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茗）二青會熊熊聖火，今日將穿越湖南的三湘四水，去體會“看人如伊呂，世似唐虞”的景象。當然，嶽麓書院之外，還有橘子洲頭，長沙水，武昌魚，岳陽樓。
山西永濟的鸛雀樓和和湖南嶽陽樓，就佔據了中國古代四大名樓的一半，王之渙的“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使鸛雀樓有了哲理的高遠，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讓文人士大夫有了行的操守和真正的目標。
這樣的思想高度，橫跨一千里，縱跨數百年，在中國古代交相輝映，以近乎完美的理想追求，質樸而無邪地表現出文人士大夫的理想與大同，與孔子的追求隔時空遙望。當時，孔子惆悵人才難得，天下難治。他說，治世與亂世的根本，就在於選賢用能上。親賢臣遠小人的國君越來越少了。堯帝聖明，才有五位賢才，舜帝勤勉，不過十位能臣。文王武王，千古帝王，能夠佔盡天下三分之二的疆土，也只有九位助手。
孔子的這段話，出自《論語·泰伯》。唐堯虞舜開創的聖人之治，包括文王、武王開創的周禮時代，無不是以人治而政治，以選賢而咸寧。從地理位置上講，堯的都城在臨汾，舜的都城在蒲坂，均是山西文化較為集中而深厚的地區。上古時代，以運城鹽湖為中心，隨著生產力的進步，歷朝歷代的國都才漸次走遠。
在孔子看來，天下賢達風雲際會，九官十二牧，師師濟濟，各效其能，僅僅就是圍繞這個區間和時間而已，天下很難再現先周時期的文治武功了。甚至孔子曾悲哀地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用現在眼光看，孔子所謂周公，就是國之棟樑或者幹臣，了心憂天下、不怕犧牲的愛國情操外，還得有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務實作風和敢為人先、奮發有為的時代精神。作為孔子的精神偶像，周公以三千人一大朋，成就文王理想和武王大業。孔子認為，天下再也找不到“有臣三千惟一心，為朋之多且大”這樣得集體了。
但後世將這個機會給了湖南。天下也就只有湖南人，自負而豪邁地敢在其最大的思想交匯處懸掛“惟楚有才於斯為盛”的牌子。
長沙湘江畔的嶽麓書院，從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開始，歷經千年而絃歌不絕，學脈延綿。這塊令湖南人驕傲了幾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歷史上嶽麓書院共培養了17000餘名學生，翻開花名冊，哪個不是中國社會歷史進程間的中流砥柱？
湖南嶽麓書院的成就，來源於人文自信和信仰的深層力量。在歷史記載中，九嶷山，就是舜帝渡劫飛昇的地方。對舜來說，湖南風光秀美，景色旖旎，算得上等歸宿。但對天下百姓，無不是一場悲痛之舉。舉天下之大，舜帝選擇湖南作為生命的歸宿，是必然的選擇還是偶遇的成功不得而知，但又給予湖南與山西共同的追求。
唐代元和二年（807年）永州發大水，永州刺史馮敘祈晴，鸛雀樓下目視高天的柳宗元，親自撰寫了那篇後世作為範文的《舜廟祈晴文》，並隨行至九疑祭舜。就晉湘兩地的舜帝信仰民俗而言，在民眾的舜帝崇拜心理下，舜帝傳說和信仰習俗的互動構築了舜文化中一個內涵豐富而深刻的層面，同時以信仰的張力，幫助人們擺脫精神上的衝突，暗助人與自然界和社會中的災難對峙。
舜帝信仰成為南北方民眾精神疆域中的一種博大而切實的存在，統一到依靠神力、以求生存這一大的信仰文化主題上，從而形成區域性民間文化的整體形態。同時，晉湘兩地的舜帝信仰習俗對舜帝傳說的強化和催生，完成兩地互通互融的序幕。
不能不說，在舜帝的巨大示範效應影響和道德標準感召下，兩座高樓儘管遠隔千里，不存在於同一時代存在，但卻以近乎完美的追求和理想，用最原始和樸素的形式完成了高難度和高水準的交叉。比如柳宗元在九嶷山下創作的《捕蛇者說》、《黔之驢》以及《臨江之麋》的三戒作品，大斥民生之苦，用事實的行動踐行著“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政治抱負和文人操守。
更深層次的重疊卻是在民間，雙方百姓都用最樸素的信仰和感情，以鸛雀樓和岳陽樓所體現的人文情感和思想追求，尋覓上古帝王和聖人教化下的治國韜略和民生慰藉，或者更有捐軀國難大無畏的英雄主義的悲劇色彩。
三次長沙保衛戰，中國軍隊陣亡、受傷和失蹤的將士達93944人，但卻斃敵寇11萬餘人，有力地保衛了湖南廣大地區和我國西南大後方的安全，穩定了湖南局勢，並使之成為支持全國長期抗戰的重要基地。
此時山西同樣悲壯。在山西平陸，以中條山戰役中，最後的國民黨八百名軍人在日軍合圍下，面向黃河跪拜，高唱“兩狼山，戰胡兒啊”，投身黃河取義成仁。在遼縣，日軍對太行抗日根據地發動瘋狂大“掃蕩”，左權指揮部隊掩護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等機關突圍轉移時不幸犧牲，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犧牲的最高指揮官。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世上再沒有什麼犧牲能體現在民族危亡時的愛國情懷了，湖南精神也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在那段悲壯而英雄的年代裡，山西、湖南與全國掀起的抗戰高潮，支撐著著中華民族的尊嚴傲然屹立。“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每個中國人冒著必死的決心，驅除韃虜，完成中華民族抗日的最終勝利。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湖南人精神，當然也是山西精神，更是中華民族的精神。
如今，國泰民安，龍騰盛世。在山西鹽湖和湖南九嶷山，均形成了政府主導下的大型公祭活動，幾乎不謀而合地亮出根祖文化的大纛，進而演變成對物質世界的重構和發展以及對精神需要的感召。由信仰而文化，由文化而經濟，由經濟而合作，這是水到渠成的演變，當然也是歷史的必然。（原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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