般落寞之中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大唐开国皇帝竟落得如此下场，实出乎后人的意料之外。
宋人朱熹认为，“唐有天下，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盖其源出于太宗。”（《近思录》卷八）
李渊晚景如此凄凉，李世民难辞其咎，责任主要在儿子一方。朱熹的指责不无道理，尽管不乏种族偏见。
清人吴楚材等也批评唐太宗“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纲鉴易知录》卷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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