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1月11日，他出生於浙江紹興；17歲中秀才；23歲中貢士；24歲中進士；27歲就成為了翰林院編修。而就在大家都認為他就此仕途無量時，他卻辭官回家鄉投入了教育事業，併為之奮鬥了一生。
蔡元培
他就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北京大學永遠的校長——蔡元培。
酷愛讀書，躋身翰林文苑
蔡元培1868年出生在一個商賈之家。他從小性情祥靜平和，喜愛讀書。1872年，蔡家就給蔡元培請了先生學習誦讀《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以及四書、五經，另外還有習字和對課兩門功課。對課是一種類似造句的文字遊戲，是寫詩作文必不可少的基礎，其富於變化的形式，對年少聰穎的蔡元培很有吸引力。以後的日子裡，蔡元培以他超強的求知慾先後學習了八股文，閱讀了大量書籍，學業根基基本建立。
蔡元培踏上科舉道路的引路人是他的六叔蔡銘恩，六叔是蔡家讀書登科的第一人，在紹興城內招徒授業，略有藏書，蔡元培跟隨六叔開始自由讀書，並開始學做散文和駢體文。1890年，蔡元培考中貢士，1892年，進京補試殿試，此後又經過朝考，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春，他再次赴京參加散館考試，被授為翰林院編修，至此，不滿28歲的蔡元培已經達到了當時讀書人羨慕不已的科舉高度。
正當蔡元培躊躇滿志打算一展抱負時，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割地賠款的奇恥大辱使得這個身懷抱負的青年重新思考問題，他開始接觸新學。蔡元培先後瀏覽了《日本新政考》、《環遊地球新錄》、《日本史略》、《盛世危言》、《讀西學書法》等等，此時站在中國傳統文化厚實的土壤上的蔡元培，遙望“西學新知”別有洞天，他的治學重心也漸漸偏離了經史辭章，而對新學新書產生了強烈的求知慾。
拋棄功名，推行新式教育
此時的中國，正是多事之秋，國勢日危，民族危亡的巨浪將蔡元培從科舉功名的仕途推上了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道路。當時，蔡元培與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譚嗣同關係密切，當看到“百日維新”如春夢一場宣告破產時，他痛苦而清晰地感到“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變，排斥須舊，故不能不情見勢絀。”由此，蔡元培看透了清政府的昏庸腐敗，對清政府不抱絲毫希望。1898年9月，而立之年的他毅然棄官南下，回到了紹興老家。
回到家鄉的蔡元培走上了教育救國的道路，應知府之邀，擔任紹興中西學堂總理。紹興中西學堂是一所由地方紳士捐資創辦的新式學校。堂堂翰林，居然做起一區區學校的校長，這在紹興城內不免引起一番議論。但在蔡元培心中，最緊要的事就是改變傳統私塾教育唯經是讀、唯經是尊的積習，使這所規模不大、學生不多的學校真正辦成能有益於民族的學校，不能徒有“中西”之名，更要有“中西”之實。
蔡元培大刀闊斧，全身心投入到他的新事業中。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聘任教員。在中學方面，聘請國學根基深厚的教員，還聘請了史學、詞學、蒙學等方面造詣較深的人才。在西學方面，他更是四處走訪網羅懂西文的人士，聘請為學堂的教員。
蔡元培克服了經費不足的困難，購置了一批實用書籍，創立了名為“養新書藏”的圖書室，意為培養新式人才。他親手擬定《紹郡中西學堂借書略例》，管理辦法的特殊之處，在於沒有條件進學堂讀書的向學之人也可以借閱書刊，無形中增加了受教育的人群。
日後成為北大校長之一的蔣夢麟就是當時這所學校的學生，他在《西湖》一書中這樣評價蔡元培領導下的紹興中西學堂：“教的不但是我國舊學，而且還有西洋學科，這在中國教育史上還是一種新嘗試。雖然先生解釋的很粗淺，我總算開始接觸西學了。”這個時候，只要是有益於我們的東西都可以採取“拿來主義”的信念，在蔡元培的思想裡深深紮根下來。
汲取知識，出國遊學圓夙願
1907年，39歲的蔡元培終於實現了遊學歐洲的夙願。他在駐德公使孫寶琦的幫助下前往德國柏林，入萊比錫大學學習。於不惑之年跨入德國，蔡元培對自己的需求一清二楚。無論是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總之，只要不衝突的，他都盡力涉獵。用他自己的話說，“如果是時間上不相沖突，我感興趣的課我都去聽。”他像海綿渴望水一樣的渴望知識、吸收知識。他先後五次到歐洲遊歷，為將來回國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積攢下足夠的養分。
1908年蔡元培在德國柏林
然而，在他留學德國的第五個年頭，1911年，他的革命摯友孫中山向已然腐朽的滿清帝國扔出了炸彈，為了響應辛亥革命，蔡元培回國了。此時的中國，正站在新舊兩個時代的分界點上，他自己或許都不曾意識到，他將站在新的歷史舞臺上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1912年，蔡元培與家人在德國合影。
出任校長，鑄就新式北大的輝煌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的北大校長委任狀。
黎元洪簽發的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的任命狀
蔡元培剛任校長時的北大，雖然已經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但其作為“皇家大學”的官僚氣與衙門氣依然濃厚。在教員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這些教師即使是不學無術，也受到學生巴結，以便日後自己當官仕途方便。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期
北大的這種腐敗名聲，蔡元培早有所聞，朋友們也勸他不要去，擔心他“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名聲有礙”，然而蔡元培內心裡已經下定決心，他給在國外友人的信中這樣剖白心跡：“吾人苟切實從教育入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而在國外所經營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事實上也是這樣，他一直都希望“教育救國”，通過整頓教育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革除舊習，倡導進步，使北京大學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堅。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發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長。蔡元培指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他要求學生從此以後，一定要抱定為求學而來的宗旨，“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
不拘一格延攬人才的“伯樂”
蔡元培認為要打破北大的舊習慣，不僅在改變學生的觀念，還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在“五四”時期和新文化的思潮激情迸發的年代，名貫中外的北京大學裡也成長起了無數的“千里馬”。他們進入北大之前的身份不盡相同，既有舊學根基深厚的老牌學者，也有剛剛學成歸國的青年新銳；既有政治上傾向民主共和的思想精英，也有留戀帝制、參與復辟，被視為“民國罪人”的國學名宿。
北大能夠接納和包容這些人，都得益於一位大德傳世的伯樂——蔡元培。正是蔡元培用他超凡的眼光和兼容幷包、不拘一格延攬人才的心胸氣魄，鑄就了新式北大的輝煌。
1919年1月26日，蔡元培（前左五）參加京師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前身）開館儀式。
他在教師聘任上採取的是“學詣”第一的原則，認為對於具有真才實學，教學熱心，有研究學問的興趣和能力的學者，則不管他的國籍、資格、年齡、思想傾向，都應加以聘任。根據這一原則對北京大學教師隊伍進行充實和整頓，一方面延請學有所成、富有聲譽的專家學者來北京大學任教，一方面辭掉了一些不稱職的中外教師。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選，但曾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過《究元決疑論》，對佛學有獨到見解，引起學術界注意，為蔡元培所賞識，被聘為北京大學的印度哲學教席，這可以作為北大聘人不拘資歷的典型例子。經過整頓，北大教師明顯表現出平均年齡輕，富於學術活力的特點。根據1918年統計，217個教員中，90個教授，教授平均年齡30來歲，對其中76人的統計顯示，50歲以上6人，35歲以下43人，像胡適、劉半農等被聘為教授時僅二十六七歲。
1921年8月，蔡元培率中國教育代表團到檀香山出席各國教育會
開創了我國大學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
蔡元培還大刀闊斧地改革了學校的一系列舊有體制。借鑑西方大學的模式，提出民主辦校、教授治校的原則，設立教授代表組成的評議會，為學校最高權力機構，改變了過去一切校務由校長說了算的狀況。在教育內容上，提倡融通文理，融合中西文化，重視學生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在招生制度方面，從1920年春天開始招收女生入學，開創了我國大學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
1920年，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由左至右）在小院門口合影。
由於蔡元培改年級製為選科制，學生可以自由選課。於是北京大學課堂的秩序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蔡元培注重校園文化，大力支持各種雜誌，扶植多種社團。進德會、新聞學會、平民教育演講團、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音樂會等都非常活躍。當時在北大旁聽並做圖書管理員的毛澤東，就是新聞學會的會員。這些社團的成員，如傅斯年、羅家倫、許德珩等學生中的活躍分子，後來在五四運動中都成為學生領袖。
1927年，蔡元培等創辦國立音樂院（今上海音樂學院）
“學界泰斗，人世楷模”
“九·一八”事變後，蔡元培主張抗日，擁護國共合作。1932年，蔡元培與宋慶齡、魯迅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積極開展抗日愛國運動。曾電救楊開慧烈士，援救許德珩等愛國民主人士，營救丁玲、朱宜權等共產黨員。
1933年2月17日，蔡元培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主要成員會見在上海訪問的英國作家蕭伯納。中立者為蔡元培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他逝世後，國內各主要黨派和團體以及要人名流紛紛致電弔唁。
毛澤東在唁電中譽其“學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來寫輓聯雲：“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以生動形象的語言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光輝偉大的功績。
北大校園中的蔡元培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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